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干半岛位于欧洲东南部、中东欧南部，三面环海，处在亚得里亚海、爱琴海和黑海之间，不远处便是地中海，属于地中海文明圈。历史上，巴尔干地区是著名的“欧洲的火药桶”，早在1912-1913年就发生了两场巴尔干战争，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导火索。二战中，巴尔干半岛也是狼烟四起，战火连天。巴尔干是冷战初期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率先发生冲突的地方，也是20世纪90年代欧洲唯一发生战争的地区。它是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兼备的区域板块，也是亨廷顿所描述的“文明断层线”地区。冷战终结后，除了苏联崩盘之外，巴尔干半岛也发生了南斯拉夫彻底解体的事件，留下了“国际孤儿”科索沃。
狭义的巴尔干地区由9个国家组成，包括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黑山、波黑、北马其顿，其中，有6个国家是南斯拉夫解体后形成的。广义的巴尔干还包括希腊、塞浦路斯在内。在地理上，土耳其的部分领土延伸至巴尔干半岛，但习惯上没有把土耳其列为巴尔干国家。与中东欧的北部和中部地区相比，巴尔干半岛的民族文化更具有欧亚的特性。它虽然与西方社会同宗同源，都是在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但两者之间明显存在文化基因的差异，这也是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的重要依据。
在当代人的记忆中，中国与巴尔干半岛的联系大部分发生在冷战期间。中国一度深深地卷入巴尔干半岛的地缘政治，其动机完全是出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考虑。奇怪的是，中国连续几十年点燃着阿尔巴尼亚这盏“欧洲的明灯”，却不是为了对付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而是用来抗衡东方社会主义的“头”———苏联。1979年后，随着中阿关系的破裂，中国也转移了对巴尔干半岛的关注。然而，1997年5月9日，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炸，再度激发了中国人的情绪。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巴尔干地区剧烈颤动的脉搏逐渐平息下来。中国也因为“一带一路”倡议重新踏入巴尔干地区，迎接它的是鲜花和掌声。这让大部分中国人感到慰藉。可是基于对巴尔干地缘文明史的思考，人们不禁要问，它永远会像今天这样平静安宁吗？中国进入巴尔干地区之后，在未来的岁月里，伴随它的永远是鲜花和掌声吗？其他大国就这么从容地看着中国影响力在巴尔干半岛生根发芽吗？这些都是挥之不去的疑问，这里暂且称之为“巴尔干之问”。
一、“巴尔干之问”
“巴尔干之问”有三个问题。第一个是文明断层线问题。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之后，亨廷顿提出了文明断层线的问题。他指出，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国之间存在着文明断层线。处在文明断层线之间的各个国家，抛弃了冷战时期东西方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转向地区性的国家身份认同，而驱使这个认同过程的内在动力便是各个国家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狂热追求和坚持。于是，曾经被美苏全球性竞争战略长期抑制的地区性矛盾，在20世纪90年代集中爆发出来，甚至演变为地区性战争。这些地区冲突被亨廷顿称之为“文明的冲突”，因为引发这些冲突背后的动机和原因既不是阶级斗争，也不是地缘政治或者是经济利益的博弈，而是文化矛盾使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出之后，在国内外引起了轰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也曾经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进行了讨论。当时国内主流观点基本上不赞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美国发生“9·11”事件之后，亨廷顿的观点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当然，出于国际反恐联盟的战略需求，对于伊斯兰极端主义攻击文明世界的行为，不适宜使用文明冲突的观点来解释，否则无法彰显国际反恐联盟的正当性和正义感。
