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通过推动城市化，把近9亿农村人口的消费水平提高到目前城市人口的水平，中国的消费规模将会增加2.5倍，可保9%以上的增长率继续20年。当前的生产过剩压力自然会消除，住宅将变得严重供应不足，房地产与银行间的不良债务循环也可被消除。
这么做中国可保20年9%增长这么做中国可保20年9%增长
经济增长率下降中伴随着的一系列现象，只能说明目前中国的经济下行，是因为存在着严重生产过剩，当次债危机打破了中国的外需引领增长过程，并显示出危机的长期化的时候，中国必须进行从外需主导增长向内需主导增长的经济转轨，而能引领这个转轨过程的只有城市化。
为何城市化才是惟一出路？
首先，不要指望外需会再度出现本世纪初到危机爆发前那样的高增长，下一步能够看到的，只能是危机的频繁爆发与长期化。从美国看，虽然2008年-2014年经济总共增长了8%，股市比2007年峰值高出28%，但直到2014年末，其制造业产出仍比2007年的峰值低14%，所以走的仍是危机前实体经济停滞而虚拟经济膨胀的老路，爆发新的危机就在眼前。
自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的出口就一直在萎缩，新千年以来中国出口的平均年增长率是17.3%，2008年-2013年平均是10.6%，但去年只有6.1%。反映海运需求的BDI指数到今年2月初已跌破600，就是在次债危机爆发后的2008年，BDI指数也没有跌到过700以下。出现这种情况虽然有油价下跌影响，但也不能排除今年的世界贸易，可能会出现自次债危机以来的新一轮收缩。次债危机爆发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在跟着净出口率往下掉，2007年-2013年，中国的净出口率掉了6.2个百分点，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就从2007年的14.2%掉到7.7%，也是掉了6.5个百分点。由于外需下降又没有内需接替，过剩的矛盾当然就暴露了出来。
其次，在生产过剩的背景下，打开内需的惟一选择就不会是投资而是消费。虽然有人主张以投资开启内需，但2009年以来用投资开启内需的结果，是带来更严重的过剩，因此这种观点的声音也不强，虽然政府也在走用基础设施投资保增长的老路，但也是无奈之举，因为政府也很清楚，没有生产的增长，基础设施投资也走不远。那么就只剩下消费，又为什么必须用城市化来开启呢？
先看城乡收入差距是怎样抑制了消费，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农民的务农收入增长缓慢，抑制了农民消费。长期以来，农民家庭收入的主源是农业，农业收入占农民家庭纯收入的比重，新千年之初还占一半以上，但到2012年已下降到39%。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占比下降，不是由于农业生产停滞，也不是由于农产品(15.99, 0.04, 0.25%)价格水平提高过慢，因为自2004年以来，中国农业已出现“11连增”，而新千年以来，农业PPI的年均增长率是同期CPI的3倍和工业PPI的5倍。
农民务农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生产投入增长率显著超出了产出增长率，2001年-2012年，农业现价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1.3%，这个水平几乎追上了同期的现价GDP增长率，但同期农业物耗年均增长率高达12.2%，所以同期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年均增长率只有7.9%，是农业物耗的高增长吃掉了务农纯收入。
中国以7%的世界耕地面积养活了22%的世界人口，在有限的土地上保13亿人吃饭，靠增加物质投入保增产是无奈的选择。顾了保农业投入却顾不了保农民收入，如果不是农民外出打工收入支持了农村人均收入增长，如果不是2008年农民工资性收入首次超过了务农收入，就不会有2008年以来，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超过城市居民收入增速的局面出现。
农业物耗过高抑制了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背景，还是中国“小农户+大市场”的格局始终没有改变。2013年，中国农业的总物耗率为41%，但发达国家的农业物耗率普遍超过50%，而农民收入水平却普遍高于城市居民，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农村人口比重低，因此农村人均拥有的农业资源如耕地等，远较中国为多。进入新千年以来，由于为保农业产出而不得不连年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致使目前中国主要农产品价格都已显著高出国际市场水平，如3种主要粮食已平均高出进口价25%-30%，棉花和猪肉更是几近1倍，这就使以提价保农业增长的路子走到了尽头，而价格难有提升，农民的农业收入就会进入新一轮停滞，这个收入缺口，恐怕外出务工收入也难以补得上，所以从未来看，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恐怕又会进入一轮新的萎缩期。
