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并不仅仅是“金融大鳄”,他还是慈善家、哲学家,他还有各种各样的侧面。索罗斯与中国缘分匪浅,他有一个为他服务了20多年的中国顾问、私人代表——梁恒。以下内容就来自梁恒所著的《与索罗斯一起走过的日子》。
1930年,索罗斯生于匈牙利犹太人家庭。13岁时,为躲避纳粹追杀,他被父亲改名换姓,东躲西藏。15岁时,在布达佩斯的餐馆和咖啡店倒卖碎金,做外币黑市交易。17岁时,离开故乡,独自去英国留学,在世界顶级学府之一的伦敦经济学院苦思冥想哲学问题,写下了第一篇哲学论文《意识的负担》。同时,他在社会的最底层辛苦打工。26岁时,只身到了美国,在华尔街奋斗了几十年。(图为布达佩斯)
索罗斯说,在伦敦求学时,是他人生的一段低潮期。他遭受周围人的冷漠、轻视,非常孤独、痛苦。当时,他完全没有和女性交往的经验,但又渴望与女孩子接触。他试过在马路上主动找女孩子说话,也去过海德公园门口碰运气,找艳遇。有一天,他终于成功了。“它让我消除了自卑情结。从那以后,我不再绝望,开始在交往女朋友时走好运了。”(图为伦敦海德公园)
1961年,索罗斯结婚,1980年离婚;1983年二婚,2004年离婚。他的第二任妻子解释索罗斯第一次离婚的原因称,他们的性格完全相反,索罗斯喜欢把自己放在社会的聚光灯下,并刻意追求名望,一心想成为对世界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第一任妻子补充解释,根本原因是索罗斯对他们的三个小孩从来就漠不关心。第二任妻子提出离婚的重要原因是索罗斯在外面有女人。(图为索罗斯和第三任妻子)
索罗斯1969年成立的量子基金(当时叫双鹰基金,1979年更名),前11年都未亏损,但在1981年首度亏损超过20%。此前一年,合伙人吉姆·罗杰斯和他散伙,紧跟着第一任妻子跟他离了婚。索罗斯说,从1981年起,“我可以心安理得地去接受各种好运,也不会再害怕因为好运带来的各种厄运。我完全可以自己分配精力和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说,慈善事业、公共事务、哲学研究。”“对我来说,赚钱不难,花钱更难,去探索世界的本质和生命的意义就难上加难了。”(图为罗杰斯)
索罗斯名著《金融炼金术》的第一章是《论反身性原理》。美国一学者解读称,“反身性原理”的本质是指认知可以改变事件,而事件反过来又改变认知。这种效应通常被称为“反馈”。这就好比,如果你拴住一条脾气好的狗并踢它,骂它“坏狗”,那么这条狗会真的变得很凶,并扑过来咬你,而这又会引来更多的踢打、更多的撕咬。用到投资方面,如果投机者相信美元将升值,那么他们的购买将推动美元上涨。这反过来又会使利率降低,刺激经济增长,从而推动美元再次升值。(图为《金融炼金术》书影)
索罗斯曾说:“更吸引我,或者说影响我的是哲学王的内心世界。这个世界很复杂、很矛盾,甚至很神秘,但也很自我、很宁静。”说到这,他脸上有一种自我陶醉的神态,停了一会儿,又轻声说了一句,“我的梦想就是当哲学王”。哲学家执政是柏拉图《理想国》的核心内容。在柏拉图设计的理想国理念中,哲学家被置于等级结构的顶端,垄断了城邦全部政治权力。(图为柏拉图)
1980年代,攻读博士学位的杨小凯曾要求索罗斯提供奖学金。但索罗斯在看了两遍杨小凯的论文之后,当面对他说:“这是一篇很糟糕的论文。”事隔三天,索罗斯收到杨小凯来信:“……你不要以为自己有钱,就可以随便仗势说话,侮辱我论文的学术价值。我告诉你,我不喜欢你的钱……”事后,索罗斯让他的律师通过别的渠道,把奖学金给了杨小凯,并且没有让杨知道真相。(图为杨小凯)
索罗斯很喜欢听梁恒讲中国历史故事。在索罗斯的心目中,中国人是最能干、最聪明的,中国文化的智慧也是优美而学不尽的。但他也认为,中国文化有很强的封闭性,最明显的是教育制度。他说,中国社会的改革最需要的,是在自己的文化中培育出现代的批判性思维。他相信,凡是具有批判性思维的文化,才有可能在风云莫测的世界里迎接各种各样的挑战。(图为中国长城)
1985年一个夏日,候机大厅,他抓起一个公用电话,一只手打电话,另一只手把口袋里的硬币摇得叮当直响,每隔一会儿就朝电话机里塞一个硬币。打完电话登机,在位子上坐好后,他对梁恒耳语:“我刚才部署了一次重大的行动,我在吃进日元,如果我的判断正确,这将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让我赚大钱。”说到这,他自己笑了笑,又说,“嗯,不说了,我需要冷静自己。”说完,他拿起报纸开始阅读。一个多月后,广场协议签署,日元升值。后来,索罗斯在1985—1987年这场货币战争中,赢利高达122%。(图为纽约广场饭店)