然而，就巴尔干地缘文明而言，亨廷顿关于“文明断层线”的观点还是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冷战结束后，按照正常的逻辑推理，西方资本主义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即所谓的“历史的终结”。巴尔干这个“欧洲的火药桶”似乎也应该告别历史，融入西方社会，享受和平的红利。但事实正好相反。在20世纪90年代，巴尔干半岛充满着腥风血雨，先后发生了波黑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大批军人和平民百姓在战争中伤亡，让人难以想象这里就是欧洲——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亨廷顿认为，波黑战争就是文明之间的战争。三个主要参与者：克罗地亚族信奉天主教，塞尔维亚人信奉东正教，穆斯林信仰伊斯兰教。面对这场具有宗教文化色彩的战争，西方国家也发生了分裂。基于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担忧，欧盟国家的精英普遍支持克族和塞族，但美国却支持穆斯林族，容忍伊朗和沙特向穆族提供大量的武器和资金。在科索沃战争中，中俄支持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维护国家统一，而北约国家支持科索沃阿尔巴尼的穆斯林寻求独立。这些现象用其他理论似乎难以自圆其说，而用亨廷顿的观点则可启发思考。亨廷顿认为，“断层线战争的特征是，不断地休战、停火和停战，而不是达成解决主要政治问题的全面和平条约，它们之所以具有时起时伏的性质，是因为断层线战争是深深基于不同文明集团间持久对立关系的断层线冲突，这些冲突又源于地理上的相邻、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彼此各异的社会结构和双方社会的历史记忆”。翻开历史画卷，发现断层线战争不仅发生在当下，也发生在过去。100多年来，巴尔干先后卷入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两场地区性战争，其中就有文明断层线的原因。
第二个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问题。二战结束以后，苏联的社会主义在东欧地区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形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阵营。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几乎与冷战同时爆发的还有苏南冲突。当时苏联和南斯拉夫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其尖锐程度甚至超过东西方之间的矛盾。斯大林使用了最激烈的语言攻击铁托，把南斯拉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并在东欧国家发起清洗“铁托分子”的运动，而铁托也不甘示弱，仍然坚持南斯拉夫独立自主的立场。铁托是一个有情怀的国际主义者。东欧解放后不久，他建议成立共产党情报局，并把总部设在贝尔格莱德。然而在对外事务上，苏南发生严重分歧，包括巴尔干联邦问题、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关系问题以及的里雅斯特的主权划分问题。这些分歧的共同点是，铁托追求建立一个大巴尔干地区的梦想，而兼并保加利亚、阿尔巴尼是实现其梦想的必要环节。但是，铁托的梦想在斯大林眼里却是对苏联领导权的挑战，是一种叛逆，于是给予了严厉的惩罚。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分裂始于苏南两国，但不限于这两国，还有其他两个国家也发生了关系破裂，其中一个是中国，另一个是巴尔干国家阿尔巴尼亚。中国曾经把阿尔巴尼亚比喻为“欧洲的一盏明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毛泽东用这句诗形容中阿关系的密切，广为国人所知。可惜到1970年代后期，中阿关系迅速恶化，降至冰点。
