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在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之中应该留下浓厚的一笔。得益于边境政策以及丰富的盐矿资源优势，让晋商逐渐成为当时新兴的商人阶层，富可敌国。
晋商的兴衰史，既是一部经济史，也是社会政治和文化史。今天，让老唐从晋商的历史中，给大家展现一出中国的社会历史变迁。
说到晋商，最常用的一个词便是“富可敌国”。
史书有记载，晚清时期，广东巨商刘学询，暴富后在广州西关荔湾建起一座极度奢华的“刘园”，号称“刘三国”，即“文可华国，富可敌国，妾可倾国”。
但在当时的中国，像他这样的商人，在晋商面前只是一个“弟弟”。当时晋商控制了北方商业，徽商主导了长江下游的商业，这南北两大商帮才是明清时代真正“富可敌国”的群体。
晋商的富有，如果你来到山西，看一看山西大院就可见一斑。
反映的，不仅仅是晋商致富后留下了的深宅大院，这些院落慢慢形成了明清时代中国北方的金融中心。
举个例子，太谷曹氏，从明末创业，发迹于顺治时期，鼎盛于乾隆、道光年间。前后八代人，商号发展到600多座，拥有白银1200万两之多，底下掌柜、伙计将近4万人。
众所周知，山西本地出产不多，靠着基本生活资料及“傻大黑粗”几类商品，如何崛起为帝国商人的？
晋商崛起的关键就是：盐。
盐，作为一种人人必需的商品。晋商历史研究者普遍认为，晋商群体的形成与明代的“开中法”密不可分。
首先，官府鼓励商人将粮食、马匹等军需物资运送到辽东等边境地带，然后凭此取得盐引，官府准许他们将盐运销到全国各地。
而山西，在地理上更接近辽东等边境，此外运城等地还有盐池，产出上好食盐。
于是晋商依托这一政策，开展大规模粮食等物资贸易，同时交易盐，慢慢地积累起庞大的资金。
明万历六年，相关盐课、盐税等银共100余万两，占当年总收入367.62万两的27%，是最重要的税源。
《清代旅蒙商述略》中记载到：明代的晋商主要从事的仍是传统的官盐特许经营，类型比较单一，但清军入关给他们带来了重大历史契机，不仅因为清朝对蒙古等边疆地区的强大控制给商人提供了更多发财机会，也因为晋商和清廷实现政商勾结，“商通过贸易，又对这些地区进行经济抽血，再以股份红利、捐税等形式，把一部分养分输送给居于上层建筑的统治者”，这种信用凭证就是所谓“龙票”。正是在清代的晋商身上，传统的“官商勾结”取得了“最深刻、最广泛的结合”。
到了清朝通过出兵以及生活需求，都让晋商捕捉到了大量的商机。
清朝对准噶尔的战争，以1715年为例，清军兵力5.9万人，标准是放到现在约合28.6斤粮食/每人每月。当时米价约每石0.72两，加上运费，晋商范毓馪向朝廷的报价为每石0.9两，而运到前线却要40多两，运费是超出货物本身的价格44倍！
晋商不仅做生意，还在当地社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许多很多晋商店铺的字号作为地名一直沿用至今，“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
依托这些商业网络和财富，晋商垄断了票号、钱铺等金融业的汇兑、银行业务，以北京为中心，辐射华北、东北、西北及华中等地。到1905年清末，北京金融业的店铺一半都是由晋商经营的。民国“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就是晋商出身。
晋商和朝廷关系紧密，他们有赖于朝廷，有意识、有能力通过结交朝廷要员，间接干预国家决议，制定出有利于他们的政策。
1492年户部尚书叶淇盐政变法，由开中纳粮改为折色纳银，这样晋商的地理优势将不再显现，无法获得更多的利益。
这给了晋商明显震动，他们逐渐察觉到，如果“朝中无人”，只能捐官买官，顶不住国家政策的变动，竞争对手的打击，于是他们开始鼓励子弟读书从政。
但是显然，晋商意识到这些已经太晚了。
其实晋商财富的积累、增长，都与国家密不可分；也正因此，到了近代中国国运衰退时，他们也逐渐没落了。
先是太平天国运动对晋商当头一棒。虽然太平天国运动没有攻入山西，但因“官商一体”大格局下，朝廷的任何支出，这些没有根基的商人无异是最好的“提款机”。
咸丰三年，任广西道监察御史的山西朔州人章嗣衡上奏，一一列出晋商的财富：“山西太谷县孙姓，富约两千余万；曹姓、贾姓富各四五百万；平遥县之侯姓，介休县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介休县百万之家以十计，祁县百万之家以数十计。”
最终，在这场战争期间，各地商人捐款白银3000多万两，其中晋商捐款达37%，1100多万两，属全国之最。
晋商虽然富有，但由于前期社会地位不高；晚清时稍有改善，但却开始衰落。
据《清稗类钞》记载：“咸同以前，缙绅之家，蔑视商贾。至光绪朝，士大夫习闻泰西之重商，官商始有往来，与为戚友。若在彼时，即遭物议。”
晚清国力下降晋商大受牵连，光绪十七年，建筑豪华，包括院落26座、房屋218间、面积11728平方米的高家崖堡，仅以964两纹银，易主他姓。
更严重的打击就是辛亥革命，宣告了清朝的灭亡同时，晋商各大票号“昔之以豪富自雄，至时悉遭破产，变卖家产及贵重对象以偿还债务，不足则为阶下之囚，受缧绁之辱”。垄断外蒙贸易的晋商三大号一蹶不振。
又过了几年，外蒙独立，对晋商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从此开始没落。
晋商的没落开始了。
除了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外，晋商衰落是因为晋商原先的成功，以使他们高度适应和依赖国家特殊政策与需求，结果自己与国家利益捆绑的更深。当局面出现重大变故时，晋商没有其他选择来对冲这些风险。
就像前些年的全国资源转型，高度依托煤炭资源的“煤老板”们，因没有及时转型，到现在还没缓过劲来。山西的经济，目前在全国，想当初，而现在，不说也罢。
反观到清末民国初期，随着局势逐渐明朗，发展起一批能灵活适应政策形势，崛起于东南沿海、积极对接海外贸易网络的商人群体，特别是浙商（宁波商帮）和闽广商人。
最终，真正的经济竞争，已经不是一小群商人所能把持、掌控的了，而取决于当地市场体系的发育完备程度。再精明的晋商也将无法逆转这样的时代变迁，因为这归根结底已经是一场游戏规则完全不同的竞争了。
晋商，就此没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