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春秋之二
商人从春秋走来
刘汉俊
走进晋商，先走进历史烟云。
晋人经商，可以溯源到春秋时期。
晋商鼻祖，当推天下首富猗顿。
猗顿原为鲁国一介书生，年轻时“耕则常饥，桑则常寒”，穷困潦倒，饥寒交迫。听说越王勾践的谋臣范蠡在助越灭吴、辅成霸业后，弃官经商，在山东定陶“治产积居”，自称陶朱公，成为天下巨富，猗顿便前去请教。范蠡教猗顿从养牛养羊开始，日久可以致富。猗顿便迁到晋国，在今山西临猗开始艰苦创业。三晋大地天然产池盐，素有“盐铁之饶”，猗顿的事业从畜牧业开始，逐步扩大到盐业生产和营销，成为最早的大盐商。《战国策》里有猗顿曾“驾盐车而上太行”的记载。十年之后，猗顿“富甲天下”，其家产“西抵桑泉，东跨盐池，南条北嵋，皆其所有”。“猗顿”成为财富的象征，位列春秋战国巨富之首。《韩非子·解老》曰，“上有天子诸侯之势尊”“下有猗顿、陶朱、卜祝之富”。盐与铁的产销，富足了晋地，成就了晋商。《国语·晋语》曾记载“夫晋之富商”“金玉其车，文错其服”。猗顿的身后，出现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富商。
春秋末期的晋国日趋颓势，国君权力衰落，王室影响衰减，韩、赵、魏、智、范、中行六大家族相继崛起，六卿掌握军政大权，控制资源，瓜分王权，抢占地盘，相互攻打，渐渐地剩下了智家、赵家、韩家、魏家四大家族。某年某天，势力最大的智家向其他三家提出，为了重振晋国往日雄风，建议每家拿出方圆一百里地归公，我智家先出一个万户邑。这实际上相当于四家合伙成立一个股份公司，四个股东共同管控国家，但韩、赵、魏三家各怀心思，干脆一商量，在公元前453年联手灭了智家，将早已名存实亡晋王室抛弃，晋国被一分为三，韩、赵、魏三国新立，50年后得到周王室认可。“三家分晋”是春秋末期一个重大政治事件，成为春秋时期与战国时期的分界线、分水岭。
无论是六大家族，还是四大家族，本质上是靠坐吃分封得地，利用土地生财、聚财、敛财的家族集团和商帮集团，是在列强环伺中就地做大的坐商，土地是资本，利益是动力，财富是目标。韩、赵、魏三大家族分立为国，春秋时期的家族观念发展成战国时期的国家意志，三晋大地保有的重商思想、经商意识、商业文化，转化成国家行为，为三晋文化烙下先天的、鲜明而深刻的商本印记。
大一统的西汉，给了晋商一个登上国家舞台的机会。
还是从盐铁那些事儿说起吧。
汉元狩四年，即公元前119年春，因屡受匈奴袭扰，汉武帝派遣大将军卫青和前将军李广、骠骑将军霍去病等，率数十万大汉铁骑，兵分两路挺进漠北，围剿匈奴主力。“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征伐势力强大的匈奴，是汉朝政府的大事，需要强大的军力，更需要雄厚的财力保障。大汉王朝长年“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加之关东水灾泛滥，流民饥乏待赈，国库空虚、财力匮乏，而那些“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的富商们却“不佐国家之急”。面对发国财而不顾国难的富人阶级，汉武帝作出了一系列影响至今的重大决策，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币制改革、加重税收等政策，设立专门机构专司其职，任命大盐商东郭咸阳、大铁商孔仅、商人之子桑弘羊等专责盐铁管理。汉武帝这一惊世骇俗的大手笔立竿见影，纲举而目张，一网打上来，朝廷财政收入激增、国库丰盈，征伐匈奴所需财力得以保证，大汉王朝也从此有力地掌控了国家经济大权。
汉武帝之后，年幼的昭帝刘弗陵继位，盐铁官吏公权私用、牟取私利的问题逐渐暴露，导致汉朝专营政策遭到社会诟病，一些有实力的富商大贾也趁机要求废除官营，转公为私。受汉武帝遗诏之托辅政少主的大臣、霍去病的兄弟霍光，于公元前81年专门组织了一次关于盐铁的专题会议，御史大夫桑弘羊在会上舌战群儒，力举国家专营盐铁的好处，反对者、贤良文学派代表们痛陈官营盐铁的种种弊端。关于义与利、本与末、官与民、儒与商、垄断与自由、行政与市场，双方引经据典、纵论古今，针锋相对、各执一词，主张者观点鲜明、全面而深刻，反对者意见辛辣、准确而中肯。虽然汉昭帝支持，霍光、桑弘羊主导的这次论争，没有立即得出明确的结论，没有推翻国家对盐铁的专营，但降低了盐价、取消了对酒的专营、撤销了铁官，所反映的弊端得到一定程度的革除。
