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经历由封建王朝向民族国家的转型，其传统的边疆知识也呈现新的图景，而在这过程中，基于外部地缘和内部危机的双重影响，边疆地域也日渐得以划分，逐步形成东北、蒙古、新疆（西域）和藏区四大陆地边疆类型及其知识空间，并延续至今，成为构筑当代中国整体叙述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叙述框架的形成，既有中国内部的动力，又受到域外研究者的影响，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形成的分析逻辑，他对于中国边疆的整体性叙述，促进了近代中国边疆话语的生成，并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当今中国边疆区域的基本分类和解释模式。文章就拉铁摩尔的分析路径入手，结合当时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及政局动向，揭示特定区域以及族群历史纵向阐释在近代中国边疆话语生成过程中的意义，探寻当代超越“拉铁摩尔逻辑”并确立具有中国主体性的“边疆思想史”框架的现实基础与可能。
一、时代感与内外语境
近代的世界充满着联系与互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上半叶，在世界格局深刻变动与调整的同时，中国也经历着动荡与波折，并在由西方殖民帝国所主导的世界市场中经历着经济与社会层面的起起伏伏。也正是在同一时期，在犬牙交错中得以勉强维系的欧洲大陆力量均势局面，随着19世纪后期德意志帝国的统一与崛起，而日益走向整体性的瓦解，曾经由西欧各国所垄断的海外殖民地扩张，也开始受到曾一度被迫打开国门、随后经明治维新而崛起的东亚国家——日本，以及大西洋对岸曾经陷入南北战争、一度秉持门罗主义，之后又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的美国的制约。在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19世纪后期英俄之间围绕中亚进行的政治军事博弈，塑造了这一区域随后一个世纪的地缘格局，而在东北亚，20世纪初爆发的日俄战争，其结果彻底终结了当时俄国咄咄逼人的态势，日本开始成为这一区域的新霸权力量，这两大变化，从东西两个方向奠定了近代中国的边疆态势，并影响了这些区域之后数十年的军事政治局势。
进入20世纪，世界大战改变了既有的欧亚乃至世界秩序。第一次世界大战瓦解了原有的欧洲大国格局，从十九世纪后半叶所逐步确立的、以英、法、俄等殖民势力为核心的、围绕中国边疆而形成的外部殖民秩序，随着地缘格局的变动，转变为以英-法-美、苏、日为主轴的新的中国边疆外部力量格局。在这当中，日本对中国边疆的步步侵蚀最终促发了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包括中国抗日战争在内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从根本上摧毁了既有的世界力量格局，并彻底冲垮了之前的全球殖民体系，在这之后，取得抗战胜利的中国彻底摆脱半殖民地身份，并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瓦解以及英法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殖民统治的终结，中国近代长期以来如影随形的边疆安全危机得到初步解决，而长期以来因受列强侵略而形成的“国难”危亡也得到解除，开始转变为战后世界秩序下的国家定位与发展问题，以此一来，曾经事关国家存亡的边疆危机，也就逐渐转变为主要涉及周边国家的、不再具有全局性危亡的边疆冲突和争议问题。可以说，进入现代，随着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变，中国边疆所蕴含的时代议题也从国家存亡问题转变为区域发展问题。
