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文化涉及的内容很广，从商业伦理、经营理念、创业之路、管理之道、企业文化、展业思想等等方面看，其特点可以概括为六点：一是关公崇拜，二是唐晋遗风，三是地缘贸易，四是乡土轴心，五是人本思想，六是官商相维。这些都与晋商商会有着密切的联系。
商业文化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晋商史料的挖掘整理中发现，晋商商会对于晋商文化的创新、规范、发展和传播起着主导作用。研究商会对商业文化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对当代商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地位的认识，进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但是由于人们对有关概念的理解不同，这里首先要对相关概念作一点说明。
一、相关概念的说明
（一）关于商人
自古以来，那些从事贩运贸易获取差价者，和那些边加工边出卖的手工业匠人，统称为商人。广义上说，凡是从事生产加工和经营活动获取利润者，都可以称为商人。在计划经济时期，工厂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由国家下达计划，工厂无需考虑资金来源、原材料购进和产品的销售，统由国家调拨，那时工业与商业界限分明。市场经济下，工商业很难截然分开。那么，工商与服务业都可以称为商业，其经营者亦都可以称为商人。
（二）关于晋商文化
商业文化是商人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称，但是具体包括什么？近几年在山西大家经常使用“晋商文化”这一概念，具体什么内容，也没有定论。我个人的理解，晋商文化是由山西商人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包括晋商的商业财富、商业伦理、商业组织、经营艺术、管理制度、商业技术、商业教育以及他们的商路关隘、城乡建筑、庙宇俸祀、社会习俗等整个商业文明体系。
（三）关于商会
就笔者所了解的情况，理论界对商会的理解也不一致。我个人认为，近代商会以前的商业行会组织，不论它叫会馆、行、社等等什么名称，也不论是专业行会、乡谊行会，不论是“大行”还是“小行”，只要是商人自发组织的服务于商人，具有自治、自卫、自律的功能的商人组织，都属于商会性质。当代的商业联合会、工业联合会、工商联合会、企业联合会、商会、以及各种专业协会，都属于商会的范畴。它是沟通企业与政府的桥梁，其功能主要是:组织市场公平交易；维护经济秩序；维护本会共同利益；处理商务纠纷；团结教育商人；举办社会公益事业等等。[1]
二、晋商商会与晋商文化
晋商文化涉及的内容很广，从商业伦理、经营理念、创业之路、管理之道、企业文化、展业思想等等方面看，其特点可以概括为六点：一是关公崇拜，二是唐晋遗风，三是地缘贸易，四是乡土轴心，五是人本思想，六是官商相维。这些都与晋商商会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关公崇拜的商业伦理
关公是忠实地实践了孔子的仁、义、忠、信的典范。几年前美国出版的《人民年鉴手册》将孔子列于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山东人，作《春秋》，述《论语》，思想博大精深，成为中国的“圣人”。孔子思想影响了中国2500年，其核心是仁爱和中庸。他认为人类应有的一种人伦关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立身处世的标准应当是忠义、诚信、礼节、德政。以此建立一种稳固、和谐的人际关系，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大同世界。这是中国人几千年以来的一套特定的思维范式和行为准则。三国名将关公，山西人，一生身体力行“忠义”二字，忠肝义胆，诚信磊落，令万民景仰，被政府封为“关圣大帝”，民间视为战神、财神。明朝以后，山西商人财雄势大，足迹所至，到处建有规模宏大的“关帝圣庙”作为会馆，关公崇拜达到了顶点，以至于“县县有孔庙，村村有关庙”。
