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说，中国商人没有独立的宗教信仰，没有独立的伦理体系和价值核心，所以中国商人是“不诚实的”。但他又确实听到许多对中国商业诚信的赞誉，他大惑不解，提出“中国商人伦理西来说”。马克斯·韦伯对中国商人伦理的推测，不如印度泰戈尔的实地考察更为严谨，1924年泰戈尔带着几位英美学者到了太原，问阎锡山说，你们中国是中道文化，我们此行经过上海、天津、北平，找不到一点中道文化的痕迹。阎说，在太原仍找不到，你们要找，必须到乡村方能找到。他们留下一位英国学者，在晋祠住了半年，离开山西时，向阎锡山说，果然找到了。原来他们发现在民间交往上，山西商人非常重视伦理。由此看来晋商精神是存在的，其中道文化的表现，在野不在朝，在民间不在政府。
一、晋商精神的内涵
从第一章晋商的崛起我们已经看到，晋商不仅在财富积累、商路舞台、企业制度、经营艺术方面，而且在行会组织、商业伦理、商业文化等方面，都是在明清时期才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商业文化与商人精神。商人阶层，同其他社会阶层一样，只要当它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产生自身的行为准则和行为理念，当然，这个阶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也必须有相应的文化和精神来支撑。明清晋商文化及其精神，是晋商发展的产物，也是晋商发展的需要。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以工商业为主的商人阶层经过几千年的长途跋涉的努力，才逐步建立起来的。农业社会循着商品化、货币化、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的路径缓慢前行，历经集市——街市——城市的发展，历经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一步步走向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当今无商不富，无城不商。在今天我们共享现代化文明的时候，不能忘记明清那些从异地贩运贸易起家的商人们。从个人、从家族商号走向现代企业集团，有一种支撑他们前进的力量与精神，就是商人精神。
商人精神，首先是商人对商业作为一种事业的普遍的价值认同，是商人的价值观；其次是商人对其事业普遍存在的超越世俗的利益追求和精神动力，一方面是大胆地追求商业利润，以商致富，另一方面以此为事业追求，服务社会，富国裕民；三是普遍认同并坚持的商业伦理观念，有共同的利和义的行为规范。晋商精神，就是晋商在长期的商业活动中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思想方法、行为范式和价值观念，它是晋商文化的核心。晋商精神集中体现为重商立业的人生观、诚信义利的价值观、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同舟共济的协调思想。
重商立业的人生观
中国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社会各阶层的地位是以“士、农、工、商”为序，崇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历代政府都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业和商人的社会地位最低。但是，宋元以来，在山西民间逐渐形成了重商思想，山西巡抚刘与于义向雍正皇帝的报告说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胜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雍正皇帝在其《朱批谕旨》中写道：“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尤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1]。太原南郊光绪举人刘大鹏，在他的《退想斋日记》中写到，“近来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才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且有既游庠序，竟弃儒而就商者……当此之时，为商者十八九，读书者十一二。余见读书之士，往往羡慕商人”。