索罗斯有一个邻居,儿子投资失败负了很大一笔债,邻居把所有积蓄都给儿子去还债,没想到儿子又去投资又失败,债上加债。邻居无路可走,在自杀的前一晚上找索罗斯谈话。次日,索罗斯对梁恒说:“他应该自己了断。”“什么?他临死前找你谈话,这意味着他信任你。你这么有钱,怎么可以见死不救呢?你太残忍了。”梁恒说。“这不是救与不救的问题。”索罗斯语气平静地说,“一个人做错了事,是应该自己去承担的。”接着又说:“是他自己的命,由他自己掌握。”(图为索罗斯)
在梁恒看来,索罗斯内心深处有狠硬的一面,这与他悲悯众生、慷慨解囊,几十年如一日地做慈善事业完全相反。除了和自己家人之外,他不和任何人深交,更进一步说,他与其他人的关系基本上就是一种交易,是一种相互有利的临时性结盟,绝不会长久,更不会投入自己的情感。不管是谁,都无法走进他的内心,因为他严格地与外人保持情感的距离,绝不越雷池一步。(图为索罗斯)
1986年春,由索罗斯资助的中国青年经济学家代表团成功地访问了匈牙利。他们在布达佩斯的马克思经济大学,和自己的同行们探讨经济改革的许多问题。在他们访问期间,索罗斯专程飞回家乡,跟代表团成员见面座谈,向他们询问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些问题。代表团取经回国后,马上写出了几篇有针对性的经济改革报告,并被主管经济改革的中国领导人采用。(图为1986年的中国苏州)
1986年秋,索罗斯首次访问中国,他资助的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成立。在接受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的宴请后,他们登上了中信大厦顶上的露天阳台。眼前的北京,空气污染严重,四周全是灰雾。索罗斯问荣毅仁能有什么办法解决北京的空气污染问题。荣毅仁说:“这要靠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才能治理。”索罗斯转身对梁恒说:“我建议基金会可以资助有关研究机构,专门研究一下怎样治理北京的污染问题。”荣毅仁连说:“好主意,好主意。”(图为荣毅仁)
1988年10月,索罗斯第二次访问中国。此行主要目的是拜会中央领导人。索罗斯说:“我认为,根本就没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左右市场,而是所有参与者的偏见在引导市场的方向。当市场的方向发生重大扭曲时,政府对市场的干涉不仅重要,而且也是必须的。所以,比较好的市场经济,应该是自由市场加上政府调控。”(图为索罗斯)
1992年9月,索罗斯击败英格兰银行,迫使英国政府把英镑贬值了25%,自己一夜之间净赚10亿美元。这场投机英镑的战役,是索罗斯有生以来下注最大的赌局,而最让华尔街同行们钦佩的就是那句名言:“如果你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为什么只投这么少。”事后不久,索罗斯宣称要捐出5000万美元,帮助深陷战火的波斯尼亚人民减轻痛苦。(图为英格兰银行)
索罗斯经常对梁恒说,他是有历史使命的人。他每年捐出很多钱,但他的慈善事业不是以慷慨出名,而是他的慈善机构是建立在由他自己创立的一套价值体系上。这个价值体系的基本精神就是开放社会的原则。他希望通过项目资助,鼓励批判性思维和自由创新精神,促进社会的开放和世界的和平。(图为索罗斯)
1997年,由泰铢引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索罗斯成为众矢之的。在9月一次国际会议上,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称:“有些人必须靠剥夺他人、使别人贫穷,来积攒财富。”作为对东南亚国家谴责的回应,索罗斯回击称:“如果不是我们,别人也会这样做,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市场留有投机空间,那是政府的过错。”(图为马哈蒂尔)
请输入图片正文索罗斯也曾打压过港元,不过撤退很快。索罗斯说:“那次是战略转移,因为香港的情况和东南亚各国不一样,它属于中国,朱镕基总理绝不会让港元像泰铢那样狂贬。我当时预感中国的央行最后一定会力挺港元,坚守汇价,所以认赔出场了。早认赔少损失,只有傻瓜才会去硬碰硬。”其实,他始终认为,中国之所以可以避免巨大的损失,就是因为中国的金融体制是封闭的。(图为中国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