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旭日东升》。
我们眼看着解放战争打响了，记得主席曾经跟人说过，乐观估计五年可以取得比较显著的成效，当然后来我们知道解放战争只花了三年。但是主席也说了，抗日战争急不得，解放战争拖不得。1946年到1949年，一个黄金的战略机会在中国面前一闪而过，共产党人一把抓住了这个机会。
1947年到1949年美国跟苏联的冷战在欧洲打了第一波高潮。如果在此期间美国、苏联在欧洲打完了冷战，把注意力重新投向亚洲，而中国的内战还没有结束，尤其是一些标志性的事件没有发生，比如说我们没有过长江，还留在要不要划江而治的阶段。这样一来历史的进程可能截然不同，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离不开美国对于中国内战的态度和政策的变化。
上期讲到赫尔利调停的时候，美国人采取的是一种无条件支持蒋介石——“扶蒋”的作战方式。美国预期中国独立之后，扶持蒋介石打败日本成为远东地区美国能够支撑的一个大国。
美国对中国的一些构想，毫无疑问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是极具吸引力的。比如说美国非常强调中国保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与统一，所以它拒绝任何外部势力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做法。从早期的门户开放政策到在抗日战争时期适度增强中国作为他们认定的合法政府有最高权威，确保他们能够实现对中国的有效管制。这些对于从近代列强瓜分危机下跑出来的中国人来说，毫无疑问是一种重大的利好条件。
毛泽东、蒋介石和赫尔利在重庆合影
但另一方面，我们常说，小孩子在做选择题，成年人说我都要。对于美国来说，中国维持领土和主权完整的意义何在？就是让美国能够得到整个中国市场。并且里面还有一层很精明、凉薄的设定，因为这样美国就不需要直接实施统治，只需要间接控制中国政府，就能够控制整个中国大陆，将美国从中获得收益的成本降到最低。
一个叫李敖的人在评论后来的美台关系有个比喻：台湾就是美国那条看门狗，狗粮主人都不负责的，还得自己掏钱买，自带干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它理解为美国对蒋介石政策的某种写照，所有的支持都不是免费的，所有的支持都要从中国获得加倍的收益。而且，美国所看中的、所扶持的中国，政权的实力永远不能达到自行其是，摆脱美国控制的状态。
另一方面在整个美国，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跟中国关系发展的过程当中，尤其是经过抗日战争之后，美国在中国这个问题上要回答两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第一，在特定时空条件下怎么看待中国。中国对美国来说是战略资产还是战略负担，资产和负担的判断决定了美国在对中国的管控中投入多少成本；第二，谁代表中国？未来的中国是属于谁的？当时就两个选择——国民党跟共产党。
有的时候美国对两个问题会做出一系列看上去让人觉得自相矛盾的答案，但如果想清楚美国对这两个问题答案后面的指导原则和标准，就不矛盾了。这个标准是美国自己的国家利益。对中国肯定有好感，但旅游者和传教士的心态并不能够替代对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视，归根结底冷酷的计算是建立在国家利益基础之上的。
直白一点，美国希望的理想的中国是怎样的？第一，有一个足够强大的合法政府，能够在中国实施有效的控制，维持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同时又在心理价值观念上足够地认同美国；第二，对美国足够友好；第三，愿意自发地为美国提供服务，让美国以最优惠的条件在中国利益最大化。这就是既希望中国肢体健壮，又希望从中国抽血抽得舒舒服服。
美国当时有两群人对中国的发展和认识有不同看法。比较多的那群人坐在华盛顿，对中国的了解是通过二手谏言，以及更加主要的是，他们的分析基础和框架建立在自以为是的以美国为主之上。另外一群人是到中国来的，像China Hand（中国通）、美国迪克西的“中国通”们，到延安去过，跟共产党人打过交道，知道共产党人是什么。
但是后一种更加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人是少数，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没有能够在美国的决策层里引起足够的重视。大体上在1948年左右，美国国内慢慢形成了所谓“从中国脱身”的政策，准确地说是从中国大陆“脱身”。
