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月以来郝亚洲被问到最多的问题，也是郝亚洲对别人问的最多的问题。
答案很有意思：
搞管理研究的人认为，不需要。创业者说，需要。
当然，还有处于两者中间的人群，比如培训师。他们赖以大杀四方的法宝就是告诉大家，产品比管理重要，可他们的课的主题是“管理”。
这个问题很重要。在郝亚洲眼里，其份量等同于“创业者是企业家吗？”
在现实中，总可以看到差异性。比如，商学院的学者每天忙着讲“失控”和“去层级”。身在企业的人却每天在定战略、KPI，利用组织强大的层级属性进行运营。究竟孰对孰错？
首先，应该摒弃这样的立场——“你行你上”。理论和实战的意义同等重要，毫不夸张地说，理论大部分都走在了实战的前列腺。比如卢梭引发的法国大革命和极权主义，比如黑格尔、费尔巴哈带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等等。
其次，也不应该生硬地把前沿理论用“黏贴”的方式应用在企业实践中。比如“失控”。要知道，KK的本质是个科技诗人，在诸如吉尔德这种顶级数字思想大师眼里，这老头儿的逻辑是经不起推敲的。你让诗人指导一场革命，最后很可能就是另一种场域里的“文革”。
解决研究者和实战派之间的矛盾认知，还需要回到根源，即“管理”这个词汇本身出现了断裂。
很多人接触到的教育大多数是工具化的，尤其是商学院思维。“管理”从教会到军队，再到泰勒时代，都被刻上了这样的类似“工具”的烙印。但凡是工具，就一定不会是中性的。原子弹是中性的吗？刀具是中性的吗？绝不是。原子弹本身的爆炸特性，刀具本身的切割特性就是其存在的目的。有人说投放原子弹可以终止人类浩劫，侠客用刀可以替天行道，结果终究是毁灭。所以，这些工具自诞生之日起，就处于被道德和法律的双重监管之下。
“管理”也是这个道理。在相关教材中看到的对管理的解释，无外乎几个职能，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虽然各个流派有自己的阐述，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可以简单总结为：所谓管理，就是通过约束到达目标。这个目标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是组织的。
如果拆解其中几大要素，就会发现“管理”是个结结实实的控制工具。
那么从个体角度来说，需要控制吗？必须需要啊！“备考”就是典型的管理过程。
对于创业者而言，目标很明确：活下去。目标越清晰，控制力度就越大。创业公司一定需要管理。举个简单的例子，你见过有几个创业公司不加班到很晚的？难道这些人加班都是自发且自觉的吗？再多地股权激励，也不能打消一个人休息的欲望。大部分创业团队里的人，本质上和职场人没有区别，创始人一声令下，你就要加班。你不加班就要被拿下。
随着组织规模的不断扩大，更随着信息工具的高效迭代，对“过程”的控制越来越难于对“结果”的控制，因为制造过程的个体的想法会越来越多。作为管理者会碰到很多意外，有好的也有坏的。这才有了对传统管理控制理论的反思，即如何减少恶性意外，增加良性意外。
如果单纯从“失控”的角度来讲，好的意外应该会自动排挤坏的意外，这就是所谓的“市场”。但这很可能会带来新的问题，即如何保证效率。诗人KK很喜欢用蜂群来打比方，说明自行协作的效率之高。可他忘记了，作为公司的“组织“不是作为生态意义的蜂群。一个员工能在一个组织里待一辈子吗？一个团队能共事多久？
组织市场化是一个值得存疑的概念。
在反思传统管理理论的时候，尤其是学者和培训师，常常会走入我称之为“组织哈耶克化”的思维误区。可是在实践中，又常常秉持着郝亚洲称之为“组织凯恩斯化”的理念。对于后者，才是实践中出现的真知，追求对个体高效率的控制，而非失控。
管理应该是跟着预期走的。信息时代的预期比工业时代的预期更难以把握，因为用户的需求越来越“恶魔化”。为了满足这些人心中的恶魔欲望，管理需要在员工行为和思维上进行适度失控，不是管理越来越伟大了，而是预期越来越难以满足了。
从学术角度而言，互联网时代的管理理论长期处于空白，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学者们的焦虑。一旦学术无法给实践带来前瞻性的指引，相关工作者的存在就会显得毫无必要。所以不难看到，从哈默到国内诸多不入流的学者的著述，都在匆忙表态。
反而是克里斯滕森这样的NO.1，始终冷静。
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为了不把国内的学者一棍子打死，郝亚洲觉得可以这么解释：研究管理的人之所以说不需要管理了，原因有二：
第一，缺少必要的学术独立性，更缺少跟创业者接触的机会；
第二，语言表达能力有缺陷，是指文本上的。他们在谈论这个问题之前，并没有对问题的范围进行界定。
Personally，作为工具的管理一定需要且必要，只要人还是人。而管理包含的另一种抽象思维，比如德鲁克追求的那些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则需要另一个名词进行指代，“管理”这个词肯定是不合适了。
郝亚洲曾经对“管理”做过新的定义，说这是“卷展”过程，把隐秘而伟大的东西像打开卷轴一样，让它们在追求结果的过程中慢慢浮现。不知道，你们认不认同？
那么，郝亚洲想接着提出下一个问题了：
创业者是企业家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