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日前在山西太行山、吕梁山部分贫困县调研发现，自实施“精准扶贫”以来，县级政府不但有了更多自主权，扶贫项目更加“接地气”，效果显著。
资金切块到县 项目群众做主
晋中市和顺县李阳镇下石勒村位于太行山区，全村共有６５４口人。２０１５年，当地扶贫部门投入５０万元整村推进，支持村里发展蔬菜大棚，带动村民建成了７０亩设施蔬菜园区，年产无公害蔬菜７０万斤，实现人均增收１０００多元。
下石勒村党支部书记杜继英告诉记者，这得益于扶贫项目实行了村民直接申报制，政府充分尊重群众意愿，不再大包大揽，更多是出资金、搞服务，群众更加有积极性。
目前，山西不少贫困县都已建立扶贫项目库。村委会直接将群众想发展的产业项目申报入库，然后扶贫部门组织相关单位和专家评审，评审通过后报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审核，审核通过后经县政府常务会批准实施。
与群众自主选择项目紧密衔接的是，县级政府对扶贫资金使用也有了充分的自主权。从去年开始，山西省打破了沿用多年的省扶贫办统一管理扶贫资金的方式。扶贫资金“切块到县”，由县级政府自主使用。扶贫项目也不用再向省里限时申报，只需简单备案即可，极大增强了扶贫工作的灵活性。
多位县扶贫开发局局长表示，资金使用方式调整后，扶贫工作更加顺畅了，项目落地可以灵活掌握，更贴近实际。
项目不断升级 “孵化”效果显著
贫困县形成一个扶贫产业很难，需要投入大量财力、物力和人力。因此，如何避免因为价格下跌等因素出现“毁棚”、“砍树”等现象，一直是摆在扶贫部门面前的难题。
去年，吕梁片区一些贫困县红枣大量滞销，有的农民开始砍枣树。而同处吕梁片区的苹果大县吉县，也遭遇苹果价格大幅下跌，但果农情绪却很平稳，折射出扶贫思路的差异。
吉县苹果扶贫至今已开展近３０年，从未间断过。目前，全县苹果种植面积为２８万亩，８２.１％的农民有果园，农民人均增收近４０００元。吉县吉昌镇上东村７０岁的郭栓珍告诉记者，她的果园去年产了２万多斤苹果，虽然价格下跌，但仍卖了３万多元钱。
吉县苹果产业的成功，关键在于扶贫资金使用方式不断优化。最初，吉县扶贫资金主要是用于扶持苗木，扩张种植规模。而如今，则更加注重提升使用质量，发挥政策资金的“保姆功能”“孵化功能”。
目前，山西不少贫困县的扶贫资金使用，已经从扶基础转移到扶配套服务、扶链条延伸上来。在记者在吉县看到，很多果园里都建有专门的看护房、田间路、蓄水池、防雹网等服务设施；升级为有机苹果的果园已达３.３万亩，价格高出普通苹果３０％－４０％。当地扶贫部门利用现有政策资金，引导社会资本打造起了冷藏物流业，建成２０多个果库和交易市场，孵化出一批果酒、果醋、果汁等深加工企业。
吉县扶贫开发局局长党建民说，要确保一个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扶贫思路要跟上，不断进行产业升级，拉长产业链条，从而增强农民的抗风险能力。
效率仍需提速 基层急盼“放权”
尽管在“精准扶贫”的推动下，扶贫工作的变化十分明显，但一些环节的“梗阻”仍然存在。基层政府盼望更多权力事项能下放到县，提高扶贫工作效率。
比如，目前山西很多贫困村都建起了１００千瓦的光伏电站。但部分扶贫干部反映，相关备案批复环节仍然不够顺畅，很多光伏电站建起来了，却无法并网发电。
晋中市左权县扶贫开发局局长侯秀英说，去年他们实施了３个村的光伏扶贫项目，现在一个也没有网发电。而类似情况，在其他贫困县也普遍存在。
“光伏扶贫每个项目容量仅１００千瓦、占３亩地，备案批复完全可以下放到县一级，同时上级部门之间也应提前对接，避免事后卡壳，像现在这样只安装不发电，无法向群众交代。”一位基层扶贫干部告诉记者，他们去一趟省城，来回开车近１０个小时，县扶贫局、发改局、村委会都得去人，既浪费时间和经费，也严重降低了工作效率。
此外，今年中西部２２个省扶贫考核将引入第三方评估。但记者在山西采访发现，各个贫困县都面临费用短缺，第三方评估难以全面推行。“去年我们实施了七八十个扶贫项目，但全部经费加起来只有４０.６万元，远远满足不了需要。侯秀英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