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风起潮动，决定了晋商的命运多舛。
倚官经商、以商养官，官商交结紧密，是明清时期十大商帮的共同特点。晋商对封建权力的依附是先天的，官方或明或暗的运作，是晋商经济发展的护身符。成败依兮，祸福依兮。
近代以来，风雨飘摇中的清朝政府内外交困，政治上昏暗喑哑，外交上狼狈窘迫，经济上捉襟见肘，不得不经常倚重民间资本来纾解困局。晚清时期全国尚存51家票号，晋商占43家，它们在捐纳军饷、汇兑公款、解缴税收等事项上起到金融机构和代理金库的作用，扮演朝廷角色，充当国家职能。一些晋商一方面在为国家为朝廷效力，一方面也想急切地交结权贵，从官方渠道获得更多资源和权杖庇护，从官吏手中获得大量的公私存款，帮官吏放贷，为权力寻租，自身也获得大量资金流和利润空间。当朝廷官府为摆脱财政窘境不得不卖官鬻爵、出售国家荣典时，一些商人便趁机捐官买官、沽名钓誉。官位明码标价，荣誉待价而沽，既值钱也不值钱，这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一大怪相。
据史料统计，清乾隆年间到清朝覆灭，有的家族中被朝廷授予功名的男性100多人，被授封的女性100多人，其中诰命夫人就多达两位数之多。许多商家都获得过朝廷、巡抚等的表彰奖掖、授匾封官。这其中当然不乏实至名归者，但清政府对晋商的青睐可窥一斑，当时的政商关系无须言表。
朝廷掌握着经济的命运，也控制着晋商的命运。有权力的支撑，为朝廷做生意，帮官僚们做交易，敛财迅速，获益巨大，但利润大风险也大。借银子给朝廷，常常是有借无还打了水漂，还不敢要；朝廷办好事你得凑份子，有难事你得掏兜子，签条约赔款你得出银子；得罪了官府，苛捐杂税让你拆东补西、不堪重负；遇到巧取豪夺的贪官污吏，赔了庄家赔商家，晋商自己颗粒无收、债台高筑；时来运转大捧的黄金往怀里扒，但可能一转眼就竹篮打水一场空，没准还得掉脑袋。
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倾巢之下，安有完卵。随着封建王朝的行将覆灭、封建专权的即将解构，作为封建官僚和官僚资本附庸的晋商经济，逐渐失去商业资本的诸多特征、优势和独立性，崩溃之势一触即发，晋商经济由此走向穷途末路，最终成为封建王朝的殉葬品。
晋商经济的民族性、民间性、自发性特点，使得它在外国资本的扩张冲击和帝国主义强权霸权面前，显得脆弱不堪。清朝咸丰元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俄国政府胁迫清政府陆续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境内不少地区成为俄商的免税区。俄国政府降低茶叶进口税，逼迫清政府降低出口税，以利于俄商长驱直入觊觎已久的中国茶叶市场。包括俄国在内的外国资本以掠夺为目的，暴露出贪婪嗜血的本性。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不仅为俄商提供种种特权，还对民族工商业课以重税，这种抑内扬外的政策，把包括晋商经济在内的民族经济逼进了死胡同。
与此同时，受西方工业革命影响迅速发展起来的英、俄、法、美等国的交通运输、邮电通讯、机械制造等技术，直接进入中国茶叶市场的加工制造和运输环节，使俄商成本降低，竞争力大增。于是，中国广大地区出现了一边是晋商牛车马队骆驼阵和原始手工制作的慢慢吞吞，一边是洋人电报火车轮船队和现代化生产的狼奔虎跃。这种不对称的竞争，使本已呈现颓势的晋商经济走向不归之路。
战乱是经济的天敌。国内战争连年，兵燹频发、社会动荡，对经济发展以致命的打击。工商业逃离、原材料中断，生产萎缩、市场萧条，票号撤庄停业，汇兑不通、金融死滞，山西票号也难逃厄运，一路蹇涩维艰。
太平天国起义之后，社会相对平稳的一段时间里，各种商贸活动得以恢复，蛰伏了一阵子的晋商们便悄悄地把票号开进了上海，于19世纪中叶与外国银行资本开始了激烈的交锋。本来山西票号、外国洋行、上海当地钱庄三足鼎立，各有地盘，但是外国资本在帝国主义霸权的支持下，暴露出贪婪本性和扩张本能，使得上海金融市场动荡不宁。山西票号在强大的外国资本面前，在早于我国几个世纪创办的近代金融机构和近代银行制度的冲击下，终究站立不稳。与山西票号一同衰败的，还有南方商人集团，如徽商胡雪岩。这位“红顶商人”也开了票号，红火过一阵，像其他中国民族资本一样，也受到外国资本的残酷挤压，他所依赖的封建官僚没能拯救他。1883年，胡雪岩投资生丝生意，因受到外商联手抑价而破产，他开办的票号随之倒闭，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第一次金融风波，冲击到整个票号系统。从创立到衰落，中国票号百年而终，訇然倒塌，敲响了晋商经济的晚钟。