晋商的关公崇拜，一是与关公有地缘亲情，以关公的忠义楷模教育约束员工；二是政府的褒封，关公已经神化，借关帝君的神威保卫商人事业的发展和财产的安全。晋商对关公的崇拜影响了国内商界以致海外华人，几乎世界所有华人商店无一不供奉关公圣像。晋商除崇拜关公外，还有少数专业行会又供奉自己的行业神灵，如牲畜行马王、酒饭行杜康、铁行灶君、纸行蔡伦、理发行罗祖、油漆裱糊行吴道子、修鞋行孙膑、肉行张飞、票号金花圣母、银钱行金龙四大王等等，但都在关公之下，关公是晋商商会崇拜的偶像。河南舞阳北舞渡山西会馆有一块《创建戏楼碑记》说：“山左有孔子道德高于万山，世人重其文也，然有文以为之经，必有武以为之纬。惟我关羽生于山右，仕于汉朝，功略盖天地，神武冠三军，尤可称秉烛达旦，大节垂于史册，淘足媲美孔子，躬当武夫子称，护国佑民，由中达外，至今普天有血气者，莫不尊亲，三晋商贾贸易□□（原碑文不清）上者夙托神庇无往不利……。”[2]
晋商以关公的忠义伦理约束自己的行为，在义和利发生矛盾时，“先义后利”，“以义制利”，诚信经营，童叟无欺。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说中国商人没有独立的宗教信仰，没有独立的伦理体系和价值核心，所以中国商人是“不诚实的”。但他又确实听到许多对中国商业诚信的赞誉，他大惑不解。于是提出了“中国商人伦理西来说”，这显然是错误的。
晋商行会在全国各地的办公地一般都在自己修建的关帝庙，用山西特有的建材琉璃瓦、特有的工匠，建设有山西特色也有当地特点的庙宇、舞台，雕梁画栋，红墙兰瓦，高大雄伟。如苏州全晋会馆、多伦山西会馆、社旗山西会馆、周村山西会馆、开封山陕会馆、聊城山西会馆、亳州山西会馆等等至今仍是游人观赏的重要景点。仅北京一地就有晋商会馆40多处。晋商会馆及其住宅建筑巍峨壮丽，装饰华丽，尤以砖雕、石雕、木雕精美绝伦。其中有人物、山水、花卉、鸟兽、算盘、帐簿，显露出浓郁的商业气氛，都是集建筑、雕刻、绘画、陶瓷工艺为一体的宫殿式建筑物。晋商商会积极支持地方义举，修桥、铺路、建庙等等，无不解囊捐助，大同九龙壁、华严寺、应县木塔、太原晋祠、苏州全晋会馆、昆明金殿、河南朱仙镇……到处都可以看到晋商留下的捐钱功德碑，从而形成了晋商文化的独特风范。晋商的发展，不仅成就了他们在原籍农村盖起了高楼大厦、水榭歌台，而且建设发展了很多城市，特别是北方边远的新城市，如包头、西宁、定远营、科布多、张家口、朝阳、满洲里等。
（二）唐晋遗风的经营理念
中国古代的尧、舜、禹、夏，都在山西建都。周朝建立以后，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为唐候，唐后来改为晋，唐叔虞就是晋国的始祖。当时周成王要求叔虞到唐地（今山西晋南一带）后要“启以夏政，疆以戎索”，一是因为唐地地处夏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适当保留夏代以来的一些政治经济制度和习惯；二是因为唐地系民族杂居地区，应当按照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来分配牧地。唐叔虞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制定的施政方针，既适当保留了夏代以来的一些制度，维护夏人的传统习俗，暂不实行以周礼为中心的宗法制度；同时依照游牧民族生产和生活习惯分配土地，开设田间疆界，以便利农牧生产，暂不实行周朝规定的井田制度，实行了不完全等同于周朝的政治经济政策。由此晋国孕育出有别于其他诸侯国的文化内涵的唐晋文化。相对于以周礼为基础的周、鲁、齐、燕文化，具有政治上博大宽厚、兼容并蓄，经济上求同存异、自强不息的内力与特点[3]。晋国计然的“贾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平籴齐物，关市不乏”的经营理念；计然的徒弟范蠡的“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商业思想；猗顿的“欲速富，当畜五孛”的经验；白圭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商业艺术，成为晋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