第二是农民在城市打工挣钱却不在城市消费，直接压低了消费率。根据2012年国家统计局的家计调查，当年城市居民消费率是68%，而同期农村居民消费率是55%，二者相差13个百分点。典型调查说明，打工农民的消费率只有40%，打工收入主要是带回农村。
那现在就可以算一笔账：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目前全国有2.7亿农民工，他们的平均工资在月薪3000元左右，而他们在城市的消费率是40%，则每年农民工从城市转移到农村的现金收入总额应在5.8万亿元左右。再按农村居民消费率55%计算，这近6万亿元中应该有2.6万亿元形成了储蓄。但是因为2.7亿打工农民基本不在农村消费，因此由农民打工收入所形成的储蓄总金额在3.5万亿元，应该不算高估。
新千年以来，消费率从2000年的62.3%掉到2013年的49.8%，其间政府消费率只掉了2.3个百分点，主要是由于居民消费率从46.6%掉到36.2%，掉了10个多百分点。如果是因为打工农民的储蓄行为压低了6个百分点的居民消费率，则城市化滞后所导致的消费率下降，就占到了新千年以来消费率下降的六成原因，其他四成应是产权体制改变所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原因。
从这个角度看，由推动城市化引起的消费率回升，也只会使总储蓄率从目前的47.8%下降到41.8%，还是很高的水平。我知道有些人反对城市化并不是因为反对转向内需，而是担心提高消费会损失了中国的发展后劲，但是宏观大账算下来，并不是会因推动城市化而导致储蓄率下降到可怕的程度，就应该放心了吧？
实际上，即便今后把体制因素所造成的消费率降低也解决了，储蓄率仍会在新千年之始35%的水平，这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已经足够高了。储蓄率与消费率都不是越高或者越低越好，而是保持合理比例最好，而衡量合理比例的尺度，就是产能可以充分利用，产品没有积压剩余。
笔者在2009年就曾指出，“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就是说只让9亿农民参加城市的工业化建设，却不让他们进入城市生活，这实际上是一种储蓄机制，由此形成的储蓄在全球化兴盛的时候，是中国能够形成大规模出口的来源，但是当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并且危机被长期化的时候，不转向由城市化推动的内需扩张过程，中国就没有了消除过剩的机制，就会走向生产过剩危机。所以推动城市化才是走出低谷的惟一通道。
第三是农民社保水平低，收入中就会有一部分转化成社保储蓄起来，直接影响了农民消费，这个道理很简单，就不多说了。
最后，我们给中国的城市化来描绘一幅蓝图：
首先看看有多少农民应该进城。按照目前的统计，农村户籍人口有8.9亿，但其中有3000万人已在城市长期生活，所以可按8.6亿计算，这与卫计委统计的农村“新农合”人口数也是相符的。
如果按日本每个农业劳动力拥有3.2公顷耕地面积计算，中国有3300万农业劳动力就够了，如果每个农民家庭有2个劳力，则未来农村人口在7000万以下就够了，相应需要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总量就是8亿人。如果到2035年中国人口是15亿，则届时的城市化率是95%。在这个水平，无论怎样衡量中国都已是一个现代化国家了。
目前第一产业仍占用了2.4亿劳动力，如果在推动大规模城市化的同时，推动农业机械化与农业家庭规模经营，有3300万劳动力就够了，就可以解放出2亿农村劳动力，中国就不会再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城市工资上升压力相应就可以减缓了。
如果未来20年有8亿农民进城，平均每年就需要安排4000万农民转为市民，要求城市化率的年均提升速度是5.4%，是目前的5倍。根据有关方面的分析，每个农民转化为市民，包括居住、社保和城市基础设施配套，共需25万元，8亿农民进城，20年内总共需要支出200万亿，分解到每年4000万人进城，就是10万亿元，相当于去年GDP的15%。
中国政府目前的负债率还未超30%，提高15个百分点的负债率应该不是难事。此外，如果通过推动城市化，把近9亿农村人口的消费水平提高到目前城市人口的水平，中国的消费规模将会增加2.5倍，可保9%以上的增长率继续20年。当前的生产过剩压力自然会消除，住宅将变得严重供应不足，房地产与银行间的不良债务循环也可被消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