更重要的是，通过争论统一了思想，形成了共识，既确保了国家财税、宏观调控，又轻徭薄赋、让利于民，促进了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共同发展，民生改善，国力渐增。10多年后汉宣帝时期的官员桓宽将会议实况整理成《盐铁论》，这部堪称集政论散文、经济著作、历史小说于一体的史著，史料翔实，立论权威，是研究了解汉史的经典教材。
这一时期的北方，乌桓势力日益强大，屡屡袭扰汉朝边塞，匈奴也于公元前87年侵犯大汉边境、屠杀汉朝边民，北方民族所侵袭之边地，就是今天的山西地区。汉昭帝一方面大规模征召能骑善射的士兵，修筑防御工事，设立张掖、金城二郡以加强防守统筹管理，一方面重启与匈奴的和亲政策，并迎回了被匈奴扣押在冰天雪地牧羊19年、须发皆白的汉朝使节苏武，使得北方边境的紧张局势得以缓解。10年后，龟兹王、楼兰王与匈奴串通反汉，杀害汉朝使官，汉昭帝派傅介子再度出使西域，一手拉、一手打，暂时保持了西域的稳定。《汉书》记载，昭帝之世“百姓充实，四夷宾服”，边境贸易重归欣荣。无论是战，还是和，身处边地的山西既深感社会之变，又大获治边之益。占西北之地利，得资源之优势，承经商之传统的汉代山西，呈现“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的景象。
无论在哪个朝代，山西商人总有自己的杰出代表。
隋朝山西木材商人武士彟家族世代经商，他在隋炀帝杨广招兵买马时弃商从戎，与太原留守李渊交好，经常邀李渊到家里做客。公元617年5月，李渊看到了隋炀帝的昏聩和社会的颓势，借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之机，在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四子李元吉、晋阳令刘文静、晋阳宫监裴寂等的支持下，从山西晋阳起兵反隋，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战斗，于公元618年5月推翻隋朝，建立唐朝，定都长安，李渊成为唐高祖，武士彟被封为义原郡开国公，列十七位“太原元谋功臣”之一。更重要的是，武士彟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唐高祖的嫡孙李治，进而培养成一代女皇，这就是武周皇帝武则天。一个山西木材商人，成了大唐王朝的开国元勋、皇帝的岳父，武士彟凭借自己的勤奋、勇敢、精明，把商人的角色做到了极致。
五代十国和宋辽金时期，山西的河东盐池实行耕田化，“种盐法”技术的发明使得盐产量大增，河东池盐被视为国之珍宝，盐商地位进一步提高，与此同时，山西的采矿业、制造业、纺织业得到发展，煤、铜、铁矿大规模开采、产量剧增，冶炼技术提高，纺织机械制造发达，山西经济得到全面发展，晋商们的经商范围也迅速扩大。“花花真定府，锦绣太原城”，是当时河北正定、山西太原的繁盛写照，这其中山西商人们的贡献功不可没。
山西经济发展在元代形成一个小高峰。元朝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全国的统治，建立起庞大的交通驿站体系。要想富，先修路，驿站的完备促进了朝廷的统治，更推动了商业流通。《马可·波罗游记》里记载，“离开太原府，再西行七天，经过一个美丽的区域，这里有许多城市和要塞，商业、制造业兴旺发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的利润……”，且行且看，足不出晋，这个“美丽的区域”还是在山西。相信这位意大利人描述的景象不是海市蜃楼乌托邦，他见到的商人依然是山西商人。
再说说明清那些事儿。
虽然历代山西商人各有成就，但是晋商经济终成气候、晋商集团称雄商界，是在明清两代。此时段中国商界的春秋战国景象再现，商团蜂起，群雄并峙，一时间风云际会，而晋商位列明清十大商帮之首，有“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场五百年”之誉，一路高歌，自成风景。
明朝给了晋商一个长达270多年的发展窗口。
中国的西北方向，长期生活着蒙古游牧民族。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以后，拥有数十万骑兵的元蒙残余势力和游牧部族盘踞大漠深处，时常侵扰北部边境。为抵御和消灭反抗势力、稳定西北，明朝设立九边重镇，将东北方向到西北方向边镇连成防线，朱元璋还派四子朱棣戍边北方，修筑长城，防御蒙古铁蹄。朱棣登上帝位后五次亲征北部，直到驾崩在归途中。九个重镇中位于今天山西的就有大同镇、太原镇两个，从春秋时期起就是“戎狄杂居”之地的山西自然成为征伐元蒙势力和游牧部族的前沿地带。从公元1449年明正统十四年，到公元1550年明嘉靖二十九年的100年间，元蒙势力多次进犯山西，有时甚至无岁不扰。有明一代，山西始终处在战争状态，从洪武皇帝朱元璋到崇祯皇帝朱由检，明朝16任皇帝几乎都在增加国防开支，加固和修筑长城，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侵。几十万明朝军队驻守这么长的防线，需要强大的后勤保障，但朝廷是没有这个精力的，以晋商为主体的民间力量大量涌入，无疑是填补了巨大空白的。战争要赢，交通先行，保障不济，国防不立，没有强大的运输线、供应链、保障线，一定会未战先输、战而不久、攻而不守。
