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台山植被茂盛，矿藏丰富，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在晋商十分活跃的明代，五台山寺院依托近水楼台的天然便利，从中受益匪浅。当然，这些附丽于林牧业、矿业和商业上的寺院收入属于游离性获益。
一方面这些经济收入与寺院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很难有充分的数据和直接的证据证明这些资源性收入最终有多少归属于寺院，故在此以“游离性”谓之。
林牧业、矿业、商业与明代五台山寺院收入
一 林业、畜牧业与明代五台山寺院收入
五台山山体呈现由东北向西南的走势，沿着该方向朝繁峙、代县方向延伸，逐渐平缓，直至忻定平原边缘。山西第二大河滹沱河发源于五台山地区的东北部，即繁峙县城东青龙泉，自西南流经五台山北麓，再折向南流，贯穿于忻定平原北部后折向东北流入五台县西南角，在盂县北境出省。
山西境内的滹沱河流域即属于广义的五台山区，山地与河流之间相互交错，总面积约 6000 平方千米。“该范围内以山地为主，占总面积的近 80％，丘陵、部分平川盆地和山间小盆地，各约占 10％余。
作为佛教圣地的五台山区，有着十分特殊的地势与良好的生态环境，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发展林业和畜牧业自然十分便利。
1、宗教资源和商业资源：林业开发的两个层面
森林是陆地生态的维护者，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而林业则是创设良好人居环境的重要资源。作为宗教资源，五台山森林是宗教圣山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林业也是包括寺院发展经济建设在内的战略物资。
作为自然资源，森林是五台山优美景观的屏障，同时也是拉动五台山商业的重要内容。所以，虽然历史上五台山时有封禁，但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五台山“伐木丁丁”从未间断。
明代初期，五台山由于远离政治中心，既少了许多来自最高层的就近眷顾，也少了南京的喧嚣，当然也会少了一些人为的毁灭。首先，从自然资源层面看，五台山区域林业资源丰富，植被基本完好，山中茂密的原始森林，鳞次栉比，是我国华北地区生态系统的一个典型代表。五台山有各种植物近千种。
2 、佛事与边防：五台山畜牧业发展的两个方向
自先秦以来，五台山一带畜牧业就已十分发达。晋北草场资源极为丰富，因此一直是国家养马的重要基地。明初朝廷在大同、朔州、忻州、太原一带实行军屯，王府为了扩张庄田摧毁森林草场，在开中法的背景下盐商驻扎晋北开荒。
晚明时期大量流民进入山区屯垦，在历经明清时期的大规模破坏之后，近代的五台山地区依然保留了相当大规模的森林与草场资源，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明代五台山地区畜牧业资源是十分丰富的。
北宋政府为了向军队供应马匹，在中央设立群牧司，在地方设立监牧，太原就是监牧所在地之一。王安石新政时期，监牧场被废止，代之以保马法。所谓“保马法”，是将畜牧业交给民间自营，国家下放牧场的管理权，转而向民间收税。北宋之后，辽、金、元三代均为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朝代，他们对畜牧业更是十分重视，使得山西畜牧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二 矿业与明代五台山寺院收入
五台山矿产资源丰富，煤炭资源、铁矿石资源蕴藏量大。早在元朝，就有五台山寺院经营矿业的记载。仁宗延祐三年（1316），五台山灵鹫寺就曾经设立铁冶提举司，组织僧众采矿冶炼。
到明朝时，北方边境地区战争频发，对矿业冶炼的需求量不断增大，五台山的矿业又开始复兴，从而带动与矿业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商业的兴盛，同时也促进了寺院经济的发展。
1、张与弛：五台山矿业的发展
明初，适应重本抑末的要求，明政府对矿业发展以限制为主；永乐之后，明政府态度矛盾，对矿业时允时禁。嘉靖以降，尤其是神宗时期，随着明政府财政趋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矿禁逐渐松弛甚至几近消失。正是明政府为确保统治者的利益最大化致明代矿业政策不断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五台山矿业的发展。
首先，为了应对日益庞大的各项支出，明神宗逐步开放矿禁。嘉靖之后，民营矿业在金银之外的矿产领域，就已经凌驾于官矿之上。
其次，五台山矿业的兴起与其作为矿冶原材料的重要产地关系紧要。五台山是明代铜矿的重要产地之一。
最后，矿业的发展符合五台山寺院自身的需求。寺院要铸造佛像、钟鼎等佛事用品，需要为数不少的矿物材料。