本来这些都是历史，不值多议。问题是，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巴尔干半岛作为中东欧的组成部分，被列入了“一带一路”的规划。这样就带来第三个问题，即中国能否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在巴尔干半岛长期存在下去，进一步促进巴尔干地缘文明的整合及实现文明断层线的跨越。中国对巴尔干事务介入的深度与欧盟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目前在巴尔干地区，至少有4个欧盟成员国，5个欧盟候选国。巴尔干国家的货币全部可以用欧元兑换，其中，黑山和科索沃可以直接使用小面额欧元。斯洛文尼亚即将发行欧元。中国与巴尔干国家基本上以双边关系为主。多边平台主要依托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高层的会晤机制(“17+1”)以及一些基础设施项目，比如匈塞快线，但其影响力比较有限，因为这种影响力仅仅停留在经济项目层面，尚未触及深层次的区域文明以实现“民心相通”。今后，“一带一路”在巴尔干半岛如何推进，其核心目标是什么？这个问题不得不深思熟虑，毕竟中国曾经在巴尔干半岛经历了两次挫折：一次是中阿关系的破裂；一次是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炸。从过去的失败经历可以发现，中国对巴尔干半岛的政策过分倚重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思考模式，忽视了巴尔干半岛文明形态充满着矛盾的复杂性。应该说，造成这一文明形态特性的因素很多，而巴尔干半岛的地理构成是其中一个因素。
二、地理构成对巴尔干文明形态的影响
巴尔干半岛总面积大约有55万平方公里，与法国面积相同；人口5500万，比意大利少了400万，比西班牙多了900万。从面积和人口规模的角度看，巴尔干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国。然而就是在这样有限的空间里分布着9个民族国家，它们的宗教信仰、语言文化全然不同。整个巴尔干的文明形态呈现切割、细分状态，其间缺乏强大的文明核心力量来充当稳定地区局势变化的压舱石。形成这个文明布局，是与巴尔干半岛的地理构成分不开的。
巴尔干半岛山峦重叠，纵横交叉，绵延起伏。半岛矗立着四大山脉：阿尔卑斯山脉、喀尔巴阡山脉、巴尔干山脉和迪纳拉山脉。阿尔卑斯山脉由西向东，横卧于斯洛文尼亚，又称之为克恩顿-斯洛文尼亚阿尔卑斯山脉。喀尔巴阡山脉是阿尔卑斯山脉的东部延伸，呈现半圆形，其结构比较松散，与盆地相互交织，形成很多块地。它从斯洛伐克向东展开，一直到罗马尼亚境内，被称为特兰西瓦尼亚山脉。该山脉多见山口，森林密布，覆盖了40%的罗马尼亚国土。巴尔干山脉是阿尔卑斯山脉和喀尔巴阡山脉的延伸，一部分位于塞尔维亚，其余大部分横贯保加利亚全国，总长度约555公里，呈链状形，由主脉和支脉组成。巴尔干山脉属于本土山脉，被称之为巴尔干半岛的“脊梁”。迪纳拉山脉是阿尔卑斯山脉的东南延续部分，成为几个前南斯拉夫共和国以及阿尔巴尼亚的主要山脉。四大山脉及其支脉使得巴尔干半岛成为多山地区，难以形成一望无际的平原地带。山脉的分割，导致巴尔干半岛的各个民族生活在狭隘的空间里，比较孤独和封闭，从而形成整个巴尔干文明形态的碎片化以及文明的断层线。这是巴尔干半岛地理构成的结果。