从兵马粮草衣被、武器医疗装备，到柴米油盐酱布茶，既是边防战备必需，也是边民生产生活必备。要什么送什么，缺什么补什么，晋商带动全晋运力，汇聚全国资源，源源不断、川流不息，确保了军需物资的供应。随着购销两旺、供求扩大，人员日益聚集、往来频繁，产业链条形成、分工明确，一个个以九边重镇为圆心的群落、集镇、边城渐成规模，包括晋商在内的经商群体在这里开荒种粮建商屯，设市开店办商号，市场不断扩大，物资日益完备，商路直达内陆各地、四面八方、四通八达。
民不可一日无盐，兵不可一日无金。物资的重中之重，当数盐和铁。
“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本唐尧所居”。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山西河东地区盛产畦盐、井盐、花盐等池盐。今天的辽、鲁、川、鄂、湘、苏、豫、赣、晋、陕、青等是生产海盐、井盐、岩盐、池盐之地，但河东盐池是中国古代最早发现盐业资源，形成食盐产、运、销产业链的地区。盐是生活必需品，而且并非一家一户能自产自供，只能靠规模加工、市场供给，资源得天独厚、天下共享。盐粒虽小，却事关国计民生，更关系边境安宁、国家安全，这给了山西一个天然商机。
晋商是靠盐铁起家的。春秋战国起，食盐产销大都掌握在私人手中，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列举的天下首富名单中，猗顿、郭纵、卓氏这三位是晋国的盐铁商人，富比王侯之家。秦始皇统一天下后采取的经济措施之一，是剥夺六国盐铁商人的财产并迁徙异地，但这些商人重操旧业，开辟了许多新的盐铁矿产和销售渠道，继续成为巨富。汉袭秦制，西汉初年继续允许盐铁私营，“逐渔盐商贾之利”的商人刀间、“富到巨万”的商人曹邴氏都是大盐铁商。不光是富商专取盐铁之利，民间从事冶铁铸钱、开垦盐田、煮海为盐的人数更多、规模更大，盐铁行业也渐渐被富商垄断，强买强卖，欺行霸市，甚至控制国家经济命脉。
成就晋商财富的，不仅有盐业，还有铁业。明朝初期山西地区有32个州县盛产铁矿，产量全国第一，冶铁技术和铸铁工业全国领先。明朝洪武后期，官府取消铁业官营政策，私营铁业迅速红火起来。晋商抓住商机，大量投资收购、专控铁矿铁厂，为边防军队制造兵器提供原材料，开辟出另一条生财致富之路。
记住汉武帝的先训，抓住了盐、铁二物，扼住了明朝边防的命门、朝廷的命脉，焉有不发之财、不富之理。
公元1370年，明朝洪武三年，大明朝廷 实行开中盐法，颁发食盐专卖许可和盐引，“召商输粮而与之盐”，推动了食盐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保证了边防急需。 由此，山西盐商不仅垄断了本地盐业交易，还逐渐控制了全国的盐业市场，当时两淮的盐商十之八九是山西人。 盐商首富猗顿的后代们因产盐、贩盐而获得巨额利益，也获得了很高的政治地位，一些盐商还成为了朝廷命官。 大明朝廷专门下达诏令:“今山西商民于顺天府中纳盐粮，宜令顺途就各卫所。 ”这道诏令更是晋商行走天下的尚方宝剑护身符。 由于第一时间抓住了官府开放盐、铁专卖的良机，晋商迅速在商界崛起，为后来垄断国内市场和开辟国外市场积累了资本和实力。
早在明朝中叶开始，频受战争之苦的大明王朝与饱受发展之困的蒙古鞑靼游牧民族，开始握手言和，此后明蒙关系保持了较长时期的友好。平安无战事，边贸唱主角，承担战争后勤任务的晋商们摇身一变，成了造市兴商舞台上的主角，为两边军民提供商品。明正统三年，即公元1438年4月，大明王朝批准，在山西大同以北、与蒙古族瓦刺部落交界的得胜堡，开设马市、推动易货贸易……货贸易开展交易，蒙古族人把马、驼、牛、羊等送到马市，晋商们则把内陆的食盐、铁器、粮食、丝绸等运到马市，销往蒙古草原。明朝的九个边防重镇开设了40多处马市，其中山西的大同、太原两个重镇就设立了14处马市，一时间往来骆驿不绝，边市人欢马叫。随着边贸的兴盛，晋商们的足迹向草原深处进发，沿途的呼和浩特、归绥、包头和山西、河北等地形成一个个商贸集镇，给农耕文化版图的西北方向镶了一个花边，编织起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交融共生的绚丽图景。
