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1、只有恢复企业家的信心，发展壮大民营企业的发展，才可推动经济的恢复
2、发展民企要破除思想上的障碍
3、要扭转舆论上的偏颇
4、要破解市场要素分配的不公平
5、要依法行政，打破市场壁垒
6、要遵循企业“竞争中性”原则，解绑国企防弹衣
三年抗疫，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影响。2022年四季度，我们的GDP预估将负增长1%，2022年全年的GDP增长幅度，预估远不及年初5.5%的经济发展目标，只有2.1%左右。在亚洲11个主要经济体中，属于较低的范围。
因此，如何修复市场，恢复经济，成为最近人们讨论的热点。而绝大多数的意见都认为，只有恢复企业家的信心，发展壮大民营企业的发展，才可推动经济的恢复。
新年伊始，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赵辰昕也表示，2023年，我国将继续打破各种形式的市场准入不合理限制和隐性壁垒，推动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战略，加大对民营企业纾困帮扶力度和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力度，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在赵辰昕的表述中，我们应该注意一个很特别的用语，就是“继续打破”。这个用语，意味着发改委承认了对民企的限制和隐性壁垒是存在的，而且由来已久，否则何谈“继续”，为何要持续用力呢？
实际上，不仅疫后经济复苏，我们必须依靠民营企业。在中国面临的用工成本增高、老龄化加重、自然人口进入负增长、全球供应链重构等新变量的挑战之下，我们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国市场经济的创新和产业升级，关键也在于如何发展民营企业。
但现在关键的关键是，我们应该如何恢复企业家的信心，持续用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呢？
一要破除思想上的障碍
谈到我们对民企的思想障碍，和认知缺陷，很多人总是往“民企就做不好大项目，民企就会一味钻营图利，民企就会不注重质量”等细枝末叶的问题上扯棉花。
其实，根源性的问题还是出在我们的指导思想上。我们一直依据一百多年前德国的马克思对当时资本主义并不完全正确的认知所写出的资本论来看待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
虽然我们在宪法第六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第十一条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但我们在大学和中学的政治课本上，一直在向学生反复灌输“资本是贪婪的、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反市场经济、反民营经济的理论与认知。这也是一年来司马南之流狂批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能够呼应者众的主要原因。
与此同时，这些年我们对待民营经济的政策也一直琢磨不定。经济形势向上的时候，我们抓国企的壮大和发展，推国企入股民企。寻找民企的问题，萧整民营企业家。经济形势向下的时候，我们避而不谈国企的责任与担当，反复强调民企要参与国家重大战略，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民营企业家要勇担新时代使命任务，齐心协力推动中国经济航船行稳致远。
存在这些问题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资本论在政策制定者思想中潜移默化的影响超越了《宪法》的现实影响。只要这个本质的思想障碍不根除，市场经济就难以持久发展，民营经济就无法健康续航。
二要扭转舆论上的偏颇
最近这些年，鼓吹国有企业重要性的人越来越多，声音越来越大。这股改革逆流，甚至已经影响到权威媒体和权威机构对国有企业的客观评价与判断。正是因为舆论场上“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的顶梁柱”、“国有企业是中国社会的压舱石”、“国有企业才是国家的亲儿子”又重新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导致这些年的民企又开始过得愈加艰难。
而民企发展受阻，体制内求职成为香饽饽，导致民企失业率增加、灵活就业人员剧增、经济增长减速，居民消费疲软，再一次用惨痛的事实警醒我们：国有企业原本是一种高度逆市场化的东西，被很多国家的历史所证明的低效的腐败的东西，是四十年前我们就已经讨论清楚决定要改革的东西。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实现祖国的富强，给人民带来生活的繁荣，最后依靠的，还是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发展。
我们都无法否定，民营企业在我国经济建设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民营企业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另有25%为外资企业创造），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另有近10%为机关事业单位），以及90%以上的企业数量。
对比民企90%以上的企业数量，80%以上的就业，国企的企业数量不到10%，容纳的就业不到10%，创造的技术成果不到5%，怎么就成了我们的顶梁柱和压舱石呢？
三要破解市场要素分配的不公平
市场要素包括劳动力、资金、商品、信息等。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公平分配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要条件。从1978年改革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至今已历时45年，在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公平分配方面，仍然被法律、政策、潜意识所割裂、阻碍和破坏。