在这种外部秩序的转变过程中，中国近代的内部秩序也出现巨大的变迁。随着清末统治秩序的崩塌，传统的王朝体系让位于民族国家结构，传统意义上以皇室帝系作为法统传承的实践方式，转变为以国名国体为标志的国家认同框架，新建立的中华民国承认了当时的外部秩序，并在继承清朝疆域版图的基础上登上世界竞争的大舞台。这种继承与转变虽然同时发生，却代表着国家建构方面的不同路径。这种情况，就像陈旭麓在评述晚清至民国的整体转变时所指出的：“民主革命的胜利，民国取代了帝国，使王朝的‘国歌’很快变成了王朝的挽歌。‘揖美追欧，旧邦新造’压倒了‘帝国苍穹保’，显示了此时新声胜旧声。在这两种旋律的背后，是王朝时代的逝去和民主共和时代的到来。”
这种“新造旧邦”的独特使命感，在两大层面构筑了民国在边疆理念与实践上的总体框架，并进而奠定了民国在认知与对待当时所面对的经由继承清朝版图而一并延续下来的边疆危机，以及在涉及更大范围内的外敌威胁时所秉持的基本原则。首先，这种重新塑造旧有国体的过程，所展现的可以说是一种试图呈现20世纪初国体转型与秩序重组的道义之感，在当时无法打破既有的以硬实力为核心的整体世界格局的情况下，这种经由国体转变而得以凝聚的共同体意识，成为这一时期国家建设与边疆治理的重要基础力量，并在后来反抗日本侵略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整体氛围，有力促进了边疆开发的热潮。其次，由于当时全国的行政治理能力还处于前现代阶段，内部纷争频仍，因此这一时期对于边疆地区的实际控制较为薄弱。但值得注意的是，经由封建王朝向民族国家的转变，在继承既有疆域版图的基础上塑造了一个新的共同体认知，在这种框架下形成的“中国”认知不再与“大清”等王朝名称相纠缠，而成为拥有广袤版图的文明和政治共同体的正式称谓。当然，这种共同认知的形成并不是一瞬间就造就的，其中既有之前所继承的包括清朝在内的中国历代王朝的传统与历史经验，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20世纪所特有的行政与技术资源，上述这些资源与经验的系统叠加最终构成了20世纪中国及其边疆认同的基本底色。在国家控制技术层面上，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作为‘政府’权力的监控的集中化过程，很大程度上仍只是（如果不全是的话）一种现代国家现象。只有现代国家，才能准确地使其行政管辖范围同具有明确边界的领土对应起来。凡是国家就都有地域范围的一面。然而，在民族-国家产生以前，国家机构的行政力量很少能与业已划定的疆界保持一致。而在民族-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年代，这种情况现实上已变得极为普遍。”从历史的角度而言，清代从整体上奠定了当代中国疆域版图的基础，而民国则在新的环境下初步勾勒和塑造了中国的民族国家基本属性与认同。
概而言之，中国近代在“边疆”概念及其相关意识方面呈现的重大转变，与这一时期中国思想意识空间的拓展齐头并进，并在几个层面得以呈现：首先，由于“中国”一词正式成为民国时期对外交往的官方简称和全民共识，因此，人们对于中国自身范畴的认识就更为具体了，逐步意识到中国这一政治地理范畴不仅有其相对柔性的外部文化标志，而且还有实实在在的边疆与边界加以限定，而不再是无边的“天下”，国家取代了“天下”，成为基本的认同单元。其次，对“边疆”的重新认知有了更为丰富的内容，逐渐超越了纯粹的政治与地理意义，开始以更为多元、多维的视角加以关注，并整体性地放弃了传统王朝朝贡体系中以华夏中心意识为核心的理念，国际交往取代了原来的朝贡网络，而确立起更为现实的对外关系视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于边疆区域及其治理的决策基础，近现代的“边疆治理”取代了古代的“羁縻怀柔”，成为基本的操作策略。
二、中国边疆的近代“呈现”：一种独特性
