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朝野涌动着妖魔化中国的浪潮，有影响力的大人物天天叫嚣“中国威胁论”。4月，美国国会审议一份281页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乍看起来，这类叫嚣说明美国已正视了中国的威胁。事实上，真正的危险在于，妖魔化中国甚至让有思想的美国人也相信，美国这样的开放社会天然对中国这样的封闭“威权”社会有先天优势。因为这个思维，美国人不能想象美国有可能输给中国。
在心理上连想想输给中国的勇气都没有，这说明美国人还是严重低估了中国的挑战。西方列强和日本入侵给中国带来百年国耻，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惨痛一页，中国人认为美国的攻击是西方强权想压制中国，阻碍中国登上世界舞台的最后企图。美国政策界最大的错误很简单，他们认为美国的战略对手只是中共，这暗含了美国民主制必然胜利的信心。但是，年轻的美国面临的真正对手，是一个有四千年历史的文明。作为美国的朋友，我只能欣慰地说，这种幼稚的战略只能以破产告终。
孙子和克劳塞维茨都同意一条古老的地缘政治原则——“知彼”。美国无视这条原则。举个例子，拜登政府的国家情报总监埃夫丽尔·海恩斯(Avril Haines)说，“中国挑战了美国的安全、繁荣、价值观等等。”很多美国人可能要为她坦率说出这些真理鼓掌。但是，她没有一点说对。
第一，中国没有挑战美国的繁荣。中国人很聪明，他们把美国的繁荣看成是中国经济繁荣的助力。1980年，中国经济只有美国经济的1/10（按照购买力平价法），到2014年，超过了美国，美国经济是其中重要的拉动引擎。这个简单的事实会震惊海恩斯。如果拜登总统能提出一个有利于中美两国经济的交易方案，中国很乐意接受。美国繁荣是中国的资产，而不是负担。
第二，中国没有挑战美国安全。中国不可能从军事上入侵美国，中国军队和美国隔着太平洋。中国也不可能用核武器打击美国，中国的核弹头只有美国的1/15。中国也没有在中东等地区挑战美国的军事优势。因此，中国甚至不是美国国防预算的假想敌。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最近说，20年来美国陷入中东，而中国推动军事现代化。他说，“我们要保持优势，我们还要扩大优势。”
法里德·扎卡里亚指出：奥斯汀部长说美国只是稍稍领先中国。但是，美国对中国实力对比是，核弹头大约是20倍，军舰总吨位是2倍，包括11艘核动力航母，而中国只有2艘不那么先进的航母。美国有2000架现代化战斗机，而中国只有大约600架。美国在遍布全球的大约800个海外基地驻军，而中国只有3个。中国的国防预算大约2千亿美元，不到美国1/3。
布鲁金斯学会的欧汉伦(Michael O’Hanlon)说：“如果中国是北约成员，美国只会要求中国增加军费，因为中国的军费占比远低于北约2%的最低标准。”
如果如海恩斯所说，中国在安全上威胁美国，那么合理的推论是中国很愿意看到美国削减国防预算、航母、战斗机、海外基地等。事实上，中国不愿意看到这样。中国的战略家反而很乐意看到美国浪费资金，打毫无必要的战争，维持巨额国防预算，因为这只会在更多关键领域如教育和研发削弱美国的竞争优势。美国就像个恐龙。巨额国防预算给美国的竞争优势，不过就是恐龙的体格，除此别无其他。
最后，海恩斯说中国威胁了美国的“诸多价值观”。要是中国在输出意识形态，或者在瓦解美国的选举制度，那这么说还有点道理。但是中国没做任何动作。但是，大量美国人，包括有思想的美国人，都认为中国正瓦解美国的价值观。这种想法可能来自两点认为中国在瓦解美国道德基础的误解。
第一个误解是，既然中国是共产党执政，那么中国就会跟苏联一样，致力于证明共产主义优于民主政治。美国人重视经验证据。有证据表明中国几十年前就不再支持各国共产党。中国的真正使命是复兴中国文明，而不是输出共产主义。
第二个误解是，当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头号经济大国，中国就会像美国一样致力于普世使命，输出中国“模式”，就像美国输出美国“模式”。这种误解是美国对中国无知的绝好例子。美国人需要理解一个基本事实，尽管美国人相信任何人都能成为美国人，但中国人不相信其他人用类似方式就能成为中国人。如果其他人要成为中国人，只会让中国人迷惑。
还有一个美国人经常提起的说法是，中国希望这个世界更容忍威权统治者。
