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时间3月22日签署总统备忘录，将对中国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中美贸易摩擦引发市场高度关注。有观点认为，中美贸易失衡严重，是贸易战无可避免的根本原因，但这一分析不够全面和准确。近日，《金融时报》记者就中美贸易相关问题专访了中国人民银行参事、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盛松成。
《金融时报》：请问您怎么看待中美贸易逆差？
答：我认为应从经常账户整体考虑，而不能只看货物贸易。国际贸易不仅包括货物贸易，也包括服务贸易。多年来，中国对美国积累了大量贸易顺差，但主要是在货物贸易领域；而在服务贸易领域，我国服务贸易逆差呈逐年扩大之势，而美国是我国服务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
如果只考虑中美双边贸易，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统计，从经常账户整体看(既考虑货物贸易又考虑服务贸易)，实际上，2017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3372亿美元，而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高达4000亿、甚至5000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逆差为3757亿美元、服务贸易顺差为385亿美元。
因而，仅从中国的大量货物贸易顺差和美国的逆差来讨论中美贸易失衡，而忽略了两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全貌，是有失偏颇的。我们做了测算，按照美国的统计数据，仅看货物贸易会导致2016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被高估12%以上。如果按照我国外汇管理局和商务部的统计数据，同年我国对美顺差被高估28%左右。中美贸易关系，应从经常账户整体和更加全面的视角来看待。
《金融时报》：您能否介绍一下近年来中国对美国服务贸易进口的情况？
答：可以说中国对美国服务贸易顺差的贡献是逐年提升的。2017年，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顺差占美国全部服务贸易顺差的15.9%，较10年前(2008年，4%)提高了12个百分点左右；从金额看，2017年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顺差是2008年的近8倍。这些数据都是基于美国的统计计算的。
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同样显示，服务贸易旅行项下，中国居民在美国的支出(含教育等)多年来保持两位数增长，2017年全年，我国居民在美国的支出高达321.8亿美元。
同时，美国是目前中国技术进口第一大来源国。我国近三分之一的技术进口合同都是向美国购买的。2017年，据美方统计，我国向美国购买知识产权的花费达85.3亿美元，同比增长7.2%。而除个别年份外，我国对美国技术进口金额增速亦高达两位数。
此外，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我国居民出境旅行的商品购买也计入了服务贸易的旅行项中。这意味着一部分货物贸易隐藏在服务贸易中，中美货物贸易顺差事实上被高估了。而旅行项下的逆差恰恰是对我国服务贸易逆差贡献最大的。2017年，我国2612亿美元的服务贸易逆差中，旅行项为2209亿美元，占服务贸易逆差总额84.6%。
《金融时报》：您是否认为美国长期保持对我国服务贸易顺差对其是有利的？
答：确实如此，美国长期保持对我国服务贸易顺差不仅增加了美国的收入，也促进了美国的就业。从收入的角度举例一二。据中国商务部测算，2016年中国游客在美人均花费约1.3万美元，远超其他国家游客在美花费，当年旅游支出高达352.2亿美元，平均每天为美创造约9700万美元收入。此外，美国为中国学生出境留学第一大目的国。中国在美留学生2016年人均花费约4.5万美元，为美贡献约159亿美元收入。美国联邦移民执法局的报告显示，中国在美留学生数量约35.3万人，占在美国际学生总数34%。
随着中国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知识产权使用费逆差仍有扩大空间。美方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实际上降低了我国对美国的贸易逆差。如果美方不对中方实施这些管制，从经常账户整体看，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会小得多。这些收入显然也支撑了美国第三产业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从绝对数值看，美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大约是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4倍左右。
从就业的角度看，无论是旅行、教育还是医疗服务，都促进了当地劳动力市场的繁荣。服务业本身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所创造的就业岗位远超制造业创造的就业岗位，尤其是在如今高科技时代。美国是典型的消费驱动增长的经济体，服务业占其GDP的比重接近80%，而服务业的就业占比更是高达82.5%。
事实上，这些数据反映出的更多是中美贸易的互利共赢，而不是相互剥夺。在服务贸易领域，中国对美国的大量逆差也符合当前两国的比较优势。而中国目前需要的，是深化服务业改革开放，提高自身在服务贸易领域的竞争力。
《金融时报》：对于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深化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您有何建议？
答：2017年，美国服务贸易进口中只有3.3%来自中国，是美国从亚太地区服务贸易进口总额的12.1%，而从制造业看，美国货物贸易进口中的21.4%都是来自中国的，中国占整个亚太地区对美出口份额的50%。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市场份额与货物贸易出口相差悬殊，而美国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出口基本是平分秋色的。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了我国服务业竞争力的确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我们计算了我国第三产业各细分行业相对于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其中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以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劳动生产率都不及制造业。这些行业同时也是我国在服务贸易中逆差较大的。扩大对外开放，往往有利于通过竞争和示范效应促进我国相关产业整体效率的提高。服务领域也是如此。对我国来说，应更重视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和推进第三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我国在贸易领域的竞争力。
此外，为应对可能的贸易摩擦对经济的冲击，也需要推进第三产业改革，满足居民多层次的生活需要，释放内需，增强对贸易冲击的应对能力。
《金融时报》：未来中美两国是否有可能从“贸易战”打到“金融战”？
答：我们应该吸取日本的教训，不能从贸易战打到金融战。我们既不应该引导汇率贬值，也不应放任汇率大幅升值。除了生产率决定的比较优势之外，汇率的变化也会通过价格直接影响两国的比较优势。对此，我国在宏观层面需要有审慎的应对。
汇率贬值会带来很多问题，得不偿失。一是资本外流压力增大，还有损大国形象，更加容易使贸易摩擦升级。二是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已十分有限。2017年，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和净出口分别拉动GDP增速4.1个、2.2个和0.6个百分点，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不高，没有必要通过贬值促进出口来拉动经济。通过贬值促进出口的做法是得不偿失的，虽然短期内有可能获得价格优势，但不利于企业提高产品质量、提升核心竞争力。
与此同时，也不应该放任汇率大幅升值。目前汇率升值是对过去一两年来人民币经历较大贬值后的修复和对空头的警示，之前一轮汇率贬值过程中的超调很严重。近期人民币汇率的确大幅升值。国内强监管、防风险的背景下，房价趋于稳定、经济向好，从外部看，美国加息和税改的短期预期已释放、欧洲经济复苏超预期，美元走弱也加速推动了人民币升值。当然我们也要尽量避免在升值方向上人民币汇率的超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