文明形态的碎片化体现在巴尔干的国家中，除了罗马尼亚，没有一个在人口和语言上占据绝对优势的主体民族及国家。即使罗马尼亚人，在人口总数上也比朝鲜人少了900万，历史上它由三个公国组成。原来的东欧小国保加利亚，现在成了第二大国，人口只有705万，面积11万平方公里。历史上，保加利亚被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先后征服过。虽然保加利亚第一王国时期的疆土，曾经覆盖巴尔干半岛南部及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沿海地区，但在第二王国时期，保加利亚被奥斯曼帝国征服长达500年。之后，保加利亚基本是以小国的角色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前苏联时期，保加利亚也出现了世界级领袖，他就是时任共产国际和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的季米特洛夫。他在冷战爆发初期提出了建立巴尔干联邦的倡议，得到铁托的积极响应，因为早在1920年6月，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纲领就提出了这一设想。巴尔干联邦的倡议是，先建立南保联盟，然后邀请东欧其他国家加入巴尔干联邦，最后邀请更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参加巴尔干联邦，使之成为共产主义世界联盟。南保两国对巴尔干联邦的方案都乐观其成，分歧只是在于，铁托希望保加利亚以与南斯拉夫6个共和国一样的地位组建南保联盟，而保加利亚坚持与南斯拉夫平等的地位组建二元制的南保联邦。起初，斯大林没有否决南保联邦的提议，甚至还站在保加利亚一边。但很快，斯大林洞悉了南保的意图，觉察到了铁托的野心和季米特洛夫的天真。这样下去，会导致在社会主义阵营里边出现一股对苏联说“不”的强大力量。于是，季米特洛夫突然在莫斯科病逝，铁托遭到了苏联的批判。
冷战终结后，巴尔干文明形态的碎片化过程在南斯拉夫表现得淋漓尽致。本来铁托治下的南斯拉夫是巴尔干地区最大的国家实体，一度想扮演社会主义阵营里第二大力量的角色。然而，铁托死后10多年间，南斯拉夫就解体了。虽然塞尔维亚还苦苦支撑了一段时间，甚至只剩下塞尔维亚与黑山两个共和国，还使用着南斯拉夫联盟的国号。但在北约的打击下，南联盟彻底瓦解，不仅黑山独立，最后连科索沃也从塞尔维亚分离出去。南斯拉夫从一个2300万人口、面积26万平方公里的巴尔干大国分裂成6个新兴国家以及独立地位未定的科索沃。巴尔干半岛的国家数量也从4个上升到9个。这9个国家民族不同，语言不同，文字也不同，宗教信仰更是不同。这些民族文化的差异必然导致文明融合的艰难。文明断层成为巴尔干地缘文明的突出现象，这又反过来造成了巴尔干半岛国家的弱势地位。从古到今，任何一个文明大国基本上拥有一望无垠的广袤土地，从沙俄到苏联，从蒙古帝国到大清帝国，从德意志帝国到法兰西共和国，从阿拉伯帝国到美利坚帝国，无不如此。即使土地面积狭小的日本帝国和大英帝国，也因为拥有占据绝对优势的主体民族而称雄世界。
巴尔干半岛地理构成形成的这些地缘文明特点，导致了该地区的弱势地位，成为周边大国的征服目标。从古到今，巴尔干半岛始终处于大国的阴影下。此时此刻，中国“一带一路”的脚步声在巴尔干半岛响起。
三、历史的阴影与当代“一带一路”的进入
巴尔干半岛经历了不同时代的大国统治。亚历山大帝国的版图，涵盖了大部分巴尔干的领土，而罗马帝国全盛时期，整个巴尔干半岛归属罗马。罗马帝国分裂后，巴尔干半岛又被纳入拜占庭帝国的范围。在中世纪，奥斯曼帝国打败了拜占庭帝国，将巴尔干半岛并入其版图，统治时间长达500年之久。俄罗斯帝国崛起之后，与奥斯曼土耳其展开了激烈的地缘政治博弈。沙俄的意图是希望通过控制巴尔干半岛和克里米亚半岛，在黑海获得出海口。俄土战争时间跨度长达两个多世纪，从17世纪至19世纪的241年间，两国之间的重要战争多达10次。1877年至1878年的第10次俄土战争中，俄罗斯惨胜。土耳其丧失了对部分巴尔干半岛国家的控制权。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等国赢得了独立。但是，奥斯曼帝国并没有完全败落。沙俄为了争取奥匈帝国的中立政策，答应奥匈帝国代管波黑。1908年，奥匈帝国正式吞并波黑。由于奥匈帝国支持波黑的穆族，激起了波黑塞尔维亚激进主义者的愤慨，于是发生了众所周知的“萨拉热窝刺杀事件”，直接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巴尔干半岛成为奥匈帝国、德国、沙俄和英国争夺的主战场之一。