尽管中国有着长期绵延不断的历史叙述，但中国边疆空间的形成却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独特性。在帝制时代，中国边疆主要体现为王朝所羁縻的边地，边患时有，但不足以形成整体性的边疆危机。边疆危机的“呈现”，是在清朝进入由西方殖民帝国力量所形塑的民族国家语境而形成的产物，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近代生成的。在这一时期，伴随着对外域诸国如土耳其、波兰等认知的深入，国内知识界开始意识到本国正在同样经历一个千古未有的“丧权辱国”阶段，其中就包括所谓的“割地”“失地”之痛，这种痛苦不仅在于其勾起了关于过往诸如“燕云十六州”、岳飞北伐功败垂成的王朝史记忆，而且还直接指向当时的场景甚至未来的走向。正如相关研究者所指出的：“1898年以后，就在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抛弃曾作为‘中国’不可避免的形式和保证人的王朝国家结构，而去设法解决中国与日俱增的危机的办法的时候，他们也首次开始将现代世界视作一段进行中的历史进程。”在同时认识外部世界和内部状况的背景下，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真正意识到外部世界与中国本身在重大事件上存在的某种同步性，并以此来理解与认知作为中国与世界相连接区域在这种同步性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中国的边疆也就逐步在近代史的进程中“呈现”出来。
因此，严格意义上的以边疆危机及其应对为问题核心的中国边疆研究，实际上是在传统王朝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近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因为只有在这一时期，边疆才真正具有了特定的含义，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弥散无边的羁縻区域，而成为民族国家地缘机体（geo-body）的一部分，或者说，其所体现的空间意识就是“边疆成为民族国家地缘机体的组成部分”。因此，相应地，中国边疆研究的几次高潮，基本上都出现在近代或者说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上半叶这一时段内，而清代之前的各朝边疆研究，尤其是关于各朝边疆地区的叙述，往往都是后出框架的前推，都无法被归入相应的边疆研究历次高潮范围内，甚至都算不上具有学术自觉性的边疆研究。可以这么认为，在近代的语境下，中国的边疆研究实际上已经成为当时世界范围内历史研究的“民族国家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联系到中国历史叙述本身，也在某种程度上相应地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边地版本，或者说是近代史在边疆地区的投射。近代的“边政学”则更多地凸显出20世纪上半叶国际时局与内政治理的特定需求，更多地具有时代性特征，所展现的则是将边疆视为与“内政”相对应的政治治理空间（边政），并随着抗战结束、外部侵略危机的终结，民国政治背景下的“内政”“边政”空间分野被新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话语取代而逐渐销声匿迹。总体而言，中国近代的边疆研究以及“边政学”的发展，都离不开各自特定的时代精神，也都对应着各自的“空间意识”。
三、文化空间意识：边疆区域分类与拉铁摩尔的学术实践
包括边疆史在内的历史，离不开文化的语境与认知。钱穆先生曾提醒我们：“说到历史的特殊性，则必牵连深入到全部文化史。政治只是全部文化中一项目，我们若不深切认识到某一国家某一民族全部历史之文化意义，我们很难孤立抽出其政治一项目来讨论其意义与效用。”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寻找特定时代的文化空间及其内部逻辑，将为我们理解历史及其实践提供更全面的外部基础，对边疆议题的思考也概莫能外。在“空间意识”的框架下，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或类民族国家都将面临内部区域分类的问题，并因各自的文化背景而形成不同的分类叙述方式。在传统中国的历史空间叙述中，边疆往往附属于中心区域的叙述逻辑，在以“人群”治理为旨归的治理需求下，对于边疆空间的认知附着在对生活在当地的少数族群的认知基础之上，在这种情况下，边疆自然是随着相应人群群体的变化而流动，无法进行完全固定化的区分。