[2]山西民谚谓“有儿开商店，强过做知县，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县官也不换”的童谣，在山西人看来，经商是一种比读书做官都重要的事情。还有一位教书先生王锡伦讲出了其中的原委。“朝廷贵农，而不乐于种，朝廷贱商，而人日趋入市，则以商贾之利胜于农也。”[3]虽然经商在外，“必远父母，别妻子，离乡井，淹日月，归来无期”，“幸获多资，走马牵牛，捆载而归，不幸则困死于外者往往也”。然而，人心思富，人心向上，商人“走远方，积金钱，夸耀闾里，外出车骑，入则广厦，交接缙绅”，使得人人羡慕。[4]所以，明清时期的山西，已经在民间形成了一种重商观念，即“以商致财，用财守本”的立业思想，这就是通过经商获得金钱，然后置房产买田地，再以土地出租和放高利贷或经商，获取经营利润，以其商业收入发展商业和金融业，从而建立以商业为始点的价值循环和增殖机制。这种与传统价值观念相悖的人生观，是山西商业发达、财富由国外省外源源流回山西的思想基础。
从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看，中国明清资本主义萌芽亦即中国的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商业革命带头人——山西商人的重商立业思想是和欧洲重商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有着同样的社会经济背景。
诚信义利的价值观
几千年来，不管有多少思想创新或者是变革的风暴，在山西人的头脑中，大概是关云长故里的缘故，孔孟之道影响至深。在其重商立业思想指导下，对“诚”、“信”、“义”、“利”，有其独特的理解和行为规范。以诚信、节俭、朴实著称于天下的晋商，坚持儒家伦理思想的内核：先义后利，以义制利。他们认为人们追求功利的行为不能纵欲妄为，必须受到一种为人们公认的社会行为准则的规范和制约，这就是义。孟子说：“义，人之正路也”。《左传》说：“义，利之本也”，“利，义之和也”。义作为一种行为规范与人们的具体利益结合在一起，便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在崇尚功利的同时，更注意以义制利，先义后利，甚至舍利取义的思想。晋商推崇“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故十分珍视诚信。晋商在外，一赚了钱，首先想到的是修建关帝庙，以关公为诚、信、忠、义的化身，无论在何地，也无论是那个行业会馆，都供奉关云长为“关帝圣君”。全国各地的关帝庙大部分是山西商人捐资修建或者参与修建的。在关帝庙正殿的阁楼上，有关云长的坐像“夜读春秋”。关云长的一生，实践了孔圣人的思想。关云长是山西解州人，晋商与关公有地缘亲情，尊关云长为财神，以其信义教育同行，以其武功保佑自己的商业利益。晋商的关公崇拜，影响了中国商人与海外华商。晋商行规规定：“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喜辛苦，戒奢华”，反对采用任何卑劣手段骗取钱财，不惜折本亏赔也要保证企业信誉。祁县乔家在包头的复盛油房，运胡麻油回山西销售，经手职工为图厚利，在油中掺假，掌柜发现后，责令其倒掉另装，经济虽受了损失，却招得近悦远来。咸丰年间，复盛西面铺掌柜立帐把斗秤放大，比市上加一成，市民争相到该号购买。所以各地老百姓，对山西商人经营的商品，只认商标，不还价格。明蒲州商人王文显，初涉宦海不成而经商，但善心计，识重轻，适时机变，恪守信义，40年间足迹几半天下，成为富庶大户。他的诫子书说：“夫商与士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途，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如此则子孙必昌，自安而家肥富。”[5]
晋商的成功可以说是建立在商业诚信基础上的，诚信给他们也带来了丰硕的回报，因为诚信而成功，因为成功而更加诚信，二者相得益彰，他们对待悉心建立起来的诚信、商誉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清康熙皇帝曾经评论山西民风说：“晋俗勤劳朴素。勤劳易于进取，朴素易于保守。故晋人之长在于商，车辙马迹遍天下。齐鲁秦晋燕赵诸大市，执商市之牛耳者，咸晋人。故晋人之富，甲于天下。”[6]这里所说的“易于进取”，道出了艰苦奋斗精神；“易于保守”，说明了好积蓄，保守财富。乾隆版《祁县志》也说道：“唐俗勤俭，勤者生财之道，俭者用财之道。圣人教之，不越乎勤俭而已。”山西人的这些特点，与山西地处黄土高原，自然条件差是有关系的。清代康基田在《晋乘搜略》中说：“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鲜少……盖其土之所有不能给半，岁之食不能得，不得不贸迁有无，取给他乡”。