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和徽商是明清时期中国最大的两大商帮。晋商为十大商帮之首，商号曾遍及全国各地并波及日本、阿拉伯、东南亚。他们雄霸国内商界500年之久，创造了不朽的辉煌。
在明代以前，我国商人的经营活动，仅处于单个而分散的状态，没有出现具有商业特色的商人群体，也就是说，有“商”而无“帮”，自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商人队伍日渐壮大，各地先后出现了一些商人群体――商帮。
商帮是一种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和乡谊关系为纽带，以会馆会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场所，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商帮的萌芽形势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亲缘组织――商人家族。由亲缘组织扩展开来，便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地缘组织――商帮。
商帮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它们为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自然条件较差，天寒地瘠，地物鲜少，生存艰甲一方则是有史料依据的。著名思想家龚自珍就曾以“海内最富”四字来指称山西。咸丰初年，山西晋中地区家产逾百万者多达数十家，时人估算其额过亿两，比清政府的国库库存量还多。
晋商兴起于明初，因当时北方边塞大量驻军，明朝朱元璋实施“开中法”。“开中法”即商人为边塞军士运输粮食，凭此交换朝廷的盐引，再凭盐引到指定盐场和指定地区贩盐。由于盐是专卖品，获利颇丰。晋商抓住这一商机，以地缘优势，借“开中法”捷足先登而兴盛起来。
凡是麻雀能飞到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
晋商所到之处，均设庄贸易，无怪乎东北“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内蒙“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青海“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
山西自宋元以来，逐渐在民间形成了一种“以商致财，用财兴业”的创富之道，也就是通过经商获得金钱，然后置房产买田地，再以土地出租和放高利贷、经商获取收入，以其商业收入发展商业和金融业，建立以商业为始点的价值循环和增殖过程。
“儒为名高，贾为厚利”，儒与贾追求的目标大相径庭，然晋人则认为儒贾相通，“商而优则仕”“仕而为商”，因而有了“皇商”“官商”之称。山西晋号创立后，晋商为朝廷代垫代办汇兑军饷、筹借汇兑抵还外债、代理部分省份的财政金库等。按照朝廷的规定，晋商捐输银两换取荣誉官职，由商入官，凭借官商结合的特殊身份，他们不仅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也获得了别的商人无法得到的商业机会。
官商勾结，或者以商附官，或者把商变官，晋商获得了官方强有力的庇护，但是其后果也是灾难性的。当武昌炮响，清政府土崩瓦解之后，晋商的靠山轰然坍塌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国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晋商的衰败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