即便到了清朝，疆域范围大致底定，在理藩院的治理范围（“疆理”）部分，则分为内蒙古部落（卷963）、外蒙古喀尔喀部（卷964、965）、青海蒙古部落、西套额鲁特部落、额济纳土尔扈特部落、伊犁四路各部落、科布多所属各部落、察哈尔各部落、黑龙江将军所属各部落、塔尔巴哈台所属各部落、唐努乌梁海部落、游牧喇嘛部落、回部、西藏（卷966）。在这种叙述框架下，虽然在各卷已经隐约出现了“蒙古”“回部”和“西藏”的区域分类，但这一分类仍然建立在对“属民部落”的分类管理基础之上，对于具体的区域空间并未有明晰的认知与分类。在民国肇建之后编成的《清史稿》中，地理志中对于边疆区域有如下的论述：“太祖、太宗力征经营，奄有东土，首定哈达、辉发、乌拉、叶赫及宁古塔诸地，于是旧籓札萨克二十五部五十一旗悉入版图。世祖入关翦寇，定鼎燕都，悉有中国一十八省之地，统御九有，以定一尊。圣祖、世宗长驱远驭，拓土开疆，又有新籓喀尔喀四部八十二旗，青海四部二十九旗，及贺兰山厄鲁特迄于两藏，四译之国，同我皇风。逮于高宗，定大小金川，收准噶尔、回部，天山南北二万余里毡裘湩酪之伦，树颔蛾服，倚汉如天。......穆宗中兴以后，台湾、新疆改列行省；德宗嗣位，复将奉天、吉林、黑龙江改为东三省，与腹地同风：凡府、厅、州、县一千七百有奇。自唐三受降城以东，南卫边门，东凑松花江，北缘大漠，为内蒙古。其外涉瀚海，阻兴安，东滨黑龙江，西越阿尔泰山，为外蒙古。重之以屏翰，联之以（婚）昏姻，此皆列帝之所怀柔安辑，故历世二百余年，无敢生异志者。”这一叙述则将边疆区域放到清朝历史演进的时间维度中加以叙述，但同样没有从整体上将边疆区域以空间的方式进行类型化的划分，而是以文化区域多样性来体现边疆的空间特质。这种清朝统一语境下的独特性，对于我们认知当时和之后的中国边疆议题有着重要的价值，正如葛剑雄先生所指出的：“统一是国家主权和最高行政权力的集中，而不是文化的一致，更不是用一种文化去消灭或代替另一种文化。相反，一个真正稳定繁荣的统一国家，必定会容忍并鼓励多种文化的存在和发展。”
作为一个将中国视为第二故乡、且毕生都在关心中国命运的学者，拉铁摩尔在其《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首次从空间与社会生态角度，对中国边疆区域进行了满洲（东北）、蒙古、新疆、西藏的四区块类型化划分。他在文中写道：“从太平洋到帕米尔高原，又从帕米尔高原南下，到达分隔中国与印度的高寒地带，在这个范围内所包括的是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这是亚洲中部的隔绝地域，世界上最神秘的边疆之一。这一边，限制了中国的地理及历史，正和那一边海洋的限制一样。”这种划分在后续的学术研究和现实实践中，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尽管不可否认其存在不足之处，但至今仍旧是研究中国的著作中主流和基本的陆疆分类模式，其知识分类的影响延续至今。
拉铁摩尔的这一划分，当然不是神来之笔，而是建基于他对当时历史与地缘情境的深刻洞察。他指出，从地理的角度来看，虽然中国南海、印度洋、地中海、大西洋岸及北冰洋之间存在着世界最大的一片陆地，但其东部和西部的历史进程却并不一致。只有到了20世纪，新的可能性才得以呈现。而自近代以来，中国或其他国家之间不再因为海洋的阻隔而彼此孤立，在这种情形之下，“新兴势力对旧历史的影响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的疆域和她的边疆地区都清晰地表现出来；另一方面，新的普遍力量超越了远东及世界其他各地的地理的、民族的及文化的孤立性。”在他的那个时代，历史的展开方式与过去的数百年已经大相径庭。传统中国语境下来自北部的蛮族压力，如今已经转变为来自各方面的殖民帝国压力，传统的长城边疆如今失却了其政治军事层面的重要性，却在生态和生产方式层面获得了新的意义。
