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重塑了世界，各个国家都在不断变化的新世界中试探着蹒跚而行。有新机遇诞生，也有隐患终于在危机的催化下爆发，包括全球都需要面对的普遍性问题，例如通货膨胀及供应链危机，也有各国因国情不同，要面临的特殊问题。这对各国的政策制定者提出了挑战。
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中心高级院士、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主席Stephen Roach对于中美两国经济都有着深刻研究，曾给中国提出了宝贵的建设性意见。10月19日，在2021年《财富》世界500强峰会上，他与《财富》（中文版）进行了对话。
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中心高级院士、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主席Stephen ROACH与《财富》亚洲执行主编钱科雷在2021年《财富》世界500强峰会上进行线上对谈。图片来源：财富中文网
为了简洁及表述清晰，对话经过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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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中文版）：你如何看待美国和中国两大经济体的走向？首先从美国开始吧。IMF（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了对2021年美国经济增速的预期至6%，这是几个国家里面最大的降幅了。很多因素导致了这一结果，譬如供应链的问题等。你认为现在美国的经济情况需要担心吗？
Stephen ROACH：我觉得增长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理由很明显,它能创造就业，推动疫情后的反弹。最大的作用就是增长带来通胀的极大下降。我们现在处在供应链危机全面爆发当中，这让我们想到了70年代早期的短缺时期。
在IMF看来，未来这种放缓的经济增速远远不能缓解供应链、通胀的压力以及美联储的相关压力。所以我们现在处于非常时期，增长数据体现了全景一部分。
《财富》（中文版）：你对于滞涨问题已经担心了一年半了，你觉得这方面的担心会成为现实吗？
Stephen ROACH：有时噩梦会成真，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例子。我最初警告滞胀是在《金融时报》社评里写的，是在5月22日，我当时就说，现在的情况距离70年代滞胀只差供应链了。结果你看，供应链果然断了。
当时我没有想到的会是不同以往的、前所未有的需求侧增长，所以不仅是供应链断了，而且需求侧这一部分也是大幅上升。这就增加了供应链的压力，这是最大的问题。
《财富》（中文版）：增长放缓不仅美国的问题，IMF也减少了对日本、德国、中国的增长预期，中国2021年是8%，本来7月份的时候这一预测数字是更高的。下调原因是最近大规模的公司债务违约累计，尤其是房地产行业。全球市场现在都在讨论恒大的问题。你可能也读到了这则新闻，你似乎并不像其他人一样担心，为什么呢？
Stephen ROACH：恒大违约问题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我绝对没有小觑这个问题，毕竟是3000多亿美元的债务。恒大可能会部分违约，实际情况甚至可能更糟，但是我想中国政府完全有足够的清算能力和应对相关问题的思路来帮助渡过这次危机。
总体来说，房地产业以及恒大的问题对于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不像在美国、日本这类有房地产泡沫的国家，中国在住房方面依然有比较大的需求。尤其是考虑到农业劳动力迁移问题，现在城市中的人口占60%，未来十年可能会达到80%，这会进一步促进住房刚需，减轻对于房地产整体影响。这个我不担心，恒大肯定不是最主要的问题。
《财富》（中文版）：那说说其他担心的问题吧。你说到有关法规的举措，还有改善财富不均、收入不平等的问题，这个话题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每一项政策都是非常有道理的，不管是加紧对互联网公司的监管，还是整顿教育行业等等。为了缩小贫富差距，中国采取的措施同拜登政府做的没有太大差别，你给我们具体解释一下，未来什么让你比较担心呢？
Stephen ROACH：对，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年纪比较大，这些网上游戏，或者直播我不是特别的在行，当然我在做判断的时候也不想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生活当中有很多便利是通过互联网所带来的，同时带来了很多的颠覆，政府法规和权威机构的管控也需要一定的加紧。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国有充满活力的企业家创业，发展了非凡的创业文化。那些辛勤努力的初创企业和互联网平台公司，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了革命性影响，它们涵盖了电商、金融技术、生命科学等行业。
综合来看，这次政府部门是针对互联网平台公司的，我觉得这些举措影响了目前推动民营企业发展的创新创业活力，毕竟民营企业是中国主要的增长引擎。所以他们8、9月份宣布想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顾虑，刘鹤副总理就说：不用担心，我们还是支持民营企业的，我们只是希望用我们的方式来管理。
《财富》（中文版）：最近几周，市场都在讨论，发展电商、视频游戏、网上娱乐公司这类产业，是一种模式，发展那些硬核的实体、制造业相关的经济体，譬如机器人、半导体、制造商，是另一种模式，被称为德国模式。市场认为中国正在走德国模式。你是不是能够对两种模式进行点评，他们如何能促进你谈到的中国精神，也就是中国经济体的活力呢？
Stephen ROACH：大卫·李嘉图在几个世纪之前有这样一个理论，他的概念就是比较优势。过去几个世纪中，我们学到的就是每个国家做最擅长的事情，利用最多的资源，这样就可以提高效率。
其中最好的例子就是中国。中国在脱离了困难时期之后，就真的成为了全世界的制造工厂，也创造了如今中国经济的奇迹。但是慢慢地，中国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工厂了，更多的像是一个组装厂，因为中国运用了全球供应链。但是现在的供应链受到了很大影响。
中国组装了很多零件，一部分是中国生产的，另外一部分是世界各地生产的。很多国家，包括中国自身，都觉得是不是走得太远了，供应链中的关键组件可能会被打断，比如半导体零件的供应链问题会带来很大影响。从离岸变成在岸，在本土市场生产，这并不是坏事，但是这样做会失去一些公司员工的效率，这就会成为挑战。
《财富》（中文版）：你谈到了贸易伙伴的重要性，我们具体谈谈这一点。我们现在看拜登政府并没有抛弃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贸易政策，而是更强硬。你觉得对于未来，中美关系的变化会有怎样？
Stephen ROACH：我觉得最令我惊讶的就是，拜登刚上台就想非常快速地摆脱特朗普政策的影响，包括边境墙，以及穆斯林的旅行禁令等，但他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贸易政策。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紧张趋势在升级，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它再次让我们感受到强烈的政治情绪。我们或许正处于第二次冷战的开端，包括基辛格前不久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事态的升级和冲突处在令人担忧的轨道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