拜登说：“这非常清楚……这是一场21世纪的民主和独裁制度的斗争。这是问题的关键。我们要证明民主能行！中国的决策者不相信民主，和普京一样相信独裁才是未来趋势。”
事实上，坦白说，中国不关心一个国家是民主还是独裁。中国只关心这种制度在这个国家是不是有效。因此，如果西方民主的诞生地希腊决定加入“一带一路”，接受中国在比雷埃夫斯港口投资，中国就不在乎希腊是不是民主。中国会和任何互惠的国家合作。老实说，美国也是这么干的。美国会和沙特合作，尽管沙特远不是民主国家。
要是中国经济继续增长，就会取代美国的头号经济强国地位。拜登有一点说对了：“中国有个总体目标，我不能为此指责中国，但这个总体目标是中国要成为全球主导国家、最富裕的国家和最强大的国家。”事实上，中国的真正目标是改善中国人的生活，现在，14亿中国人的人均收入大约是1万美元，而3.8亿美国人是6.5万美元。要是中国把人均水平提高到1.7万美元，即美国的1/4水平，中国的经济规模就会超过美国，因为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
真正的竞争是经济。如果承认这一点，有一些简单的措施能提振美国的经济竞争力。第一步是将美国国防预算削减一半，将节省的钱投入研发。
第二步是从中东撤军，停止毫无必要的战争，9·11以来，美国在战争中花了纳税人5万亿美元。
撤出阿富汗（图源：美国陆军）
第三步是逆转特朗普政府发动的对华贸易战。贸易战没能削弱中国经济，反而打击了美国经济。
看下统计数字。2009年，中国零售市场规模是1.8万亿美元，美国是4万亿美元，是中国2倍多。经过特朗普的3年贸易战，到2019年，中国的零售市场增长到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5.5万亿美元。一个基本的战略原则是，在输掉的战场上继续打下去是个错误。
第四步是重新加入TPP协议，这是奥巴马总统支持的，目标是保证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圈——东亚经济生态体系不会以中国为中心。
第五步是盯防中国，与和中国签自贸协定的国家和地区谈判并签约。比如，中美竞争的一个关键地区是东南亚，这里的7亿人口普遍对美国有好感。东盟的地位很重要。2000年，日本的GNP是东盟的8倍，到2019年只有1.6倍。到2030年，东盟的经济将超过日本。因此，美国需要立即与东盟签订自贸协定。
这五步将使中国紧张。中国需要面对一个有想法和富裕的地缘政治对手。不过，中国人不需要紧张。因为其中任何一步在今天美国的政治环境中都不可能。中国正执行一项深思熟虑的长期战略，不仅改善14亿中国人的生活，还增加中国和大部分国家的经济联系，让世界分享中国繁荣的机会。美国可没有一项类似的总体战略。
再看另一个统计数据。巴西在地理上离美国近离中国远。2000年，巴西每年向中国出口10亿美元，现在达到这些数额，只要72小时。较底层的50%中国人，刚获得了中国历史上4000年来最好的40年发展机会，而较底层的50%美国人经历了30年经济停滞。诺贝尔奖得主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认为美国工薪阶层陷入了“绝望的海洋”，导致人均寿命下降，婴儿夭折率、毒品成瘾率、自杀率增长等等。
这是美国决策者需要认识到的：未来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的结果，不取决于航母与核武器，而是取决于哪个社会更好照顾较底层的50%人口。到目前，中国遥遥领先，正如美国在冷战时期领先苏联。苏联输掉冷战的预兆，从人类发展指标上就能看出来：人均寿命下降，婴儿夭折率、酒精成瘾率、自杀率增长。今天，情况正相反，斯坦福心理学家Jean Fan认为，“相比于美国的停滞，中国的文化、自我评价和士气在显著增长。”
美国赢得冷战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接受了伟大的战略思想家凯南的建议。尽管凯南主要为人们铭记的是其“遏制战略”（“遏制战略”对融入全球的中国可没办法），但他其实还给同胞们很多深刻的建议很深刻。凯南认为，美国能不能对苏联取得优势，取决于美国自身的表现。凯南说：“最重要的是，美国必须在全世界有效地树立起形象：美国的目标明确；美国有能力处理本国的问题，也能承担起一个世界强国的责任；美国的精神力量强大，足以在各种强大的意识形态潮流中坚定自己的信念。”