比如在劳动力方面，由于政策给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的劳动力风险定价远远高于民企，导致最优质的劳动力总是优先流向体制内。2021年，体制内人均工资收入11.46万元，但私营企业、个体户和灵活就业人员人均工资收入仅4.74万元。而大家都心知肚明，维持体制内远高于民企风险定价的资金，主要还是来源于民企的税收。
比如在资金方面，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困扰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国企大多可以直接融资，4500万户民企中，只有万分之一的顶尖民企可以直接融资。目前我国民营企业过度依赖间接融资，绝大多数中小微企业无法通过股票或者债券市场筹集资金。
即使在间接融资中，流入民企的资金与民企的产出占比也严重失衡。2021年末，全国企事业贷款余额122.7万亿元，其中民企贷款余额52.7万亿元，占43%，年化利率为5.6%；国企贷款余额70万亿，占57%，利率3.8%。这些数据意味着，我们在资金要素流动中，对民企存在严重的歧视，非市场化的资金分配存在严重错配，资金价格存在严重的扭曲。
比如在商品方面，我们不仅对商品要素的自由流动未持续放松，反而逆向收紧。大多数的上游资源都控制在国企手中，民企难以染指。一些重要的商品与服务项目比如烟、盐、移动网络通讯等，禁止民企参与，为国企构筑了护城河。
在信息方面，我们以信息安全为理由，对民企开放的信息资源更少。许多由民企创造的信息资源，民企也因此失去支配权。民企与国企在信息资源分配上，差异巨大。
四要依法行政，打破市场壁垒
我国现有的法律中，并无显性的国企、民企的法律性差异。但在政府制定经济计划、实施产业政策、落实投资项目、公共支出招投标，包括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等方面，国企都处于被保护的优先地位，对民营企业设置了各种各样的“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
比如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家发布了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实施了4万亿元投资。2009年新增的近10万亿贷款，以及补贴、税收优惠等大部分都给了国企。国企不仅在能源、原材料、金融、交通、通信等行业保持了支配地位，还利用其融资优势向房地产、商业、旅游等充分竞争的领域扩张，不断挤压民企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前几年引发争议的“国进民退”的现象，虽然明面上不许争论了，但实际上成为一种趋势。据同花顺iFinD统计， 2021年A股市场共发生1945起公司并购事件，其中640起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并购民企，占比为33% 。2018年-2021年期间，A股市场共有151家民营控股上市公司变更为国资控股。这当然有悖市场化改革的方向。
要提振民企信心，鼓励民企投资，推动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战略，关键在于依法行政，按照“非禁即入”“非限即入”原则，破解各种有形无形的“进门难”，为民营企业发展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
五要遵循企业“竞争中性”原则，解绑国企防弹衣
作为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推动“竞争中性”原则的主要力量，欧洲、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在双边、区域、诸边等多个层面将“竞争中性”原则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比如《美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及后继的《美墨加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等，特别是TPP是迄今为止对国有企业“竞争中性”问题规定最为详尽的自贸协定。这些双边、区域、诸边的规则大概率将构成日后多边规则的基础。
我们已经加入的WTO，要求成员国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保持“竞争中性”。正在谈判的中欧投资协定等双边投资协定（BIT），也约定了包括确保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之间公平竞争的条款，或专门提到“竞争中性”原则。我们参与区域经贸或投资协定的谈判，都无法绕开涉及国有企业“竞争中性”的条款。
国际性的投资与贸易“竞争中性”规则体系，要求产业补贴和国有企业补贴需遵循市场经济一般规则，以便为第三方的工人和企业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
20年前，我国对WTO的相关承诺就包含了国企的“竞争中性”改革。起初我们也以硬化预算约束的方式推动了国有企业的改革。但近年来改革进程回溯，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问题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重塑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供应链的重要诱因。实际上对于我们自己而言，解绑国企防弹衣，建立“竞争中性”规则体系，才是恢复民营企业家信心、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定心丸。
【作者：徐三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