历史总是给有准备的人提供机遇。
说了明朝再说清朝。
清朝建立后，清政府把长城以外、今内蒙古南部约四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山西管辖，使得山西与蒙古草原民族连接更加紧密。大清王朝为守护西北、平定西域、发展清蒙关系，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举措，对分裂势力一抚二劝三警告，忍无可忍再剿灭。和平与战争，给晋商发展提供了双重空间。
中国的西北边防一直是牵动清朝政府相当精力、兵力、财力的国之大者。东起呼伦贝尔，西到阿尔泰山，北起俄罗斯，南至瀚海，是中国的北疆，也是喀尔喀蒙古的游牧地区，这一地区以西，是厄鲁特蒙古的生活地带。明朝后期厄鲁特蒙古一分为四，分别是准噶尔部、和硕特部、杜尔伯特部、土尔扈特部，其中的准噶尔部异军突起，打响吞灭兼并其它部族的草原统一之战，还把四个部族之一的土尔扈特部驱赶到伏尔加河下游，直到一个半世纪后，饱受沙俄欺辱的土尔扈特决定宁死也要东归中华大清帝国，全部3.3万户、16.9万人，在冰天雪地里缺衣少食千辛万苦地跋涉大半年，终于逃脱沙皇政府的围追堵截，回到清朝辖区新疆伊犁河畔时，仅剩1.5万户、7万人。准噶尔部不光欺压同属厄鲁特蒙古的各兄弟部族，还继续向东扩张，攻打与清朝中央政府关系密切的土谢图汗、扎萨克图汗、车臣汗三个喀尔喀蒙古部族，目的是觊觎阿尔泰山以东的喀尔喀牧场，建立强大的独立势力和草原霸权。
从公元1690年即康熙二十九年起，康熙皇帝多次传谕蒙古部族首领们，尤其是势力范围已覆盖新、甘、宁、藏、青的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愿率土共享太平，无战争离散之苦，彼此协和，各得其所”“同归和睦”，其意至诚，其心可鉴，但噶尔丹自恃有几十万铁骑，兵强马壮，自认为天高皇帝远、八竿子打不着，私下与俄国势力勾结，经常对大清皇帝的诚心善意和威严正告虚与委蛇、阳奉阴为，康熙皇帝决定征讨准噶尔部，消除西北方向的隐患。他在位期间三次亲征准噶尔，最终平定了叛乱，噶尔丹最后被清军围困在科布多地区的布颜图河边，在饥寒交迫中病逝。康熙皇帝亲自领导的远征，是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保卫国家主权的正义战争。这一长时间、大规模的战争，由清军主力、游牧部落完成，也有晋商的加盟，源源不断地将军需物资运往前线。
叛乱虽然平息，但西北并不安宁，准噶尔部与喀尔喀部的牧场边界一直难以界定，争夺战年年发生。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因为配合康熙皇帝剿灭亲叔叔噶尔丹有功，登上准噶尔大汗之位，但他一方面抗击沙俄侵略，一方面却反抗清朝统治、多次进攻清军，成为清朝廷的心头之患。
公元1721年，康熙末年，策妄阿拉布坦越过清朝划定的红线，抢占喀尔喀牧场，并占领哈密、进犯西藏，被清朝大军一举平定；康熙率清军征讨准噶尔部时，已经归附清朝的和硕特蒙古族首领罗卜藏丹津随康熙进剿，被大清朝廷奖赏，但罗卜藏丹津又暗中与反清势力勾结，煽动蒙古族头领们放弃清朝授予的封爵，企图背叛清朝、搞民族分裂。雍正继位后，一方面安抚警告罗卜藏丹津，一方面派遣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于公元1724年剿灭罗卜藏丹津部，将首领罗卜藏丹津囚禁于北京。公元1727年，雍正皇帝登基的第五年，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去世，其子噶尔丹策零继位，继续不停地向喀尔喀牧场扩张，被大清朝廷平定，雍正皇帝批准就地建市场、搞边贸，西域特产与内陆物资在这里交换，惠及清蒙双方军民。归化、张家口一带的晋商店铺字号成了蒙古族边民物资的主要来源。公元1735年，乾隆皇帝登基，他对噶尔丹策零的方针是战和两用、议和为主，一手抓边防，以防守对进攻，一手抓边贸，以市场开放程度控制蒙古各部，关系好时多开、多来人，关系紧张时限开、限流，并不时以断绝贸易相威胁，力促各部族势力和谈。为显示大清政府以和为贵的诚意，乾隆皇帝宣布从西北地区撤兵，只留下必要的驻军。但是10年后，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的后人及部族为争夺汗位而内讧生乱，新夺汗位的达瓦齐率部碾压其他部族，且频频袭扰清朝西北边陲。公元1755年2月，即乾隆二十年初，乾隆决定调动东北、西北边防清军，分两路重兵压境，兴师问罪于达瓦齐部，同时以准噶尔部的降将为先锋部队，“以准制准”，屡获战果，但新任首领阿睦尔撒拉明降暗叛，反复无常，乾隆皇帝费尽精力缉拿逆将，阿睦尔撒拉受到沙皇俄国的庇护藏匿于俄罗斯，终毙于瘟疫。