也就是四点：1）目标明确；2）有能力处理本国的问题；3）承担起一个世界强国的责任；4）坚定自己的信念。相对于苏联，美国在这四点上领先。但今天，美国都落后于中国。
世界各国愿意听到拜登说“美国回归！”但是，这一轮回归能持续多久？美国决策层常犯的错误是低估世界其他国家。大部分美国观察家都知道，2024年特朗普当选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要是特朗普和哈里斯竞选，胜算不小。要是特朗普再次当选，他会再次退出多边协议和机制，包括巴黎气候协定和世卫组织，疏远法国和德国等盟友，或者要求韩国和日本拿出更多钱，还会取消友好国家如印度的H1B签证。有没有美国人敢保证，这不可能发生？要是美国人不能保证，那要求大多数国家现在就下注、在中美间站队就很不负责任。
中国和美国的竞争，不会发生在中国和美国之外，而是在两国内部。拜登的优先目标应该是打破30年的经济停滞，结束工薪阶层的“绝望海洋”。只有这样才能阻止特朗普或者类似的角色卷土重来。只有这样才能增加对拜登“美国回归”的长期信心。这看上去是个悖论：重振美国经济的最好方式是和世界上其他经济强劲的国家合作，特别是拥有全球最多中产阶级的中国。要是美国的决策层是审慎理智的，这将是合理的结论，也是解决美国国内严峻分裂的方案。
但这个方案在目前美国的政治环境中不具现实性。在竞选中，拜登说对华贸易战没效果，他说特朗普的贸易战是个“灾难”，损失了美国的金钱和就业。扎卡利亚称赞拜登的观点。但是，要是拜登敢放松已经严重损害美国企业和农民的贸易战，他在政治上就要吃苦头。拜登政府需要强大的政治防弹衣，才能重启对华关系，取消毁灭美国的关税和制裁。
拜登政府还有一项资源可以利用：世界其他国家的立场。独立宣言称美国应该“高度尊重人类舆论”。凯南在建议中也提到美国要重视世界民众的观感。
事实上，美国赢得冷战的关键原因是美国的口号在国际社会获得世界民众的支持。我亲身见证了这一点。1978年12月，当苏联支持越南侵入柬埔寨，联合国大会投票谴责了这次入侵。1984年到1989年，我担任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和杰出的美国大使弗农·沃尔特斯(Vernon Walters)和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J. Kirkpatrick)共事，当时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中，大约150个国家支持美国对苏联的决议。这证明了“世界人民”支持美国而不是苏联。
美国现在可以试试，看“世界人民”是支持美国还是中国。中国不是苏联，中国没有入侵或者占领邻国。在主要大国中，中国是过去40年来唯一没打过仗的。但是，美国还是指控中国在三个地区“强硬”：香港、新疆和台湾。这三个地区的问题是不同的，还很复杂。大部分美国评论家对中国非黑即白的指责是错误的。
大部分国家不支持美国在香港或新疆问题上批评中国。要检验这一点，美国可以试试在联合国大会上提案。要是美国这么干，就会发现美国就是冷战时的苏联，在193个国家中只能找到30到40个来支持自己。
美国已经这么干了。美国联合23个西方国家发表声明涉及新疆问题，指责中国压迫穆斯林。要真是这样，最愤怒的组织应该是有57个国家的伊斯兰合作组织。但是，没有一个伊斯兰国家支持美国和西方对新疆的立场。针对上述指责中国的声明，有54个国家提出反声明，支持中国在新疆的政策。
很多美国人安慰自己，说“热爱自由的民主国家”和“穆斯林独裁国家”之间有对立。但是，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除了美国就是13亿人口的印度和2.8亿人口的印尼，这两个国家都没有支持美国。印度和印尼的16亿人口，是西方国家总和的2倍。
问题的关键不是新疆、香港或台湾。在冷战中，大部分国家和大部分人口支持美国，反对苏联。但今天，大部分国家想保持中立。大部分国家希望和美国友好，也希望和中国友好。因此，任何美国政府迫于国内政治压力要升级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斗争，只会在国际上陷入孤立。没什么国家会积极支持美国。