晋商的经营艺术，比较突出首先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在业务经营中，别人不干我干，别人都干我就不去干。第二是“和气生财，善待相遇”，主张“和为贵”，对经常有业务往来的诚信客户称为“相遇”，凡是“相遇”，不讲价格，友好相处，一旦发现有假，永不往来。第三是灵活机动，薄利多销，业务经营审时度势，在价格上有利就行，薄利多销，不贪图暴利。这些经营理念，需要市场的公平交易环境，晋商行会为了维护市场公平交易，维护本行会员利益，经常根据需要，在政府支持下制订相应的管理办法并付诸实施。比如清雍正二年（1724），河南省赊旗镇因市场上戥称问题，经行会协商立石道：“年来人烟稠多，开张卖载者二十余家，其间即有改换戥秤，大小不一，独网其利，内弊难除。是以合行商贾会同集头等齐集关帝庙，公议称足十六两，戥依天平为则，庶乎校准均匀，公平无私、俱备遵依。同行有和气之雅，宾主无戾之情。公议之后，不得暗私戥秤之更换，犯此者，罚戏三台。如不遵者，举称禀官究治。惟日后紊乱规则，同众禀明县主蔡老爷，发批钧谕，永除大弊。”到同治九年（1870）又重刻石，告示商民，维护生产公平交易。光绪年间，归化城沙钱愈来愈多，为维护经济秩序，十五年（1889）归化城各行会积极配合当局，整理货币。经各行会负责人共同协商，决定在三贤庙内设立交换所，让人们以同等重量的沙钱换取足制钱，并将沙钱熔毁铸成铜碑一块，立于三贤庙内，上书“严禁沙钱碑”，碑文写道：“如再有不法之徒仍蹈故辙，察官究治，决不宽恕。”立碑经理人为归化城十五社与外十五社。[4]归化海窟龙王庙内《重整四农民社碑记》、南茶坊关帝庙内《整立钱法序》亦有钱业行会宝丰社等对短百钱抽拔整理情况的记载。这一些，商会及各专业行会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为了不断适应商务发展对商业技术的要求，晋商商会组织商人不断创新票据制度、转帐结算、本平制度、密押制度以及珠算、会计学等商业技术，如当时金属货币数量不足，实行资金“拨兑”转帐，票据凭帖（本票）、兑帖（支票）、上帖（银行汇票）、上票（商业汇票）、壶瓶帖（融通票据）、期帖（远期汇票）同时流通[5]，并且可以多次背书转让，如果没有商会权威性的协调、支持是不可能的。实行信用贷货与信用贷款，经常把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用来解决资金不足问题，所有债券债务通过镖局、标期和标利进行清偿，标期成为社会信约公履期，全部由商会组织实施。商品经营资本与货币经营资本相配合，混合生长。还有“预提倒款，抽疲转快”，即企业利润分配时，预先提取一定比例的利润留存企业，建立风险基金；各分支机构的资金需要根据市场变化，灵活调度，加快周转，充分发挥资金的效用。
（三）地缘贸易的创业之路
晋商的活动舞台虽然遍及全国各地以至国外，但是因为重心在北方。山西北部跨过长城就是蒙古游牧民族，是农牧两大经济区的交接边缘。游牧民族的蒙古人不善经商，历史上的茶马贸易一向是汉人掌握。明清晋商很多成功者多是闯口外起家的，如祁县乔家、太谷王家、榆次常家等，都是先在口外发展起来然后才拓展到了南方。闯口外的人几乎都是那些勤劳勇敢、敢冒风险的农民，并且善于和人合作，加上明朝的“开中法”与清王朝统一了北方蒙古地区和东北，为其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山西人得天时、地利，和吃苦耐劳、诚信忠厚的人的因素，进行异地贩运贸易，驰骋九州。
