2月15日，最高检召开“做优新时代刑事检察”新闻发布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孙谦表示，在追诉黑恶犯罪方面，检察机关严格依法、认真履职，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先后依法起诉了“云南孙小果涉黑案”“湖南杜少平等人操场埋尸案”“海南黄鸿发涉黑案”等一批危害后果十分严重、社会影响极为恶劣的案件，五年来共起诉黑恶犯罪4.2万余件，起诉黑恶势力“保护伞”3600余人。
如果最近在追大火的电视剧《狂飙》，应该会对其中的“保护伞”有所关注。在剧中，包括临江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何黎明、京海市市长赵立冬等在内的个别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高启强领导的黑社会团伙“强盛集团”，也正是伴随着这些“保护伞”的打破，走向了彻底覆灭。
现实中的“保护伞”作恶也不遑多让。自2018年中央部署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各级检察机关起诉黑恶势力“保护伞”3600余人，在这一组看似寻常的数据背后，既说明了黑恶势力与“保护伞”勾连之紧、卷入之深、牵涉之广，也折射出党中央、司法机关破除“保护伞”的坚定决心。
虚构的情节，也是真实生活的剪影。当初，《狂飙》剧组在拍摄过程中，得到了中央政法委的大力支持，得以阅读许多鲜为人知的卷宗，获悉诸多惊心动魄的案情，这些成为电视剧的“真实土壤”。翻看近年来的报道，也是如此，黑恶势力越是猖獗，为祸一方，“保护伞”就越是暗流涌动。
以震惊一时的云南孙小果涉黑案为例，一个多年前因作恶多端被判处死刑的恶棍，在“保护伞”庇佑下，摇身一变“复活”成为夜场“大哥”，继续干着开设赌场、放高利贷、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罪恶。政法机关深挖背后的“保护伞”，对该案涉及的一百多名公职人员，给予党纪政务处分60人，组织处理50人，谈话提醒22人，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19人。在其他扫黑除恶案例中，也大都有“保护伞”为恶的踪影。
扫黑必须打“伞”，但想要破除“保护伞”，并非易事。在电视剧《狂飙》中，以安欣为代表的政法干警经过长期努力，甚至付出了生命代价，才使正义得到了伸张。在现实中，审视曝光的案例，“保护伞”大都隐藏较深，并不出头露面；往往采取不法手段，包括通风报信、包庇纵容、阻挠查处、开脱罪责、打击不力、枉法裁判等等，在职务权力的掩护和遮蔽下，打黑破“伞”阻力重重。
之前，媒体披露的广西查办“警伞”第一枪，担任广西玉林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的李庄浩，从警四十年，随着职务升迁，迷失了初心，纵情声色犬马，被黑老大拉下水，成了“保护伞”。面对具有很强反侦查能力的对手，办案人员多方查找证据，方才击碎李庄浩侥幸心理，实现了办案突破。
还应看到的是，“保护伞”滋生和蔓延，带有权力膨胀、权力寻租的先天基因，与黑恶势力共容共生，“根治”起来殊为不易。在《狂飙》中，安欣也说，“抓一批判一批，肯定是有效的，就是反正走了之后嘛，可能还会再长出来，雨后春笋。”平心而论，运动式的打黑破“伞”，并不能真正彻底清除“保护伞”。
是以，打黑破“伞”需要打出更有力、更深入的组合拳。有伞必打、除恶务尽，无论是谁，无论职务有多高，只要是“保护伞”，必须依纪依法严惩不贷。挖根除弊、正本清源也要不遗余力，在有效制约权力运行、构建严密制度堤防的同时，还应开展常态化的警示教育，释放一严到底的强烈讯号。如此久久为功，扫黑除恶才会巩固和拓展战果，社会才能去除毒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