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黄益平教授、沈艳教授和王靖一同学做了一个题为《哪类P2P平台最容易出问题？》的报告。他们的结论之一是，越晚成立的P2P平台风险越高。他们的研究非常严谨，呈现的事实非常有意思。
我提出的问题是：创新，顾名思义，就肯定有大量新企业消亡的。所以，更重要的不是数据，而是解读。具体而言，在P2P平台上，如何把一种常见的企业在创新过程中必然有的失败，和那种刻意的欺骗、欺诈区分开来？如何从技术上区分这两种公司？技术还有一个更难的地方在于，有些企业开始不想欺诈，但当出现问题时，就短暂地采取庞氏骗局做法，短暂的措施不行了，就长期这么做下去，这类企业要识别起来就更难。
目前法律上的“非法集资罪”，既用来针对非法集资，又用来针对庞氏骗局。许多主张市场化改革的人，呼吁废除“非法集资罪”。问题是，一旦废除了这个罪名，庞氏骗局也将会横行肆虐。所以，政府恰当的监管，是要在技术上识别出庞氏骗局，并作出相应的立法，然后才能解除“非法集资罪”对民间金融创新活动的限制。
另外，我探讨关于平台治理的问题。有些电商出现问题，平台究竟应该担负多大的责任？这背后有经济规律。学过法律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汉德公式。那就是说，谁避免意外所要付出的成本越低，谁的责任相应就越大，因为你把更多的责任加到避免意外成本比较低的一方上面，将使其有所作为，减少意外，这样整个社会避免意外的总成本就比较低。
比如假货现象，我们要提高货品质量，这时就需要综合考虑，因为你要让这个货是真的，涉及的各个方面。提供货物的人是在卖假货，但这不是问题的全部。买货品的人有责任吗？20块钱一块劳力士表，是谁的责任？难道就只是生产者的责任？
买的人也有责任。他有一个预期，买多少钱的东西。我们有预期，就是消费这样的性价比。所以平台有责任，但不是无限责任，平台面对那么多的客户，要把所有问题解决，成本是过大的，这时候各方怎么去分配不同的责任，根据相应的成本分配不同的责任，那么背后有一定的规律。
所以讲“大众创业”怎么去监管，实际上是要摸索出一套符合经济规律的监管方式，符合背后成本与收益的监管方式，一种多元化的，利用平台、多方组织，共同面对问题的解决方案。
谁都有自由做任何他喜欢的事，但谁都没有自由逃避他的选择所产生的后果。你有自由这么做，但你得承担后果。每当我们看到社会问题的时候，法学家可能会建议立法，仿佛立法就能为问题画上一个句号。但从经济学思维来看，立一个法是画一个冒号，因为事情还没有结束，人们会有对策，我们必须关注立法和执法的效果。
我们今天讨论商事登记问题。工商部门见到假货，就提出所有电商都必须先登记。对工商部门来说，这就算有所作为了。问题是，他们恐怕没有充分考虑到，这样做不仅不能消灭假货，而且还会把整个创新活动都消灭掉。这跟谈恋爱结婚一样。如果规定必须先登记才能开始谈恋爱，那世界上绝大部分的恋爱都不可能谈成。反过来，如果给每个人初始的机会，当人们恋爱到一定程度，打算成家立室了，打算生儿育女，才去登记，那才是真正促进和保障婚姻质量的举措。
所以关于电商的商事登记，我建议采用分步自愿的原则：政府既允许电商以自然人的方式经营，也给与他们进行工商登记的选择自由，并提供相应的服务。如果不是这样，就会让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工商登记规定，把整个“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洪流给堵住了。
根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薛兆丰在“E法论坛第四期——商事登记改革与大众创业制度保障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