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晋商大规模走私关外，有的甚至连武器盔甲都出售给了满清。明廷难道一点都不知道吗？势力庞大的就有八家，势力稍小些的何其多。参与的人越多，保密性就越差，何况这种大宗交易藏也藏不住。
明廷知道吗？知道，知道的一清二楚，因为这些晋商都是朝中权贵的狗腿子。部分明穿文认为杀光晋商就能杜绝走私，这是异想天开。杀几个大家族的外院管事不会对这个家族有太大影响，同时又得罪了人家。穿越过去不论是从政还是从军，动了晋商就不要想着在体制里混了。砸了人家的碗，文官武将，勋贵藩王和太监会达成一致齐力打击，砍头都是轻的。
晋商走私不存在千里迢迢把粮食运到辽东这种玄幻剧情，那非赔得裤衩都当了不可。他们和后金的贸易方式，是后金“遣人来口市易”，后金的人套着蒙古喀喇沁部的马甲，到张家口去贸易，长期往辽东运粮那是不可能的。
山西商人在明朝能崛起，就是靠着边关贸易，供应军需，贩运食盐。而这种贸易是严重依赖封建特权的，比的不是谁更会做生意，比的是谁会舔，谁舔得皇帝和权贵开心，谁就能拿到盐引，谁就能发财。
成化年间，万贵妃的族人肆无忌惮地倒卖盐引，连太监手上都有一大批盐引。弘治年间，明孝宗的姥爷周寿，两个小舅子张鹤龄、张延龄，表叔孙铭等人，动动嘴皮子就从皇帝手上拿到大把的盐引，转手一卖就是暴利，甚至利用漕运船只公然贩卖私盐。正德年间，太监王瓒、崔通去南京，张口就要一万两千引，南京官府不肯足数支给，正德皇帝还很不高兴，这么看来，到底是谁要走私还不一定呢。那些家财万贯的豪商，都是这帮人的狗而已。
有明一朝，藩王一直是贩卖私盐的大户。“辄假钦赏钦赐名色，附带私盐，漫无纪极，横行江湖，侵夺货卖，公法大坏，奸弊日滋，官盐阻滞，商人不应，皆是故也。”而且运输王府食盐的车船脚夫还得沿途官府提供，地方官府出钱出力，保着王爷们大摇大摆地走私。早期危害还算有限，亲王食盐三百引，每引二百斤的规矩还能执行，但这个数已经很离谱了，把他们全家都腌上也用不完，不走私才有鬼呢。
明万历朝优待潞、福、瑞、惠、桂这五家亲藩，任由他们肆意败坏盐政，可这个口子一开，其他藩王有样学样，有的藩王动辄一讨盐就是一年一千引。晋、代、肃、庆、韩五藩地处边塞，一直有特殊的食盐供应，甚至和军队食盐供应相关，比如说韩王从宁夏镇支盐，肃王从延绥镇支盐，这里面能没有猫腻吗？
就拿边塞的藩王来说，初代代王朱桂就以“纵戮取财，国人甚苦”而闻名，在大同称得上无恶不作。在和周边势力的关系方面，有肃王朱楧受别失八里哈密进贡，晋王朱济熺与西番乌思藏交，连进贡都敢接受，区区走私又算什么。
“各边兵马数目报户部甚多，报兵部甚少，户部只据边册给发。又各边原有屯田、盐引、民运本折，少者数十万，多者百余万，自为支销，并不提起，即岁终一奏报，竟不经目也。”
薅国家羊毛这事，边镇武将也不甘示弱，就拿茶马贸易来说，洪武九年就规定“凡陕西都司行都司军民马匹不许出潼关、蓝田、武关，违者罪之”，然而禁到明朝灭亡也没禁得了，甚至逼得官茶无处可销。连朱元璋的女婿欧阳伦都带头走私，沿途有人敢查，驸马家的下人直接殴打检查官吏。
《满文老档》里记载的毛文龙与皇太极的通信中，毛文龙称：“台吉官兵，所用布帛等物概不足虑，百事俱在不佞一口担当耳。”
朝鲜方面的《仁祖实录》也记载：“胡差五人及护送唐差一人，将轻货四五驮，出自蛇岛，直向义州之路，问于唐人，则秘不明言。”
后金崛起之后，边镇武将和后金做生意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连崇祯都知道，崇祯五年宣府卖粮给后金这事，宣府巡抚沈棨才是该杀的那一个，其实沈棨也不见得是主谋，因为他是上任没多长时间的流官，没有根基，多半只是同流合污而已。
《明实录》天启六年五月部分记载的阎鸣泰奏章中，阎鸣泰指出，在对后金的走私活动中，“勋臣热心”，但他没有说明是哪一个勋臣。不过有一个人很可疑，就是恭顺侯吴希斌的叔叔吴惟华。清初能封侯的汉人并不多，得是张勇、施琅、田雄、马得功、谭诣、谭弘这种级别才行，而吴惟华这个明朝的勋贵子弟，居然也封侯了。明朝活下来的勋贵子弟不少，为何他们没有恢复爵位？可见吴惟华封爵显然不是为了优待前朝勋贵，而是吴惟华有实实在在的功劳。从吴惟华主动请求“招抚”大同、太原来看，他很可能在山西是有一定势力的，或许之前的走私生意就有他一份。不过这只是个猜测，没有证据。
如果没有边境上的官员武将做同谋，仅凭商人的力量又怎么可能与塞外贸易呢。做这种与权力紧密相连的生意的，都是权贵敛钱的工具人。
至于崇祯知不知道，他大概知道的，但知道的很有限，也很片面，对走私的规模没啥概念。东厂锦衣卫没了，接受信息的渠道狭窄了，大臣呈上来的信息都是经过修饰和隐瞒的。从这些字里行间扣到的有用信息太少，同时也无法验证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即是个别耿直的官员爆出走私案，也扯不出幕后大佬，顶多抓几只小鱼小虾。
对边境走私仅有的影响也就是两边交接货物时嘱咐一句最近风声有点紧，路上小心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