佛身所用的材料正是当地铁矿捐赠。五台山的矿业冶炼铸造与寺院的关系源远流长，直到民国时期五台山台怀镇太平街仍然是矿冶产品的生产销售专区，直至抗战时期，仍有几家冶炼作坊或店铺。从这些矿冶产品所获的收益也是五台山寺院收入的游离部分。
2 官与私：对地方矿徒的弹压
矿业的所有制是官营还是私营？这是明代中后期朝廷争论不休的一个焦点话题。明初大部分的铁矿是由官方开采，少部分有实力的商人控制。
五台山处于国防的前沿地带，出于边防安全考虑，明朝政府对包括矿业在内的关系国家利益的行业实行严格的管控，所以，嘉靖之前，五台山的矿业平稳发展，矿业大都是官府垄断制，由政府主持开采，少量的民营矿业也在政府控制之下进行生产。
嘉靖以后，虽然在国家层面上仍然强化管理，由于权贵介入采矿，受利益的驱动，矿业乱象始生。嘉靖年间，五台县、繁峙县、阜平县一带私挖滥采、盗采现象严重。
明代五台山寺院经济的发展阶段及其影响因素
佛教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变化与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密切相关。洪武时期，由于政府对佛教进行大力整顿，五台山寺院经济陷于低迷发展状态；永乐时期，藏传佛教在朝廷的庇护下迅速发展，五台山寺院经济开始好转；万历之后，由于货币经济的发展，五台山寺院经济得以兴盛。
一 明代五台山寺院经济的发展阶段
明廷对待佛教的态度和政策十分复杂，明代诸帝多从自身原因出发，以不同的方式和态度看待佛教。
总体来看，明代五台山佛教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洪武时期对佛教的规范治理期，永乐开始的寺院经济向好期及万历以降的复兴期，与佛教发展相对应的寺院经济则呈现出了由低迷到向好再到复兴的发展变化过程。
1、洪武时期五台山寺院经济的低迷：清其事而成其宗
元代尊崇佛教，尤其是尊奉藏传佛教为国教，相比之下，明代佛教的地位虽远不及元代，但也受到国家的重视。幼年的僧侣生活经历使明太祖朱元璋对佛教事务的利弊了如指掌，从他占领金陵开始就兴持佛教、提高僧侣地位。
朱元璋积极扶持佛教，不仅在全国推行免费度僧、允许僧人入仕、对寺院税收豁免的政策，而且还频繁举办隆重的法事活动。这些做法无疑有利于提高僧侣地位和增加寺院的经济收入，为明初佛教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五台山寺院也借此获得宠荣。
普光寺位于五台山北台北麓，是五台山一座非同寻常的寺院。高僧金碧峰和板的达这两位颇具影响力的名僧在此藏修，他们的事迹被石匠镌刻在碑刻上，其中明确记载了二人曾被明太祖召见的经历。
2 永乐时期五台山寺院经济的好转：后宫国戚俱膜拜
五台山寺院在洪武宗教改革以后遭遇困境，进入永乐年间（1403-1424），事情出现转机。
伴随着僧纲司、僧正司、僧会司的设立，其机构所在地的寺院得到了复兴的机遇。清凉寺即在永乐年间得到重建，并且重获山场，这与僧会司从法华寺移至清凉寺的变动密切相关。
明成祖在永乐年间设立的五台山僧纲司，级别相当于府级行政机构，因此略高于洪武年间的五台县僧会司，作为僧纲司之所在的显通寺的地位亦随之提高。级别上的优势，使得五台山寺院获得了独立于地方行政系统的地位，获得了逃避州县地方官员权力的正当名义。
虽然制度上的保护或许并不彻底，但是在皇权、地方行政权力、僧官自主权三者之间，制衡的关系得以建立。从此以后，五台山寺院不再被动受制于州县官员，而可以在朝廷的庇护下选择自己的发展策略。
二 “分寺清宗”背景下五台山寺院的规模化重组
任何一个行业发展的成熟与其专业化、规模化、社会化这三化的深入程度密切相关。专业化分工越精细，规模化、社会化程度越高，行业发展就越成熟。特别是行业的专业化和规模化发展趋势是影响其收入的重要因素。寺院的专业化分工和规模化程度不仅是寺院在行业内获得认同的必要条件，也是寺院在服务社会过程中获得社会认可与要约邀请的经济前提。
1 僧职分工
明初的佛教政策对全国佛寺的发展后续影响深远。朱元璋对于佛教势力的态度，与对儒家士人的态度一样，都要求他们为国家所用、为社会服务。明太祖朱元璋作为僧人出身的帝王，对佛教管理存在的问题、整改方案、落实措施等都有着十分精准内行的把握。首先，对僧人的身份、专长进行统一管理，将僧人的僧籍与道士的道籍统一登记注册，命名为《周知册》。
2 寺院重组
佛教队伍规模化、专业化是明代佛教的鲜明特征。如果说专业化分工直接影响了寺院和僧人中的一部分群体，那么，僧人队伍的规模化重组则直接影响着寺院的总体收入。
规模化与专业化的僧人服务团队代表寺院整体来为社会提供服务。洪武二十七年(1394)颁布的《避趋条例》强调教僧，在繁峙县西关，僧会司所在的正觉寺，合并天王、三圣、建福、能仁、圭恪、菩萨、多宝、文殊、秘密九寺；位于繁峙县东北的天宫寺，合并了文殊与龙泉二寺；位于繁峙县东南的宝藏寺，合并了吉祥、兴福、圣泉三寺。”
寺院通过大规模化重组，小寺合并成大寺，保证了其服务社会的团队协作能力，也为寺院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