一些人觉得中国看上去是挺大的，人口是挺多的，但人多经济弱，生活水平差。8年抗战，看上去也不像日本那样能打，也不是高素质人口。美国在东亚有效地把日本控制在自己手里，不让它落入苏联手中，而且日本还有明治维新，是现成的工业底子。
所以美国坚定地从中国大陆“脱身”，重要原因也是美国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最重要的支柱——军队身上，看到了一些让美国极其不安的迹象。中国从晚清1840年以后，在军事力量上一直有两种类型的武装：第一，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后来变成八路军新四军，再后来变成中国人民解放军，新型政党领导下的新型军队，是为人民打仗的人民军队。
另外一种武装类型是军阀武装，国民党本质上是军阀武装，而军阀武装有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在不同层级的作战部队和领导军官之间，有特殊的人身依附关系。指挥官所指挥的军队多少，在军事和政治体系中的地位、话语权和分量是不一样的。你手下有5个师跟你手下有10个师、15个师，在老蒋面前的话语权是完全不同的。
国民党军队（资料图）
巴大维是美国派到国民党的军事观察团的头。为了大家方便理解，他的报告里有一些时代性的用语如国军、共军的用词，我就照着念下来，原文是陶文钊先生翻译的《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第一卷上册（1949年到1972年的部分）：
（巴大维将军简述他对政府失败的原因的看法如下：）
国军战略失败的原因，真是难以尽述。我相信，国民党政府犯的第一个政治军事上的大错误，是在对日战争胜利后，把力量集中于前日军占领区而实行纯军事性的收复。没有考虑久已存在的地域情感或建立可以吸引解放区广泛人民支持的有效的地方政权，不但如此，国军又受累于一个不健全的战略。而这个战略是由政治上有势力而军事上愚昧的高级指挥官所拟定出来的。
这里要举个名字，何应钦、汤恩伯、还有刘峙。三大战役里面有个雪茄不离手、养了狼狗的邱清泉“邱疯子”，在刘峙说话的时候用英语骂了他一句。为什么呢？他觉得刘峙就是猪。
第五军主帅邱清泉，作战指挥风格独树一帜、狂放大胆，人送绰号“邱疯子”（资料图）
但是蒋介石信任刘峙。蒋介石发家的中山舰事件中，在青岛把共产党员全部赶出去，夺取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时，派去主管第二师的就是刘峙。他是蒋从黄埔时期的嫡系，无能、蠢，但是老蒋认为忠心可靠，而且满足“运输大队长”奇怪的癖好——隔几千里微操。
国民党政府当时的战略不以巩固华北为满足，而以夺取满洲控制权的双重使命授予国军，这是超乎国军作战能力的任务。因为兵力不足，部队又依赖基地的补给，所以部队沿着铁路线分布。国军著名阵势就是摆一字长蛇阵：如常山之蛇，击头则尾至，击尾则头至，击中则头尾皆至。最后被粟裕、刘伯承等按住头尾，中间一刀切掉。
为什么是“一字长蛇阵”？因为要跟着铁路线走，军队都是些少爷兵又已经现代化了，靠铁脚板走是没可能的。所以为了保有铁路线，就必须保有铁路沿线的城市。在美军眼中，国民党军队就由能够进行攻势作战的野战军退化成了地方守备队和捍卫交通线的部队，同时也丧失了攻击的精神。这就是毛主席讲的“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
当然这跟军队性质、作战使命、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密切相关。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土地革命、红军时期开始，打得漂亮是因为可以打运动战、游击战，可以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地撤退，用空间来争取时间。
美国人对此有非常清晰的认识：
至于共产党的军队实力、它所得到的人民的支持和它的作战策略，从开始就被低估了。遂致保持对交通线所经过的、共产党占优势的乡村的有效掌控，也变得日益困难。缺乏能上战场与共军作战的军人，使共军变得日益强大起来。国军凭借着有限的资源，而且逐渐失势；而共军不仅能依据可以利用的人力和物力，以决定其战略，而且巧妙地应用了政府的战略与战术上的错误及经济上的脆弱性。
原先，共军是满足于打游击战的，其活动局限于袭击交通线和供应站上。其后由于在纯粹攻击性作战中获得成功，逐渐感到攻势态度在战争中很必需的。另一方面，国军在其防守地区的防御战略，却发展了一种“城墙心理”。