据有关史料粗略统计，内蒙古归化城的晋商行会，按职业划分有39个，按籍贯划分有13个，这些机构联络团结同人，成就了晋商在内外蒙古地区的商业活动。这些专业行会是生皮社（皮商行会）、仙翁社（酒饭商行会）、得胜社(肉商行会)、药王社（医药商行会）、钉鞋社（修鞋商行会）、纸房社（纸商行会）、聚锦社（百货商行会）、净发社（理发业行会）、金炉社（铁业商行会）、鲁班社（木业木器商行会）、吴真社（油漆商行会）、成衣社（服装业行会）、集锦社（当铺商行会）、宝丰社（钱庄商行会）、银行社（票号商行会）、忻州社（忻州商人行会）、太谷社（太谷商人行会）等。[6]
（四）乡土轴心的管理之道。
晋商的理财思想与技术，发端于农业文明与传统的家规，从结构上说是以亲属和乡土关系为轴心，从内容上说还是治家要勤俭，对人要讲信义。不仅有传统式的严禁纳妾、宿娼和赌博的家规，而且还有一套理财的商道、商德，即一套相应的管理制度号规、行规。
晋商企业特别是金融业，在风险控制上有一套系统的管理制度，包括“正本”与“副本”制度、“公座厚利”制度、铺保制度、密押制度、行会约束制度和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等等。这些制度充分利用了宗法关系，他们雇用职员，只用山西人，他省人一律不得援用，事实上主要还是山西中区人，一般都是有身份的当地人引荐，并且为之担保。如果被担保人在号中表现不好被开除出号，不仅断了一家人的财路，又有辱祖宗的面子，家族自然不依；同时，职工进入票号，需要商铺担保，被担保人出事，不仅累及担保人名誉，担保人还要遭受经济损失，担保人更不允许。依靠宗法的力量和经济社会力量来约束职工，这是晋商有效执行力的又一个根源。
对于新进职员实行学徒制，时间三年，一般在总号训练，聪明出众者二年也可以派往分号，过份愚笨者不到三年就会打发回家。学徒第一阶段是为掌柜“提三壶”（茶壶、水壶、尿壶），打水、扫地、干杂活，伺候掌柜，不设坐位。晚上练习打算盘、写字，掌柜考察是不是忠诚克勤，有无出息，适合不适合做票号生意。第二阶段由掌柜口传训练背记“平砝银色折”，做一些抄写或帮帐之事。第三阶段就可以在柜上跟着师傅（老职工）学习做生意。而且新员工选拔时需要通过笔试、面试、铺保、吃苦精神考核等程序；四是三年学徒制；五是严格的号规对职工进行约束。学徒期内，同时训育道德修养，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喜辛苦，戒奢华，达到恒心、通达、守分、和婉、正直、宽大、刚勇、贤明。如此训育，掌柜——师傅——徒弟，安有不服从不执行之理？
晋商设立会馆，“报神恩，联乡情，诚义举”，为晋商企业雇佣同乡人、稳定同乡人积极创造条件。
明清时期晋商遍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为解决物质运送和货币的清算的安全问题，创造了镖局。镖局的镖师傅需要很高强的武术。山西是中国心意拳和形意拳的发祥地，一直受到当地富商的鼓励与支持。不少富商聘任武林高手为护院拳师，或者充任镖局的镖师傅武术具有健身和攻防双重功能。晋商有不少人自己练就武术以强身和防卫盗贼袭击，甚至参加军事斗争抗击入侵海盗。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山陕盐商为抗击日本海盗入侵，曾选善射骁勇者500名商兵防守扬州。
（五）人本思想的企业文化。
晋商与其他商帮在企业治理制度上最大的差别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出钱者为东家，出力者为伙计，东伙共而商之”，即“人身股”制度，由一股到零点几厘不等，货币资本与人力资本共同参与企业利润分配。四五百年以后的今天，美国的一些企业方试行高层领导期股制，被认为是管理学的创新，人力资源会计被认为是会计学的学科前缘。16世纪以后晋商开始实行股份制的企业制度，两全分离，企业所有权属于东家，经营权委托大掌柜独揽。东家平时不问号事，待大帐期时，到号决定分配方案的制度。在东家方面，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在大掌柜方面，忠心耿耿为东家效力，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实际上是诚信与以人为本的统一。
