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也是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办学理念的高度概括。
实事求是与中央党校的渊源要追溯到延安时期。1941年底，《中共中央党校计划》经党校管委会讨论通过后，彭真向毛泽东请示中央党校的校训是什么，毛泽东回答：“就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彭真根据这一精神，和中央党校领导人员研究制定了办校的方针：一、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二、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三、把自己的言行当作客观事物来对待。1943年底，中央党校新建大礼堂落成。礼堂正面外墙上方刻有毛泽东亲笔书写的“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从此，实事求是这一校训，一直成为办好党校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成为党校学员，乃至全党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座右铭。
实事求是最早见于东汉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说的是西汉景帝之子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刘德的实事求是是喜好先秦诸子的古书，考证古书时“求真是”“留其正本”。唐代颜师古将实事求是注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这指的是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务实的方法。
实事求是作为校训并非是中央党校首开先河。早在1914年，爱国教育家赵天麟被任命为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校长，提出了实事求是作为北洋大学校训。1917年，怀揣实业报国梦想的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宾步程，手书实事求是悬挂于岳麓书院讲堂，将其作为校训，引导学生从事实出发，崇尚科学、追求真理。1917年前后，青年毛泽东寄住在岳麓书院的半学斋，正是恰同学少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之时。其间，毛泽东两度游学，足迹遍布三湘大地，接触社会各界人士，在国情民意中饱读“无字之书”。岳麓书院实事求是的校训无疑铭刻在青年毛泽东的心中。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专程来到岳麓书院，并作出“岳麓书院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个策源地”的重要论述，充分肯定了岳麓书院实事求是校训对党的思想路线形成的重要作用。
实事求是这一概念在党内最早提出是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全会报告的第七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首次提到实事求是的概念。报告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1939年7月，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回应与阐释。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开宗明义地提出，“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对实事求是作出的全新的、科学的解释。毛泽东还把实事求是形象地比喻为“有的放矢”，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矢”去射中国革命的“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延安整风的另外两篇经典文献《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进一步阐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这个实事求是有着特殊的、时代的理论内容，与《汉书》中实事求是一词有本质区别，在普遍性意义上却都包含着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做事的一般原则。毛泽东借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实事求是这一成语，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作出新的科学解释，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使实事求是这一古老成语获得了新的强大生命力，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科学概念。实事求是既是一个从实践到理论的过程，也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气质。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掌握，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研究，是形成实事求是思想方法、思想路线的根本原因。1945年，党的七大胜利召开，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光辉随着这一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
邓小平说：“我是实事求是派。”“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1978年，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以他的远见卓识、丰富的政治经验、高超的领导艺术，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推动进行各个方面的拨乱反正。在他的指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