在二战中，意大利和德国先后占领了巴尔干半岛。有意思的是，巴尔干的主要国家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竟然都站在轴心国集团一边。二战结束后，巴尔干国家和其他东欧国家都加入了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并在40年的冷战中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展开长期的意识形态较量。冷战结束后，巴尔干半岛成为美欧俄博弈的主要地区。美国开始插手巴尔干事务，牵头签署了结束波黑战争的代顿和平协议。不久，北约和南联盟的矛盾凸显，而科索沃危机则成为北约教训米洛舍维奇的一个契机。战争结果毫无悬念，美国领导的北约军队占据绝对优势，以大规模空袭的方式赢得了战争，米洛舍维奇被送上国际法庭。
进入21世纪后，巴尔干半岛局势总体上趋向和平，同时它也成为西方大国的主要势力范围。美欧以吸纳巴尔干国家加入北约和欧盟的方式，将巴尔干半岛置于其控制之下。巴尔干半岛那些在宗教文化上亲近西方的国家先后加入了北约或欧盟，如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黑山和克罗地亚。其余宗教文化上比较疏远的巴尔干国家继续等待，接受北约和欧盟的组织考察。尽管相对和平，但是，巴尔干半岛始终笼罩在大国的阴影下。此时，中国以一种经济合作倡议的方式再度进入巴尔干半岛。
中国在大巴尔干地区投资建设的两个知名大型项目是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和匈塞快线。比雷埃夫斯港项目早在2008年就启动了。当时，中远集团在该港口私有化中成功中标，获得了两个码头的35年特许经营权，其中，3号码头经过8年建设于2019年6月正式投入营运。中国接受比雷埃夫斯港经营之后，港口吞吐量大幅度上升，全球排名从93位跃升至32位，成为地中海第一大港。匈塞快线是2013年中东欧峰会上，李克强总理与匈塞两国总理共同宣布的。它是一个对现有铁路进行现代化改造的项目，主要连接贝尔格莱德和布达佩斯，全长350公里，其中，匈牙利境内166公里，塞尔维亚境内184公里。匈塞快线设计的最高速度是每小时200公里，建成后，预计把速度提高将近三倍。次年，李克强又与匈牙利、塞尔维亚和北马其顿总理商定，将匈塞铁路改造向南延伸，穿过北马其顿，直接通向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变成“中欧海陆快线”。匈塞快线成为“一带一路”中东欧合作的旗舰项目。本来，中远集团投标比雷埃夫斯港是在“走出去战略”思想指导下的一个个案，而匈塞快线也仅仅是中国对匈塞两国首都铁路进行现代化改造的一个“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然而，当比雷埃夫斯港与匈塞快线连接起来以后，地缘战略的浓烈意义开始显现出来。它意味着另一个来自远方的大国，开始深层次地贴近巴尔干半岛，并可能对巴尔干事务施加影响。于是，欧盟不安，美国也不安。2017年2月，欧盟委员会对匈牙利境内的铁路招标程序正式展开调查，主要评估这个价值28.9亿美元的项目的财务状况以及是否违反欧盟的法律。一旦发现违法情况，匈牙利可能遭到欧盟的罚款或起诉。德国总理默克尔公开指出，“中国不应该将在西巴尔干地区的投资与政治诉求挂钩”。美国国务院新任西巴尔干事务特使马修帕尔默警告道，西巴尔干地区国家应避免陷入债务陷阱。他认为，“一带一路”的项目看上去非常诱人，但一些贷款隐藏了附带条件。
欧盟和美国的警示值得关注。历史上，中国在巴尔干半岛有过两次深刻的教训：一次是中阿友谊关系的破裂；另一次就是以付出使馆被炸为代价支持前南联盟，但以塞尔维亚为主导的前南联盟在北约的打击下，无法避免失败的命运，不仅联盟解散，科索沃也从塞尔维亚分离出去。现在，“一带一路”进入巴尔干半岛已有六个年头，需要总结和反思。总体上看，“一带一路”在巴尔干半岛的开局是成功的：一是项目的多样性，二是参与国的广泛性，三是参与方式的灵活性。中国的投资领域比较多样化，包括铁路、港口、机场的现代化改造，高速公路和发电厂的修建，中欧班列的扩大运输，钢铁产业的转入，各种工业园区和科技园区的建立等。罗马尼亚表示，希望罗马尼亚的黑海港口康斯坦察成为“一带一路”上的重要枢纽。几乎所有的巴尔干国家都以积极的心态并以灵活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一带一路”建设。所谓参与方式的灵活性是指，参与方既有国家层面，也有地方层面和企业层面。中国对“一带一路”不设门槛。各国首先通过“17+1”的中东欧合作机制达成框架性协议，然后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项目规划和推进，项目所需要的大部分资金由中国提供，这也是巴尔干国家欢迎“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原因。