为了人的培育，明代以前山西运城盐商就办了商人子弟学校。清道光年间，山西商人行会在归化出资办了“四大义学”教育子弟。商会购买土地，建立公开墓地，资助困难同人。在文化娱乐方面，元末明初北杂剧逐渐成为上层专利，当地民间艺人将民歌小曲搬上戏曲舞台，称梆子腔。有秦腔、蒲剧、中路梆子、上党梆子等。富商们在祭祀、庆典、节日中都要以戏曲酬神和娱人。在省外的晋商重金邀请家乡戏班到所在地演出。到清朝后期，晋商争相出资举办梆子戏班：祁县有三庆戏班、聚梨园，榆次有四喜戏班、三合班、二保和娃娃班，徐沟有舞霓园、小自成班，太谷锦霓园、清源小梨园、太平班，平遥有小祝丰园，壶关的十万班，在张家口的晋商有狼山戏班和商人票友自乐班。祁县商人曾成立戏曲研究社，对晋剧的剧本、音乐、声腔、表演艺术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改革。同时对地方小戏的发展也给予了支持。太谷县引进安徽凤阳花鼓、湖南采茶调等，使秧歌向戏曲化发展，逐渐形成地方小戏种。相传女子演戏就是由张家口的晋剧开始的。晋商商会为文艺戏曲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六）官商相维的展业思想。
经商发迹的山西商人，总要千方百计交结官僚，借以谋求业务的进一步展拓。努尔哈赤的对明宣战的“七大恨”是由晋商传人关内的，因而在清入关以后，朝廷封晋商八大家为皇商。为了与官僚和政府交结，晋商捐纳、报效、买官，耗费巨资，咸丰三年（1853）五月初三到十月初十山西各票号与账局捐资白银34万两、钱7万吊，十月下旬日升昌等13家又捐6千两。平遥毛鸿翙的父辈至玄孙男子31名捐官，女子亦捐夫人、恭人。[7]晋商住宅建筑也体现了这种思想，比如灵石王家楼栏石雕的“辈辈封侯”，沁水柳家大门墩石的雕鼓与元宝等等。
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定本是政府的任务，晋商行会为了保卫自己的经济利益，积极协助政府，维护社会秩序。内蒙包头原是一个村子，后来包头随着商业的发展而发展了，但长期没有政府办事机构，直到清末仍是由萨拉齐厅派一个巡检来负责，到民国初年也只由萨拉齐县巡警分设了一个驻所。此时包头商民五六万人，社会治安基本是由“大行”和农民的“农圃社”维持街面。直到包头建县以前，一直是大行出代表4人，农圃社出代表1人，组成议事机构，在大行内办公。受萨拉齐厅委托，由巡检和巡官监督协助，处理包头地方各种事务，大行基本代替了行政机构。
晋商商会是引导晋商文化创新、发展、规范和传播的主角。
三、历史启示
历史上的晋商商会对晋商、晋商文化以及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由此想到了当代的商会。
解放后，随着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高度集中计划经济制度的建立，商会也就失去了他的必要性，随之产生了工商联合会，作为统战对象之一。近几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国有独资企业所占比重下降，民营企业迅速发展，国家专门管理国有经济的有关部门的撤销，代表工商企业利益的商会又发展起来。当前，有国家、省、市的取代政府管理工商企业的有关厅局的商业联合会、工业联合会，有企业自发组织的企业联合会，还有原来的统战系统的工商联合会等，机构职能重叠，工商业户多头负担，而且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业与商业完全分离的状况已经不存在，工业活动与商业活动很难分开。因而，中国商会的组织与力量整合是非常必要的。
市场经济与多种经济并存，决定了商会的必要性。当前商会的现实客观上要求组织的整顿与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