国军防守一地或一城市的典型战略，是在城内挖掘壕堑或退守城内，作战到底，以等待援兵，而援兵是决不会到来的，因为从任何地方也抽调不出援兵。国民党政府拒绝下述意见，即在现代作战方法的进攻下，防守一地或一城，必须将阵地部署于远离城墙以外的地区，因为在那里才有作战和运动。
此外，国民党当局更未能接受劝告：即在面临着强敌压境或者某种孤立及失败时，当撤退的机会还存在之际，必须撤离城市及其设防的地区。在某些场合，他们不撤退和挽救他们的军队的理由是政治性的。
军阀部队的第二个特点是地盘和领地的观念。地盘意味着人口，是军队个性化的财富。在这种利益结构下，让他离开是要他的命。红军长征期间四渡赤水就发现，当进入一些军阀地盘比如说桂系、滇系还有贵州，军阀防守本地的动机很充分，但是一旦离开了，追击作战的动机和效率直线下降。
当年功德林里著名的学霸杜聿明，苦口婆心地劝了“运输大队长”多少次，如果要打仗就不要放弃徐州，如果要放弃徐州就不要恋战，两者只能做一件事。好说歹说同意他撤了，又让他从徐州出来去救双堆集的黄维。这个指令是在杜聿明离了城没有电话、砸了电报机后，派飞机到阵地上空投手写的指令。这是彻头彻尾的悲剧。
接下来巴大维开始讲腐败问题：
国民政府的整个组织和机构中，都有中国人所特有的——家族、金融、政治的千丝万缕的利害关系存在着。此点必须明了。任何个人，不管如何干练有才，适宜于担任某一项工作，绝不会因此获得有权威的地位，而必须有其他的背景。在许多场合中，这种背景即是蒋委员长对旧日袍泽所予的支持和忠诚。
国军武装部队间的合作和调节，亦不能令人满意。其中陆军资格最老，地位最重要。因为大多数的高级军事职位均系由陆军出身的人担任。这些军官，大部分是蒋委员长的旧日忠诚的同僚，对于新起的空军和海军几乎是毫无所知。中国空军超过8个大队，实远超过一个缺少现金信用的国家所能支持的数量。在全部人员中，虽然有5000多名美国训练的驾驶员，但除了空运军队和利用运输为个人牟利外，没什么成就。而且，他们越来越不愿意冒险损失装备或人员，这清楚地反映在他们经常拒绝进行高空作战以外的战斗上。
政策设计室备忘录（视频截图）
另外一个文件是1948年9月7号的《政策设计室备忘录》，作者乔治·凯南。他写的这份《评估和确定美国对华政策》对中国的人口、经济、军事、政治形势和1945年日本投降以来事态的发展做了总体的评估。里面结论的部分介绍了美国跟蒋介石的关系：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蒋介石至少看上去是个具有进步和现代面貌的强有力的领袖，他皈依了基督教，似乎有能力统一他的国家和保卫本国的政权。不幸的是，蒋既未能统一、也未能保卫中国。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叛乱和国民政府对中国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无能为力挫败了蒋的宏伟的计划。
当时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奉行的是所谓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基于这种政策，当抗战结束之后，甚至蒋介石早期已经表现出他不可能赢得内战后，美国表现出了巨大的支持。凯南是这样评价的：
对蒋继续承担全部义务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但不是好的外交手段。它使美国政府走上了独木桥，无法做其他选择，失去了回旋余地。主动性的这一丧失也许不是致命的，如果事态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的话。然而，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下，事态的发展对我们不利，我们需要有随风转向、甚至抛锚停船的自由，直到确定航向为止。
凯南展现了外交人员的修辞：美国可以支持蒋介石，但这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它失去了美国外交当中最看重的东西——回旋余地和弹性。
这段话送给现在在台湾岛内跳上跳下的民进党当局，美国人是随时随地会评估的，如果你不具备价值的话，美国人抛弃你没有任何心理上的负担。这段话的结论就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已经江河日下，在与中国共产党长期斗争中走到了彻底失败的边缘。
1948年国民党已经到悬崖边上，掉下去就是唯一的结果。他做了大致的形势判断之后问了两个问题：第一，时至今日国民党和目前的国民政府是否还能挽救自己？第二，美国的援助是否能使内战的进程逆转？