尽管成绩斐然，“一带一路”在巴尔干地区的开展还是需要做进一步思考。从长远看，“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并不是最终目的，“民心相通”才是最终要达到的目标。如何做到“民心相通”，这是一个世纪性课题。尤其在中东欧地区，在巴尔干地区，选举是它们政治的本色。任何政府必须从属于民意，重视民生的改善。在前苏联时代，中东欧国家由于盲目照搬苏联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轻视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导致消费物品供应的匮乏，被称之为“短缺经济”。这是一条可以解释东欧一夜剧变的重要理由。巴尔干半岛国家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和矜持，最后也无奈地倒向西方，选择了市场经济的道路。然而，几十年积累下来的问题不可能立即解决。欧盟扩大之后，也稀释了欧盟的财政资源，它只得挑选那些宗教文化与西方亲近的巴尔干国家给予经济上的援助。其余国家的贫穷状态一时难以改变。
中国的进入，给予其他巴尔干国家以希望。但是鉴于以往的经历，中国不得不小心，一是要防范巴尔干国家民意的变化，因为政府的施政路径基本上是依赖民意，追随民意。这一点与冷战期间有明显区别。当时政府决策的关键因素是执政党精英的个人意志，意识形态占有很大的权重。二是需要观察欧美大国的态度，在“一带一路”推进中，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不要被表面的顺利现象所迷惑。毕竟欧美大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根基深厚，手段也丰富多样。如果不在巴尔干半岛的“道”打开导航仪、踩着刹车谨慎驾驶，而是一路狂奔，就有可能遭遇战略风险。为了规避这些不必要的战略风险，“一带一路”高级版应该选择建设巴尔干大市场作为长期建设目标。
四、“一带一路”巴尔干市场的构想
从全球化的格局看，巴尔干半岛文明形态的碎片化是一种劣势。它阻碍了国家之间的一体化发展，增加了相互之间的不信任感，引发了地区局势的变化动荡。巴尔干国家本身仍处于国家身份建构的现代化前期，与欧洲发达国家尚有很大的差距。但是，从市场经济的视角看，巴尔干地区文明形态的碎片化对于“一带一路”的未来发展反而是一种后发优势。首先，碎片化说明巴尔干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居民生活水平较低，市场潜力较大。中国可以较小的成本进入巴尔干市场，谋求长期发展。其次，碎片化说明巴尔干地区的国家经济实力不够强大，政府容易接受基于平等原则的市场交易。再次，碎片化说明巴尔干地区的民营经济占据重要地位。相对而言，民营企业没有官僚习气，善于把握商机，更加容易达成交易。最后，碎片化导致欧盟需要顾及全部巴尔干国家，难以做到面面俱到。这样留下了不小的空间，可供“一带一路”施展。
从主观动机上看，“一带一路”之所以选择建设巴尔干大市场作为长远目标，其缘由包括：第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是一种历史使命，任何代表人民利益的执政党都会作出这样的选择。由于人民的消费需求是千变万化的，带有很大随机性和非理性，事先无法做出预测和计划，因此，只有选择符合人类生活习性和行为方式的市场经济道路，才有可能满足消费者的各种需求。第二，在世界体系论中，中东欧地区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半边缘地带，巴尔干半岛更是中东欧的落后地区。所谓的“落后”就是指市场经济不发达。巴尔干若要谋求现代化发展，市场经济这一课必须补上。第三，中国与巴尔干地区都有共同的命运，在历史上遭受过列强的压迫和战争的蹂躏，人民之间的共同语言较多，亲近感较强，交流起来也比较方便。搭建巴尔干市场的平台，就是让中国人与巴尔干人在市场交换平等的基础上增加沟通的机会，以达到相互信任的目的。
