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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商帮之首——晋商、徽商,是如何一步步兴起壮大的?

   发布时间:2023-02-05 19:09     浏览:679    
核心提示: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兴起大量的商帮,而最著名的莫过于晋商和徽商,他们是商帮之首,史载:四川隆昌、荣昌、内江一带盛产夏布,为朝鲜族喜穿之衣,中国人畴昔也有穿者。经营此业者,均多山西中区人。晋商的走西口汇通天下,徽商的徽骆驼绩溪牛都为中国历史添上了一笔独特的风景。社会环境、地理位置、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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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兴起大量的商帮,而最著名的莫过于晋商和徽商,他们是商帮之首,史载:“四川隆昌、荣昌、内江一带盛产夏布,为朝鲜族喜穿之衣,中国人畴昔也有穿者。

经营此业者,均多山西中区人”。晋商的“走西口”“汇通天下”,徽商的“徽骆驼”“绩溪牛”都为中国历史添上了一笔独特的风景。社会环境、地理位置、物产资源、文化背景和自身修养都是其兴起的必要条件。

社会环境造就的商帮

一个商帮的兴起主要取决于它的社会环境。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统治者政策的开放程度、地域文化甚至当时人们的思想都是潜在的因素。而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国家对商人的宽松政策都促进了晋商与徽商的兴起与壮大。

1、文化传统的影响

在春秋战国时期山西就是商业枢纽,史载:“居天下之中,而又为都国诸侯所聚会,故能绾毂东西南北,成为中原商业枢纽。”有大量的著名商人,例如战国时期的范蠡,重农抑商对当地人的影响偏小,重商风气较重。

而徽商由于徽州位于沿海地区,对外开放,思想较为开明,再加上徽州是程朱理学的发源之地,徽人受“士商异术而同道”的影响,不会歧视商人。晋商徽商的文化传统为其兴起提供了理论基础。

2、商品经济发展

宋朝经济发展,打破时间与空间上对商业的限制,到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继续发展,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再加上由于明朝生产力的发展,他们生产的产品除去自己需要的,其余的便用于商品买卖,这为晋商徽商提供了商品基础。尤其是沿海地区,对外交流频繁。

3、国家宽松的政策

中国历朝历代都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但是明朝重农抑商政策相对减弱,商人身份有所提高,重商风气形成,导致从商的人数增加,为商帮的形成提供了人文条件。

史载:“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贸易”由此可见,明朝时期,重商风气盛行,百姓多为从商,而晋商更是信守“宁商而不仕”。

另外,史载:“今天下盐商不止数万家,天下盐店不止数万处”可见政府对于盐的政策也相对放松,更有史记载:“宜按地里远近,……令各商运盐分投其地,有司责土商转卖”有政府规定,国家也会放适量的盐在民间,让商人自行买卖获利。

晋商徽商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对地区发展模式、区内人口谋生手段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古人云:“追本溯源到最后,仍然是地理因素。”可见地理环境的重要性。而晋商徽商独特的地理环境为其成为商帮做出了巨大的帮助。

1、独特的地理环境

无论是地处山西的晋商还是位于徽州的徽商都受到恶劣的地理环境的困扰。山西位于黄土高原,虽说是中国发源地之一,但是由于明清时期人口增长,大量开垦,使得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时常面临水旱灾害,农民种植农作物收成少的可怜,再加上还要缴纳的税负,农民基本上没有剩余的粮食。

辛辛苦苦劳作一年,结果没有多大的收成,一遇到灾荒,百姓只能流离失所,史记:“晋俗倍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满,田不足耕。”最终晋人选择弃农从商。

山西特殊的地理位置为其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他北边靠近蒙古,是中原地区与蒙古以及中亚、北非交易的要冲,这里是蒙古高原游牧经济区和中原农业、手工业区的中介地带,被称为“路当孔道”,沿途还有政府军队驻扎,防止了蒙古军队的抢劫等,利于晋商的长途运输。

除此之外,因为有庞大的军队驻扎,晋商的商品自然也就有了销售之处。而且由于山西地理位置特殊,成了南北方商品交换的场所,晋商有了广阔的市场。

徽商虽然位于皖浙赣三省交界之处,没有水土流失这些问题,但是地理位置偏僻,群山环绕,有人曾对徽州评价曰:“七分半水半分田,”更有史载:“盐邑地狭人众,力耕不足糊口”可见徽州的地理环境对农业生产限制很大,导致徽州一部分人只能选择另寻出路,最终走上了经商之路。