前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不能”：有一点在10年前已显露出来，现在变得更加清晰了，即蒋-国民党-国民政府的组合缺乏赢得胜利的政治动力。后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也许会，但前提是美国在足够长的时间里提供足够多的援助”。
我们提供的援助不足以阻止共产党的推进，远远不能改变内在的进程。到底需要增加多少援助，是一个更接近于几何级数的问题而非算术级数的问题。“全面援助”几乎等同于公开干涉。公开干涉将增加对干涉者的抵抗。新民族主义的各种势力和中国人传统的仇外心理很可能会与共产党合流，由于共产党激烈反对帝国主义，他们与苏联的关系已在中国人民眼中变得无关紧要。
乔治·凯南有一个很深入的观察：对当时的中国而言，本土政权和外国的关系和民众对政治力量的态度之间有一个辩证的关系。如果政治力量主要依靠外部支撑，而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建立统治，民众会对此表示不满，外部力量也要求代价，这些代价会加深不满。
接下来这个结论当中最精华的反问出现了：
我们乐观地假设最后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美国人民不在乎所付出的政治和财政代价，共产党在战场上被打败，国民政府成为统一中国的主宰。之后又怎样呢？我们能确保国民政府不会再次瓦解吗？我们用什么来保证革命——我们的行动不可能根除其产生的基本原因——不会再度爆发，不会被克里姆林宫再度利用呢？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从对中华民国政府承担的政治、军事和财政责任和重负中解脱出来呢？
这是美国头号的战略决策者、战略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对美国和当时国民党政府之间关系的一个判断。对于国民政府的“全面援助”是一种不确定的、充满危险的行为，美国政府不能拿美国的声誉和资源赌博。后面的结论很清楚，国民政府的消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这个局面究竟会怎样发生，目前难以预料。它也许会因下述因素的一种或几种促成：
（1）蒋介石死亡、退休或被赶下台；
（2）发生政变；
（3）政府要员叛变；
（4）出现一个分离主义政权；
（5）共产党获得一系列重大胜利；
（6）国民党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
不管这一变化进行得多么顺利，都会出现不稳定的混乱局面，、即使李宗仁副总统迅速接替蒋的职位，国民政府的现有结构大体保持不变，情况也会是如此。
在中国在20世纪40年代解放战争时期，中国掀起了一个词叫“第三条道路”。美国驻华使馆的人拜访李宗仁，希望在毛泽东和蒋介石之外找第三个人出来，在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蒋介石的右翼民族主义之间找一个开明温和派，他们当时找到的对象是李宗仁。在毛和蒋之外找第三条道路，就是“第三条道路”的由来。
后来这些人要么去了香港后辗转回大陆，要么去台湾后3到5年内被蒋介石搞死。去台湾“观光”后，蒋介石脾气变得很差，但凡美国夸奖的人，比如孙立人，6个月入狱。后来美国人的夸奖和称赞变成“死亡之吻”，这是后话。
至于共产党，美国毫不怀疑共产党会赢得内战：
对共产党来说，内战是一个他们有高超技巧可以从容应付的老问题。
共产党的真正麻烦将在敌对行动结束以后出现，到那时，他们将遇到一个作为控制整个或部分中国的和平时期的政府所面临的各种难题。他们也许不会立即遇到所有那些问题。但如果他们生存下来，他们迟早会遇到所有问题。
他们在稳定形势下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问题，即行政管理问题。人们的普遍看法是，共产党在国家、省区和城市管理方面缺乏有经验的人才。即使他们从党外招聘大量有实际经验的管理人员，他们的政府也可能在除政治监控和惩罚以外的其他各个方面都缺乏效率，然而，无论如何，这个政府也不会比现在的国民政府更缺乏效率。
更严重的问题将是他们的意识形态与中国的现实之间存在的反差所引起的种种复杂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必须按照社会主义理论进行集体化和工业化。但是，值得怀疑的是，中国是否像苏联那样有足够的人口和经济空间成功地进行耗费如此巨大的一项事业。共产党中国也不大可能得到来自外国的大量投资，尤其是来自资金匮乏的俄国的投资。社会主义文化运动最低限度将遇到中国自由主义的消极和隐蔽的抵抗，最高限度将遇到破坏性的民众造反。