欧洲国家如法国和德国是美国的亲密盟国，尽管对中国也有点不安，但对参加美国的“对华十字军”立场模糊。今天，各国都需要关注自己的利益。欧洲的最大贸易伙伴是中国而不是美国。2020年，欧洲对华贸易是7090亿美元，而对美贸易只有6710亿美元。10年后，这个落差还要大。
同样重要的，今天欧洲的战略压力不是来自俄国坦克，而是非洲的不稳定，特别是2100年非洲人口将是欧洲的10倍。要是从地理上看地缘政治，那么中国在非洲投资能减少非洲到欧洲的移民，这就是给欧洲的礼物。谚语说，对礼物不能吹毛求疵。
欧洲和美国在伊朗问题上也有分歧。因此，特朗普退出伊朗核协议事，欧洲没有跟随。伊朗问题也能说明中国如何玩大棋局（更精确的说法，是中国的围棋），而美国在玩顶牛。为什么2021年3月中国与伊朗签署25年合作协议？一个可信的回答是，中国在报复美国在中美关系上试图闯“红线”的行为。美国正弱化40年来的“一个中国”政策。大约40年前，基辛格访问中国，基辛格提出很多问题，而周恩来只提出台湾问题。为什么？因为美国人已经忘了中国在1842年到1949年经历的百年国耻，而中国人没有忘。台湾没有回归是百年国耻的延续。任何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让步，都会下台。
因此，要是美国放弃“一个中国”政策，任何中国政府都很难吞下苦果。中国将寻找美国的“阿基里斯之踵”。正如我在《中国赢了吗？——中国对美国优先的挑战》里提到的，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很脆弱。这个问题很复杂。要是美元丧失储备货币地位，美国的世界地位将大大下滑。
美国人很难接受这一点。美国人看问题是非黑即白的，自认为是正义的。美国人会说自己在参与一场保卫自由、民主、人权的全球性战斗。哪怕只有美国一国在战斗，也决不放弃。最终，美国将打赢对一个“共产主义帝国”的“圣战”。
这种口号美国人很熟悉。很多美国人在中美关系中有非黑即白的观点。美国前总统里根说苏联是个“邪恶帝国”时，抓住了美国人的感情。可能用不了多久，中国就会被代入这个角色。
要是美国人陷入这种非黑即白的思维。美国人最终发现，不是中国，而是美国会陷入国际孤立。这不是说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有好感。那些对中国崛起感到不安的民意调查是准确的。一个新的强国登上国际舞台，国际社会感到不安是正常的。
大部分国家把中国看成一个正常的国家：努力改善民众生活并取得很大成功，和其他国家正常合作。国际贸易是基于自愿，没有国家能被迫出口或进口。130多个国家和中国贸易超过美国，这说明它们把中国看成一个正常国家，不好也不坏。
同时，全球对中国的尊重在增长。美国人可能认为这只是基于想从中国获得经济利益。在陷入道德优越感之前，美国人应该想想世界其他国家在更好地理解中国。这些国家发现中国在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第一重要的公共产品是克制了中国民众中的民族主义。这就是2021年的中国和1899年老罗斯福领导下的美国有区别的原因。
第二重要的公共产品是负责任地参与应对新冠疫情等全球挑战。大部分美国人没有意识到，新冠疫情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声望，而削弱了美国的声望。
第三重要的公共产品是，中国还是一个承认现状的大国，而不是革命性的大国。布林肯说，中国是唯一一个有实力在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上挑战稳定开放国际体系的国家。但是，尽管中国已经强大起来，还仍然支持西方主导的、基于规则的联合国宪章，以及其他西方体制。要是有人怀疑这一点，应该读读联合国宪章。中国遵循了宪章的原则。
同样重要的，中国建立了稳定和有秩序的社会，改善了14亿人口的生活。治理中国社会的政治原则不是西方的。中国民众和中国政府之间的社会契约，也不是西方的。但是在中国很有效。哈佛肯尼迪学院的一项可信的学术研究表示，对中国政府的满意度，从2003年的86%上升到2016年的93%。新冠疫情后，满意度进一步上升。大部分中国人对美国和欧洲应对疫情不力很吃惊。因此，他们对西方领导人那套西方社会更好的宣传很怀疑。
只要中国致力于改善民众生活，不挑战世界秩序，那么世界各国会继续和中国合作。美国想孤立中国，只会自己被孤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