徽州的交通更是为其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徽州东边与江苏、浙江为邻,北边连接着山东,所以徽州又是承接沿海发达地区经济辐射和产业转移的前沿地带,西部是有湖北、河南,南方是有江西,具有独特的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区位优势,这些都是徽商开辟广大市场的机遇,也是徽商兴起的地理原因。

2、自然资源的推动

晋商徽商所处的地理环境虽然恶劣,但是自然资源却是极其丰富的,就晋商来说,位于山西,著名煤炭铁资源大省,铁矿资源丰富。

山西的官办冶铁所就有五个,有史记载:“大同十一州县军民、铁器耕具,皆仰商人从潞州贩至”,除了铁之外明朝时期主要就行盐引买卖,更何况“近水楼台先得月”,山西靠近北方市场。

史载:“晋地其南境解州有盐池,唐虞以来,号为利薮”。沿线的人们见获利颇丰,纷纷走上了经商的道路,加入晋商,使得晋商越来越壮大,最终成为一个商业大帮。

徽商地处华东地区,人口密集,眼见晋商因为盐引获利,徽商也不会放过可以赚钱的好机会,虽然徽商没有晋商的丰富盐资源,但是两淮的盐场运司设置在扬州,扬州距离徽州较近,所以徽州不畏艰险,进行盐引经营。

史载:“《传》之所谓大贾者……皆燕、齐、秦、晋之人,而今之所谓大贾者,莫有甚于吾邑。虽秦、晋间有来贾淮扬者,亦苦朋比而无多。”可见晋商壮大。

微商除了盐引商机之外,还看到了农桑产业和森林资源,据史记载:“洪武初,潞州大县桑八万余株,至弘治时几万余株”徽商大量种植桑树,发展丝织品,当时对外贸易发达,我国的丝织品扬名海外,在国外更是大受欢迎,徽商看到了商机。

由于徽州四面环山,森林资源发达,“高山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茶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海外都是大受欢迎,而且茶属于奢侈品,价格不菲,利益颇多;“休宁山中宜杉,土人稀种田,多以种杉为业”,徽州的“文房四宝”也是闻名全国,需求也大,促进了徽商发展壮大。

晋商徽商的自我调整

经商最忌讳墨守成规,不守信用,而晋商徽商的强大离不开他们对自身组织进行的不断创新与自身坚守诚信,使得市场越来越大。

1、调整资本组织结构

因为加入晋商的人数越来越多,商帮越来越大,所以需要分配利益才能保证商帮继续进行。而晋商选择进行股份合伙制,晋商凭借入股方式把分散的、不同人的生产要素集中起来,统一使用,合伙经营,对经营所获收益按股分红。

为了公平与减少内部摩擦与矛盾,晋商制定合约,明确的规范股份收益等。在合伙制下,如果合伙人是以出资的情况加入便叫做“银股”即资本股,而没有资本,选择出人力的叫做“人身股”。

例如掌柜和伙计的分红利益则根据他们业务能力的强弱和资格形成,“资本股”和“人身股”这两种不同性质的资本是晋商独特的资本组成形式。随着经营方式的不断发展与成熟,到后期,晋商进行重新规定,适应经济的发展,也使得晋商越来越大。

徽商的融资方式则与晋商不同,徽商比晋商更加自由,融资来源更加广阔。徽商不再只是单纯地投入资本或者加入人力,徽商还可以以借款的方式获得资金,徽商通过不同方式的融资、筹资以此来降低风险。

2、商帮自身的精神

晋人因为当地的地理环境的困境,不远万里背井离乡,在外风餐露宿的,但是这些都没有打倒他们,反而成就了历史上有名的商帮。

晋人艰苦奋斗,不怕吃苦的精神是其成功的主观原因,当时有民谣:“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虎口海心抖。”

足见其贩运途中的艰辛,他们凭借自身自强不息的精神克服水土不服,克服生活习惯的不同。

除此之外他们的诚实守信也是晋商兴盛的关键,俗话说“诚信走遍天下,无信寸步难行”。再加上晋人把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当做做人做事的标准。

徽商亦是如此,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徽商自身文化素质较高,从而使得徽商的声誉越来越好,扬名万里,促进徽商的壮大。

总结

明清时期商业发展,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商帮,而晋商徽商作为明清时期最大的两个商帮,他们的兴起、壮大都不是偶然,都是社会环境的促使以及面临的恶劣的自然环境作为催化剂而综合而形成的,再加上丰富的物产,优越的地理位置,悠久的历史传统都使得他们兴起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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