既然选择了市场经济道路，那么“一带一路”巴尔干大市场建设就要与目前的推进方式有所不同。具体构想如下：第一，应该选择贝尔格莱德作为“一带一路”大市场的核心区域。从地理位置看，贝尔格莱德正好在巴尔干半岛的中心位置，具有地缘经济的比较优势。贝城的北面是匈牙利。匈塞快线会加强贝尔格莱德与维谢格拉德集团1的经贸联系。它的东面是罗马尼亚，与黑海港口城市康斯坦察的直线距离只有653公里。南面是北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和希腊。“中东欧海陆快线”开通后，贝城将成为该线的枢纽城市。西面和西北面是波黑、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距离亚得里亚海的沿海城市大约在300多公里，贝城与另一个名城索菲亚的直线距离只有327公里。这些交通便利有助于各地消费者在贝尔格莱德市场进行消费。另外，基于塞尔维亚与中国的传统友谊，通过政府协商，基本上可以保证中国企业在贝尔格莱德的商业利益。第二，应该把中国的民营企业作为建设巴尔干大市场的主力军。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发展，中国民营企业已经成长起来，其实力足以担当建设巴尔干大市场的重任。可以鼓励一些口碑好、实力强、在当地有人脉关系的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参与巴尔干半岛的市场交换。中国政府则在资金流通和投资环境保证方面给予有力的支持。第三，中国的政府采购将是拉动巴尔干消费市场的第一外部推动力。消费市场一旦出现大客户，各种市场要素必然围绕大客户的采购进行优化配置。由于市场供应主要在本地完成，所以中国的政府采购必然惠及当地民生，增加人民对中国的好感。第四，与政府采购相配套，中国的民间社会也以各种方式前来巴尔干市场消费，包括旅游、留学、商务考察、疗养、工作等，以此拉动巴尔干市场的消费需求。第五，巴尔干市场的建设与人民币区域性流通相结合。除了个别国家使用欧元之外，巴尔干半岛的大多数国家市场流通的仍然是本国货币，没有使用统一的货币结算，汇率磨损严重，市场交易相当不便。此时，人民币结算可以作为一种替代方案。中国商家在巴尔干市场开设的店铺或超市等，可以接受当地消费者支付人民币。第六，巴尔干大市场建设不搞形象工程。它巧妙地利用当地的现存商业资源和商业网络进行市场化运作，重点在无形市场的建设上。重在市场规则、市场透明度、市场法律环境等；重在商品的标准和规范建设、交易行为的模块化方式，以便消除各种由于文明形态碎片化而带来的不必要的交易成本。第七，可以把中国部分小商品制造转移到巴尔干半岛，一方面可以增加本地的就业机会，取得民意支持；另一方面方便本地市场的供应，毕竟从万里之外的中国运输商品，不如在本地生产，就近供应消费市场，可以节省运输成本。由于巴尔干半岛本身就是欧洲市场的组成部分，在巴尔干半岛制造的物品容易进入欧盟市场的核心区域，同时也减少了中国与欧洲的贸易不平衡。第八，不要急于在巴尔干半岛全面铺开，而是选择有消费能力的大城市作为巴尔干大市场的网络节点城市，这样，以贝尔格莱德为核心，以其他国家的大都会或大城市为节点，最终形成市场要素非常活跃的“一带一路”巴尔干大市场的网络。
五、文明碎片化的整合及其断层线跨越
巴尔干大市场的构想是否能在整合地区文明形态中发挥作用，还有待实践的检验。其他路径也是存在的，只是不太适合中国的角色。在各种选择中，国家整合路线依然颇具魅力，毕竟有过成功的先例，比如越南统一、德国统一以及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在这条路线中，最理想的场景是：首先恢复前南联盟架构，塞尔维亚和黑山“复婚”，科索沃回归塞尔维亚，然后分别与北马其顿、波黑、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商谈，恢复到铁托时期的南斯拉夫状态。接下去的故事与战后初期相似，南斯拉夫可以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推动巴尔干联邦的构建。巴尔干国家首脑会议能否扮演统合的角色呢？这是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地区合作机制，旨在解决与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相关的地区争端问题。由于目标的限制，当波黑和科索沃的局势稳定之后，巴尔干国家首脑会议的任务似乎完成了。巴尔干地区的统一是一条曾经走过的失败道路。现在巴尔干半岛，地区整合的可逆过程能否发生，就是说破镜能否重圆？谁也无法预料。当时，存在着前苏联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它绝不允许在其实力范围内出现一个地区大国。再者，铁托和季米特洛夫的巴尔干联邦方案中带有很多空想主义成分。在一个市场经济发育不充分，宗教文化和民族矛盾如此多样和尖锐的情况下，巴尔干联邦方案本身存在结构性的问题，分裂和解体也是迟早的事。巴尔干地区目前的问题是缺乏一个主体民族占据优势、宗教文化相对接近、管辖地域比较宽广的地区强国。无论怎么整合，也无法达到土耳其或西班牙、意大利的水平。除了塞尔维亚人，大部分巴尔干国家安于现状，埋头本国发展，没有心力谋求巴尔干地区统合这样的宏大目标。