当然，在这过程中，拉铁摩尔本人也经历了观念上的重要提升，他在结合对中国地缘格局的思考后，强调具体田野实践的重要性。他本人曾经“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从东北经过内蒙古到新疆，在中国整个长城边疆地带进行旅游和学习”，而“他在中国的居住、调查和短期旅行，使他对中国的自然、地理、经济、政治和人情风貌，产生了朴素的感情，同时由于他亲身接触现实，使他能通过某些群体的日常活动去理解历史”。其中，对语言的学习是很重要的环节。在他看来，这是全面认识中国社会尤其是边疆社会的重要工具，他后来回忆道：自己首先学中国文字，虽然学会了说中国话，却不能自由地阅读，因此有些读的内容，很多都不能完全理解。后来进一步觉得，要了解中国北方内陆地区的风土人情，还有必要学习蒙古文，在他看来，要理解蒙古人的观点，就有必要掌握蒙古语。能够跟普通民众交谈，同那些既不是封建贵族也不是政客的人交往，同那些不那么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而且不讲汉语的人交谈。这种基于对中国边疆内部各区域社会文化独特性的认知，使拉铁摩尔在分析边疆问题时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历史文本，而在同时也开始重视当代边疆社会意识与认同的深层影响。在这之后，当中国学者于20世纪40年代介绍拉铁摩尔的作品时，也认为他的代表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文初版名为《中国的边疆》）的写作，“酝酿十年之久，把他自一九二六年以来历次在中国边境各种旅行的观察心得，及与其他专家们研究认识的结论，融化会通，写成这一本约二十万言的巨作。......这一本书以中国的四大边疆地区——东北的森林、内外蒙古的草原、新疆的沃洲、西藏的高原——为研究对象，随时以中国内地的情况作比较研究，并且特别注重中国的汉族文化及边疆民族文化的接触与相互影响，十足表现‘边疆观’的风尚......文中力求严谨，仍不失为有价值的著作，特别在中国自己现在没有一本有系统而且概论整个边疆的好边疆史，拉氏此书是值得细读的”。当时的论者进一步指出：“对于中国边疆，赖氏（即拉铁摩尔——笔者注）也强调‘边疆社会’的重要——这是‘边疆观’的最显明的表现之一。由于两种不相等文化的接触和互相渗合，‘边疆’事实上成了一个过渡地带，既不属于严格的‘汉族文化’，也不属于严格的‘野蛮民族文化’，而只是依当时情况之不同，徘徊于二者之间，忽而汉，忽而野蛮而已。看清了这一点，则对中国边疆的消息，即可有明确的认识。这种看法是显然比‘入寇’‘征伐’的看法高明得多。对整个中国边疆历史的研究，我们自己做得很少。有的也多半根据历代官书，以汉族的观点去研究。外国作家们又因对中国的了解不够，每作偏论，赖氏此书虽不能称十全十美之作，但是由于其亲身经历之广（他是国际上有数的中国通，特别是蒙古通），用功之勤，所以材料极其丰富，处理的手法就整个而论，也相当适当......”这些评论和判断，较为明显地指出了拉铁摩尔与秉持传统“入寇”“征伐”观的中国学者以及对中国内部逻辑不甚了了的外国学者的不同之处，即独特的边疆分析结构与整体视野。
从功能上来说，这种边疆分析结构作为一种类似于韦伯“理想类型”式的分类框架，在具体的操作中较为有效地将中国内部中原核心地区与边疆地区的内部关系转变为可供分析的多对关系（如中原-蒙古关系、中原-满洲关系、中原-西域关系、中原-藏地关系等），从而既适应经历近代国体转型的中国内部对各边疆区域有侧重性的政治与文化表述，同时也成功地使这种边疆类型学融入当时既有的学术范式（蒙古学、藏学、突厥学以及满-通古斯研究等），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国家与学科间的“协调”。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何在民族国家基本结构下，更好地思考和认知国家空间与相关学科框架之间形成的新的结构性关系，将是一个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四、边疆分类与国族叙述：难点与问题
如何实现国族与疆域的合一性叙述，始终是近代各个大国力图达致的目标，为此，有很多相伴的理论应运而生，如法国的“自然边疆论”、英国的“科学边疆论”等，都力图形成各自关于边疆的叙述话语，并与帝国的整体论述相契合。近代中国经历了一个从王朝向民族国家的转型，但在转变的过程中，由于疆域版图本身无法实现全然的断裂，而清朝政治结构中占优势地位的满-蒙贵族阶层则在民国肇建后失却其崇高地位，其政治话语被“五族共和”的新表述所取代，因此就不得不面对一个如何在新的族群政治框架下继续有效维系既有疆域版图的问题，换句话说，如何使国族与疆域彼此契合，两者之间的契合需要怎样的逻辑。