国内穷途末路，国外也举步维艰，晋商之路越走越难。
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沙皇俄国看到大清朝廷气数已尽，便趁火打劫，猛抬中国商品在俄关税，肆意拖欠中国商人的钱款和贷款，旅俄晋商深受其害。他们曾联合起诉，但俄政府不予理睬。国之不强，民必受辱，无奈的中国商人们奔回北京向清政府求助，但也屡遭推诿。弱国无外交，朝廷不敢说话。天寒地冷，冰雪欲摧，可怜的晋商内受损、外见欺，欲哭无泪、叩诉无门。
但是，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
1917年俄国爆发战争，1921年外蒙古宣布独立，旅俄和旅蒙晋商在俄、蒙的资产全部被没收，市场被联手的俄蒙商人挤占，“大盛魁”等一批著名商号受到严重打击，真金白银颗粒无收，纷纷倒闭关张。路断异域，梦断他乡。
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对晋商来说，灾难和明天，永远不知道哪一个先到。20世纪初，清政府为加强对经济的控制，成立政府户部银行，并颁布注册章程，给了全国所有私营票号以致命的一击。
不过，山西票号并没有立即咽气，一位一言九鼎的人物给了山西票号一个回光返照的机会，这个人就是慈禧太后。在前文提到的那次西逃的困厄中，她记住了那位重情重义的山西商人，让“大德恒”票号参加筹办户部银行，并参与了包括庚子赔款汇兑业务等许多公款业务。老佛爷关门留缝，给了山西票号一个喘息的罅隙。
历史终究留在了昨天，无论曾经如何辉煌，如何灰暗。
我们今天评价晋商，既不能无视它的历史意义、忽视它的文化价值、小视它的积极作用，也不能文过饰非、美化夸大。客观公正地评价晋商、晋商经济、晋商集团、晋商文化的历史地位、意义和价值，理性地分析影响晋商发展的历史成因和成功经验、危及生存的内在短板和环境因素，需要实事求是的态度，需要建立唯物史观，构建科学的考察坐标和评价体系。
这是历史自觉、文化自信。
晋商集团毕竟是脱胎于农民阶层的一个经济集团、利益集团，附身于腐朽的政治集团，它与官僚资本勾结在一起，其原始积累阶段不可避免地充满血腥味，剥削本质、趋利本性、小农本色难以铣削；它与外国资本有竞争、有合作、有勾连、有妥协，但本质上是协同加大利润盘剥、加重民众负担，同无产阶级有着天然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其赖以生存的生产关系注定要被先进的生产力所打破，它也必将同封建社会所有的坛坛罐罐一道，成为历史的碎片。
尽管晋商经济有过长足发展，但它难以摆脱民族资本的局限性和小农经济思维的先天缺陷。晋商集团虽然整体实力不弱，但是缺乏在全国占举足轻重地位的龙头企业商号，份额有限、影响力不足；他们虽然因为利益相连而经常抱团取暖、唇齿相依，但是没有形成真正的经济组织联合体，形成指向明确的合力；他们虽然与朝廷官府关系密切，但并没有深度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没有被纳入国计民生的整体规划，他们的合理诉求没有得到重视，影响发展甚至危及生存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山西商号虽然早就实行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但是并没有做到股份与全部身家性命的剥离，东家仍然承担着全部无限责任。一荣俱荣皆大欢喜，但一损俱损，所有商号、家产连带受累，血本无收，丧失再生机能。晋商的业务通江达海，走入国际市场，但是决策机构、指挥中心、结算平台仍然深蛰山西腹地，难以及时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并作出快速反应；晋商人才济济，但过分集中在商界，与其他领域、界别、地域、行业之间的呼应关联几乎没有，一旦风云变幻，连个通风报信、能掐会算的人都没有；从业者一旦业绩卓著就被重用提拔到上一级机构，职位越往上走，人越远离市场前沿，以致最有才干者只能回到山西老家深宅大院，两手套在袖筒里蹲在墙脚懒洋洋地晒太阳，所以当渠本翘、李宏龄为代表的金融家奔走呼号要向外国银行学习、倡议改组近代银行时，处在市场压力和危机感递减终端的总号掌柜毛鸿翰，断然否决了这一议案，错失良机，令人惋惜。
最重要的是，晋商经济和晋商集团尽管根植中国社会，但没有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符合人民意愿的生存与发展之路。他们目睹了中国社会的现状，听到了底层的呼声，感受到了历史的潮动，但没有找到可以依靠的、代表前进方向的政治力量，没有找准既符合中国特色、代表历史趋势的发展道路，没有培养出一批具有经济思想和商业才能、政治理想与社会责任、天下胸怀与人民情怀的代表人物和领军人物。没有正确的领路人，就难以找到正确的路。