西域诸部既降复叛、出尔反尔，大清朝廷只好剩勇追寇、一打再打。战争的破坏力无疑是巨大的，恢复重建需要大量投入，清朝统治者将这一地区直接纳入政府管理之下，设伊犁将军府，最高长官由皇帝任命，大力推广屯田、实行屯牧，使这一带重现“烟户铺面比栉而居，商贾云集”“商贾辐辏”“商贾众多”的局面。统一蒙古各部，将新疆、西藏纳入版图，设立机构管辖，寓兵于政、寓兵于农、寓兵于牧，对中华民族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一彪炳史册的历史性贡献中，有晋商集团的功劳。
山西不仅出晋商，也出边塞诗人和边塞诗。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首《凉州词》的作者王翰，是山西太原人；“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这两首《塞下曲》的作者卢纶，是山西运城人；“汉兵奋迅如霹雳，虏骑崩腾畏蒺藜”“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作者王维，是山西祁县人；“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作者王昌龄，是山西太原人；十年抗击匈奴、七战无一败绩的西汉大将军卫青，及他的外甥，立下“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志向的骠骑将军霍去病，是山西临汾人；“苏武魂销汉使前，古祠高树两茫然。云边雁断胡天月，陇上羊归塞草烟”的作者温庭筠，是山西祁县人；“尘沙塞下暗，风月陇头寒。转蓬随马足，飞霜落剑端。凝云迷代郡，流水冻桑干”的作者薛道衡，是山西万荣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作者王勃，是隋朝著名哲学家王通的孙子，山西万荣人；“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作者王之涣，是山西太原人；“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作者柳宗元，是山西运城人；虽然没有戍边，但诗作传到边塞，“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的白居易，祖籍是山西太原；“惊沙猎猎风成阵，白雁一声霜有信。琵琶肠断塞门秋，却望紫台知远近”，以及“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自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的作者元好问，是山西忻州人。汉代史学家司马迁留连于晋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西汉文学家扬雄游历河东地区，写下名篇《河东赋》；唐朝李白写下《关山月》“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唐朝杨炯写下“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唐朝张籍写下“万里无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唐朝李贺写下“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唐朝李益写下“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射天山”，他们虽然不是山西人，但都是边塞诗人。康熙第一次亲征噶尔丹得胜，还写下“残寇疲宵遁，横冲节制兵。我师乘锐气，谁许丐馀生。貔虎三军合，鲸鲵一战平。愧称谋画定，讨罪荷天成”，可谓豪情万丈。
秦时明月汉时关，春秋峥嵘人凄苦，边防旌旗烈，边关残月冷，边卒羌笛怨。
边塞是诗人的，也是商人的。
边塞是战士的沙场，是文化的诗心。
（作者系“学习强国”总编辑）
作者丨
刘汉俊，男，湖北赤壁人，中共党员。中宣部宣传舆情研究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总编辑、编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