在这种语境下，传统对于历代王朝边疆区域的宗藩式表述，在清朝曾经的满-蒙联合统治结构被替代的情况下，就变得有些无以为继，但问题的紧迫性在于，在习惯并认可了清末受内外压力而形成的中国疆域版图之后，必须以新的边疆分类表述来替代原有的宗藩结构，并在同时维系对这些边疆地域的合法性叙述。唯一现实的路径就是对清中期最终奠定的宗藩结构加以改造，保留其指涉地域的部分，而抽离其指涉族类和政治结构的部分，从而将之转变成以区域指涉为主的边疆结构。由于受到清末民初的汉民族主义影响，宗藩结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作为负面遗产对待，不受学界和思想界欢迎，但随着现实政治的发展，思想界发现，当时的时局已经无法在既有的宗藩结构之外打造一个全新的对庞大疆域版图的解释模式，因此就必须对宗藩结构加以再利用，以五族共和作为中国当时族际整合的基本话语，并力图以此涵摄之前宗藩结构下的族类人口，但这样的一种期许，依然面临一种如何协调“空间”与“人群”的问题。我们发现，固定化的边疆（空间），在表象意义上可以更好地通过地图化的方式加以凸显，进而形成关于中国的地缘机体（geo-body），但是，在近代，民族分类却始终无法加以确定与固定化，进而就无法通过地图编码的方式加以明确地表征，因此就使得中国的内部族类机体（ethno-body）不很清晰，因此在族类与地域之间缺乏完整的对应关系，故而在具体实践层面，五族共和话语缺乏对原先藩部所属区域的强化与认同。因此，从现实的需要出发，确立在整体国家认同范围内的边疆类型化结构就具有了现实的必要性。拉铁摩尔的边疆分类框架，实际上正是这种话语期待过程中的一种尝试性的实践，当然，这种实践也是可以讨论和质疑的。
五、以边疆论国家：近代中国边疆话语的生成
古代中国强调德化，对于国家的认知也更多地与道统相联系。随着近代世界秩序的大变动，长期以来作为道德空间存在的、在某种程度上虽然在外力压迫下确定了边界但依然拥有“天下想象”的以“大清”为国号的中国，开始面对一个被列强所冲破的亚洲世界，逐步承认自身处于一个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而承认世界各国共存，则必须放弃自身的崇高性，并将自己之前较为模糊的“德化”边疆明晰化，从而形成“国内”与“邻国”的明确认知。当然，这个过程充满着顿挫，并在历次战争失败或不平等条约签订前后变得更为曲折，而在中日甲午战争，尤其是1898年维新变法运动失败之后，随着中日之间力量对比的日渐失衡和国内知识界的反思日益深入，这种趋势就更加明显。这种现象在当时的出现，自然离不开对于域外国家与地区的认知图景的确立，同样，也必须建立在对这些图景的共时性认知的基础上。这与近代之前中国对于外部世界的滞后性认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这种语境下，如何理解和认知这些外部和周边国家的历史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为中国如何理解自身内部进程的一种重要折射，而与外部邻国相接的中国内宗藩地区的重新认知和分类，在认知层面就相应地成为连接中原核心地区认知和周边邻国认知的一个桥梁。在这样的过程中，如何理解边疆在中国“由内到外”的内生结构关系以及“由外到内”的外在结构关系中所呈现的不同角色定位，也就成为不同时期边疆话语构筑的语境与主题。
很明显，随着清朝的覆亡和民国的建立，受域外强权的压迫，以边疆结构为分类基础来重塑中国核心区域之外的版图基础，成为近代中国边疆话语构筑的历史背景。在这种背景下，边疆在某种程度上更多的是一种“由外到内”的外在结构关系下的定位，因为当时的诸多边疆地区正处在外部帝国主义侵略的危机当中。而在抗战的过程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外部压迫，伴随着中国学界“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也相应地推进着学人在中国边疆地域认知方面的深化，拉铁摩尔一书中的边疆分类框架，正如这本书中译本的出版时间一样，恰恰正是这一历史时局及其思想史进程的鲜明反映，因此也随着相关讨论的进一步推进，在当时的语境下形成了具有独特辨识度的“拉铁摩尔逻辑”。
六、当代治理下的边疆路径：超越“拉铁摩尔逻辑”的新可能