巴尔干整合的次优场景是，域内国家放弃组建统一联邦的梦想，而是争取融入欧盟的统一过程，成为欧洲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欧洲东南部一个统一的、强大的、独立的政治实体。这个选择是比较痛苦的。它需要巴尔干半岛付出很多代价。欧盟采取的是刚性一体化形式，带有很强的组织纪律性。凡是加入欧盟的成员国，都需要让渡某种国家主权，接受欧盟的监督，特别是那些接受欧元货币结算的国家，需要与欧盟的财务制度保持一致。这对自由散漫、激情四射的巴尔干人是严重的束缚。此外，欧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建立在天主教和新教等基督教文明基础上，对于那些不认同基督教文明的东正教徒和穆斯林存在距离感。土耳其和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几个国家，虽然已经成为欧盟候选国，但等待的时间漫长，因为横亘在前面的文明断层线，挡住了它们通往欧盟的道路。
当然，巴尔干国家并不消极被动。它们等待的同时也在寻找新的发展机会。中国的再度出现，无疑增加了巴尔干国家的信心，也提高了它们与欧盟讨价还价的地位。中国提出的“17+1”框架，比较适合中东欧地缘政治的现实，中东欧国家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国际关系的舞台上。在“17+1”的框架下，巴尔干半岛的国家可以根据本国国情与中国开展广泛的经贸合作，而且已经取得很大成果。但是，对于巴尔干国家来说，“17+1”的框架还是有某种局限性，因为巴尔干半岛的发展程度落后于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和波罗的海三国。中国针对整个中东欧地区提出的“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不一定适合巴尔干半岛的所有国家。
只有结合巴尔干大市场推进“一带一路”，才会激发巴尔干国家的兴趣。巴尔干人发现，“一带一路”巴尔干市场的建设项目不需要它们背上债务，也不对它们的国家结构或经济政策进行重大改变，人们仍然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又突然发现，市场供应变得充分了，购物环境变好了，年轻人也容易找到工作了，巴尔干本地制造的小商品总是销售一空。一只“看不见的手”协调着各种市场要素在巴尔干市场上自由流动。与此同时，巴尔干人的财富悄悄地在增长。经济收入的增加让人们的心情变得喜悦，心胸变得宽广，以前不同国家民族和宗教信仰造成的文明鸿沟渐渐消失。另外，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科学技术也会对巴尔干人的性格进行塑造，进而拉平巴尔干半岛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至于在“一带一路”市场整合下，巴尔干地缘文明形态的碎片化是否被整合，其文明断层线是否被跨越，目前还不敢肯定，但理论上是存在的，可谓之“巴尔干猜想”。
结语
“一带一路”是一次伟大的社会试验，它不仅涉及经济贸易，也涉及政治文化和区域文明。巴尔干半岛历史上是“文明冲突”的热点地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地理环境格局造成了巴尔干地缘文明的碎片化及断层线。随着“一带一路”在巴尔干地区向纵深推进，必然会触及到该地区的文明敏感处和历史文化痛点。如何规避“一带一路”风险，让“欧洲的火药桶”变成和平安宁之乡，是值得思考的方向。基础设施项目开局结束之后，应该把重点转向“一带一路”巴尔干大市场建设，因为市场经济模式是更适合该地区发展水平的生产方式，还有很大潜力可挖。中国进入巴尔干半岛并非寻求一场新的地缘政治游戏，而是真心实意地与巴尔干国家以及欧美国家合作，共同努力，消除文明冲突的根源，从而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