毛泽东是中国人中一个极其精明的评判者，现在他也许会被渐进主义的可取性（即使不是必然性）所说服。他也许会做出中国应缓慢推行社会主义化的决定。如果他这么做了，他领导的运动将冒失去因意识形态狂热而拥有的勃勃活力的风险，冒变成深受中国各种难题困扰的另外一个国民党的风险。
最后，民族主义也许会成为令共产党感到棘手的难题。
撇掉中间意识形态、自我中心的妄想部分，这是非常有趣的判断。西柏坡会议之后，第一代领导人对共产党从“马上得天下”到“马下治天下”，如何治理天下、如何引导中国人民去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程度上在另一个侧面得到了清晰的表述。
在美国“脱身”的过程中，美国国内有各种各样的分歧。基于意识形态，或是台湾的游说，一部分力量坚决反对美国以任何形式“脱身”，希望美国不惜一切代价支持国民党。而为了应对这些力量，美国的杜鲁门政府发了一份《美中关系白皮书》， 核心就是为美国从中国“脱身”寻找理由。美方的意思就是，从1944年到1949年间给了非常多的援助，结果还是干不过共产党，国民党太腐败了。
《美中关系白皮书》（视频截图）
美国国内的保守派对这个事情做出了强烈的回应，1949年7月21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致约翰逊的备忘录：
5.（白皮书）引用这些声明、电报和报告，会给机密文件的安全和我们的密码保密制度带来一些可能非常严重的问题。关于文件的密级，我们注意到，第3章中引用了史迪威将军的电报和报告，第5章中引用了魏德迈中将（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的电报，第7章中引用了巴大维少将的电报和最后一份报告。由于陆军部是这些文件的正式保管机构，它们的密级问题要由陆军部处理。
6.至于密码的安全问题，不但涉及军方的密码，而且涉及国务院通过电报系统发送信息的密码。专家的意见是，由于各种密码系统相互关联，所以对本部门密码系统的安全造成威胁，就意味着对其他部门的密码系统安全也造成威胁。因此，有可能会发生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的密码泄露事件，除非采取适当措施在必要之处对文件加以释义化处理并略其不宜公开的具体日期。
从细节入手，试图最大限度地限制和削减白皮书中的内容来为蒋介石遮掩脸面，进而使得美国和当时国民党的关系、后来对台湾的关系维持高水平运行。
最终“脱身”政策没有能够成型，美国的保守派基于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保守认识和理解，最终选择坚定站在国民党一侧，并且在国民党失去大陆之后，将台湾作为美国能够保持对这一地区地缘政治进行有效干预的一个切入点和抓手。
事实上借助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的机会，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实质性地阻断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让我们解放战争进入到了一个暂时停止的状态，我们的统一进程并没有完成，现在这个任务再度放在我们面前。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大陆战场上取得巨大进展的时候，当时实力远胜于中国的美国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套与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打交道的某种认知，这在早期接触的事件当中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反应。
这一期的旭日东升就讲到这，最后一期包含两个小故事，是前期两个标志性的事件：司徒雷登和黄华的早期接触；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美关系发生戏剧性变化的乒乓外交。我们可以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是如何在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处置非常微妙的中美关系，以最大化地保障中国的国家利益，同时在原则性和灵活性之间实现有效的均衡。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