晋商始终没有走出商圈。20世纪初，祁县晋商渠本翘花5000两白银买下官办的火柴厂，后来又从英国人手里收回山西矿权、办矿务公司，但仅此而已，晋商集团很少投资实体和近代新式企业。除了流通领域，晋商集团几乎没有大的支柱产业，没有把巨额利润投入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没有形成上下游产业链。巨额资金流虽然巨大，但一部分流向乡下的晋商大院，让晋商和后代们过上了土皇帝般舒适奢华的生活，一部分滞留在流通领域，等待投机和冒险。晋商经济缺乏防风险能力和自救能力，在遭遇整体性冲击和解构时，没有调整产业结构、及时转型的能力和腾挪空间。没有产业支撑的经济不可能持久，没有实体保障的资金流终究会枯竭，没有抵御风险能力的产业必定葬身于风险。近代晋商没有走出祖上的圈囿。
山西商号的号规有实用的一面，严明、苛刻，其中有多项“不准”，如不准私寄钱物，不准携带家属，不准捐买官职，不准赌博、吸鸦片，不准在外娶妻纳妾；一旦入号，三五年不得回家，等等。有的规定有积极效果，但也有的不近人性。他们虽然进入白领阶层，获得令人艳羡的酬薪，但有生活没生机，有压力没活力。“同仁堂”乐家老铺和“六必居”酱园都是山西人开办的，这里的学徒工受尽千般苦、遭受万种罪，山西伙计们中流传着“要想活受屈，就进六必居”的说法。东家老板真金白银车载斗量，但伙计们的薪酬每年不过五六两银子，只能买得起一件长袍，熬上十年八年后才能有顶身股，有的只能靠走私、捎带些鸦片类毒品回家等。剥削与斗争、压迫与反抗，阶级矛盾一直充斥在东家、管家与雇员之间，一触即发。
晋商成在创业，败在守业。富三代、富四代的不上进、不争气，使晋商走向衰败。他们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抽大烟、睡懒觉、逛窑子，嗜赌豪饮，坐享其成。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日昇昌”的后代，他们几乎个个平庸无能、烟瘾十足，无以传承祖业，家道中落，到其玄孙时只落得个以变卖家产为生的下场，最后连祖坟上的石碑也卖了，流落街头，成为饿殍。
“只恨妹妹我不能跟你一起走，只盼你哥哥早回家门口……”
这首嗯嗯呃呃的小曲儿，靡靡地缠绵在山西商人的心田，牵引着他们，在奔波挥洒了一圈又回到黄土地，在晋商豪宅里美滋滋地享受着前辈或者前半生的劳动成果。多少的惊心动魄一夜归零，多少的苦辣酸甜化为沉默无语，两手插兜，一脸憨笑，多少雄心被雌化，多少故事被简化。商海如潮，不涨则退，晋商们用智慧和血汗凝成的大院，是人生的起点，又是时代的终结。
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晋商诚实劳动、诚信聚财、诚厚做人，诫贪贾奸商、尚诚贾廉商，笃信重义、舍利取义；他们待己唯俭、待人唯诚，一诺千金，义孚天下。晋商的理念、品质、追求，奠定了中国商业和中国商人的底质。
千百年来，从“士大夫不杂于工商”，商人不得与贤人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到士、农、工、商“四民异业而同道”，“夫士与商，异术而同心”，人们对商业的认识在升华，这与晋商的踔厉躬行密不可分。晋商为形成商业文化和中华文化作出了贡献。
千百年来，晋商崇儒行商，将深厚的中华儒家文化与丰富的从商实践相融合，以儒家道德观念构建从商价值准则，既有四海行商循之蹈之、共同遵从的行规公约，又有天下晋商自成特色、一以贯之的独特理念，逐步形成以儒学为基础的重商思想和商业经济理论。
晋商集团虽然终究不可能挽救封建专制社会的政治经济颓势，但仍然是一支激活中国晚清和民初经济的兴奋剂。晋商集团，是一个从商理念相当明确、经营手段相当先进、业绩效益相当可观、总体素质相当整齐的财富创造者和拥有者的集合；是一批代表中国近代商人智力、能力和财力水平的商海弄潮儿、人生搏击者，他们存亡与共、攻守相谐、竞争有序，互相倚重、彼此造势、共度时艰，终于成就乱云飞渡的历史天空一抹亮色；他们缔造了以勤勉进取、诚实守信、义为利先、济世报国的晋商精神为主体的晋商文化，为中国商业文化和中华文化注入了新鲜的源流；他们是以乔贵发、乔致庸、渠映潢、渠本翘、李宏龄、展玉泉、程化鹏、雷履泰、常威、常万达等一大批身价万贯的名字垒起的丰碑，他们的身后，是浩浩荡荡的著名商行票号，是绵延千年的马帮、骡队、驼阵，是蜿蜒万里、曲曲弯弯、深深浅浅的晋商脚印。
残阳如血，驼铃声咽。荒漠古道，西风尤烈。
《走西口》的旋律飘然西去，如一缕孤烟，凄迷不知所终，定格成一幅苍黄残卷的油画，在风中……
（作者系“学习强国”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