当代的世界已经不再是一百年前的模样，新的经济组织方式与国家间关系已经彻底重塑了当下的民族国家结构，在经历了19和20世纪的帝国结构大崩解和亚非拉地区反帝反殖运动，民族国家确立起整体性的基本结构，与之相应地，国家叙述在客观上成为超越民族叙述与区域叙述的主导性话语，并一直延续至今；而随着东欧剧变和冷战的终结，曾经一度被意识形态竞争所遮蔽的区域民族主义乃至民粹主义开始重新浮现，对世界各国构成新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具有悠久历史与传统的中国本身，同样经历着内外环境的变迁，并深刻地感受到这些变迁对于理念与实践的巨大冲击。因此，如何理解外部世界的变迁逻辑及其中国在新世界场景下的新意义，就成为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边疆这一“属地”特征认知对象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为中国内外部结构关系的新构型提供了更具一般性和贯通性的解释可能，而这也成为“拉铁摩尔逻辑”贯穿近现代中国边疆认知的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在迈向全球化的过程中，随着之前的革命话语逐步淡去，面对各种挑战，当下的中国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整合性话语，来对国家的历史与现实整体性与统一性进行有效与贯通的阐释。可以说，近几年关于何谓“中国”的讨论本身就是这种阐释焦虑与需求的外在体现，但是，这种讨论大多着重于对于整体性结构的分析与阐释，对于边疆区域如何成为中国组成部分的动力学机制的思考尚显不足，只有在当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真正历史与空间是什么的前提下，只有在我们更好地理解包括边疆区域在内的中国的整体性生成与发展的思想史源流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全面地理解这一问题本身所具有的兼具过去经验与未来路径的意义。当然，在这种讨论中，诸多的理念试图提供可能的操作性方案，例如，儒家秩序或者说“国学”的复归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尝试的选择之一，但问题在于，儒家对于天下的认知主要是基于道德普遍性的，对于当今现实的国家地缘现实往往并不在意，因此，当面对一个疆域明确，同时又需要对边疆民族地区进行统合叙述的民族国家结构时，建基于中原实践经验的儒家既有的一整套话语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需要其他部分加以理论增补或者调适。
在这样的背景下，围绕当代的国家治理，在既有的民族区域治理框架下，随着边疆架构的生成，新的边疆治理框架也在逐渐成为一个某种程度上具有并行性的框架。与民族区域治理结构中所强调的民族关系路径不同，边疆治理结构中更强调的是中央与边疆区域之间稳定的结构性关系。此外，由于中国本身从近代到当代这一进程中对于外部世界的关联性的加强，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周边与域外国家国际关系格局的确立，边疆区域本身不仅依然是中国国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且还在中-外结构关系中扮演新的角色，如何在认知这种结构性关系的过程中，如何在系统性地思考中国“由内到外”的内生结构关系在边疆区域的生成与发展的同时，兼顾各边疆区域的“对内地”与“对外域”关系特征，并进而认知和面对在当代流动性增强的背景下出现的“移动”与“跨界”现象，就成为我们在当代超越既有的“拉铁摩尔逻辑”，进而构筑新的边疆认知框架和思想史叙事的前提与基础。在对于中国本身的整体思想史思考之外，如何构筑关于中国边疆的思想史进路，寻找一种基于人文-地理关系的“边疆思想史”的解释可能，当代中国的实践正在为这种新框架与新叙事提供新的空间与可能。1毕竟，我们只有在理解了边疆的基础上，才能真正说是真正理解了整个中国。我们也相信，身处中国大地、怀抱“家国情怀”的中国学者与学界，将会在这个基础上，作出具有超越性的认知与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