而往来于“茶叶之路”的山西商人，贩茶于福建、湖南、安徽、江西，销售于大漠之北，千山万水，穿沙漠瀚海，夏则头顶烈日，冬则餐饮冰雪，“饥渴劳病，寇贼虫狼，日与为伴”，年复一年，奔波于商途，尤其经商于新疆、蒙古、俄国、日本的山西商人，更要通过语言和生活习惯之障碍，没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难以称雄于商界的。有一首当年商人留下的《恰克图经商万般难》的商谣：“创业难、创业难，要创家业如登山。五更起，半夜眠，不避风雨往前颠。一上坝，变了天，口外刮风雷吼天。四野无村无人烟，犹如走进鬼门关。自己好像阴司鬼，黑夜好像是白天，烧水做饭烧牛粪，牛马尿水和冰餐”。又说“沙篷滚旦姑姑吼，掌柜撵着伙计走，弯倒身子春到秋，一年挣了个光溜溜。”
艰苦奋斗不仅仅包含着山西商人的百折不挠和积极进取精神，而且包含着山西商人的创新思想。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不竭的动力，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晋商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以及创新的历史贡献是令人瞩目的，在商业与金融机构创新、商业与金融业务技术创新、商业与金融工具创新、商业与金融制度创新以及商业与金融理论创新等方面有很多惊人的成就，诸如两权分离、人力资本、银行汇票、转帐结算、旅行支票、银行密押、珠算理论与技术等都不晚于西方，因此在晋商的成功因素中也包含突出的创新精神。
同舟共济的协调思想
山西商人笃信“和气生财”，重视社会各方面的和谐相处。在同业往来中，既要保持平等竞争，又要相互支持和关照。他们称友好的同行为“相与”，凡是“相与”，善始善终，同舟共济。晋商建立“相与”关系，要经过了解，认为可以共事，才与之银钱往来，否则婉言谢绝。榆次常家天亨玉掌柜王盛林在东家发生破产还债抽走资本时，向其“相与”大盛魁借银三四千两，天亨玉在毫无资本的情况下全赖“相与”借款维持，渡过了关门停业的危机。后来大盛魁危机，王掌柜派人送去银元二万，同事坚决反对，认为绝无归还的可能，王掌柜说，假如没有20年前大盛魁的维持，哪有我们的今天？
晋商企业有明确的号规，号规规范了东家和掌柜之间、掌柜和职工之间、职工上下级之间、总号和分号之间、分号和分号之间、本号和他号之间的关系。大德通票号号规规定：“各处人位，皆取和衷为贵，在上位者固宜宽容爱护，慎勿偏袒；在下位者亦当体谅自重，无得放肆。倘有不公不法之徒，不可朦胧含糊，外请者就便开销；由祁请用者，即早着令下班回祁出号。珍之重之。”[7]山西人经商在外，建立有以乡谊为纽带的县或几个县联合的会馆和以行业为纽带的会馆，把同行凝聚在一起，同舟共济，互相支持。这些会馆多数都有自己的资产，甚至还为同仁备有公共墓地。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号经理李宏岭著书《同舟忠告》说：“区区商号如一叶扁舟，浮沉于惊涛骇浪之中，稍一不慎倾覆随之……必须同心以共济”[8]，这就是对晋商善待相与，以求同舟共济的本意。
19世纪中期以后，由于科技进步、商路改变、政局变化，加之财东腐败、疏于管理、拒绝改革，晋商开始走向低潮，20世纪20年代以后迅速衰落，晋商在中国的地位很快让位于江浙商人。但是，晋商在全国以至世界的影响是永久的，晋商精神是永存的。
二、晋商精神的渊源
久远的经商历程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山西人引以为骄傲。传说后稷教穑于稷山，嫘祖养蚕于夏县，推动了中国早期原始农业的发展。《易·系辞下》记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9]，说的就是中国最早的商品交易活动在晋南地区发生。到晋文公称霸年代，山西的榆次、安邑，已是有名的商业集镇，对内使“工商食官”，对外便“轻关易道通商”。[10]古代山西是个民族杂处的区域。当以农业为主的汉民族进入封建社会时，而游牧为主的匈奴、鲜卑、契丹等还处于相对落后的部落制度，他们之间时有矛盾、冲突以至战争，但大部分时间里是友好互市、互通有无，进行着经济文化的交流，共同开发了山西，谱写了民族融合的友好史诗。据《汉书》记载：“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汉使马邑(朔县)人聂翁壹，间阑出物，与匈奴交易”[11]。三国时，山西境内的匈奴人分别以兹氏(汾阳)、祁(县)、蒲子(隰县)、新兴(忻州)、太陵(文水)为中心，形成五部，达数十万人。“鲜卑酋长曾至魏贡献，并求通市。曹操表之为王。鲜卑之人尝诣并州互市。”[12]到了宋代，北宋政权与辽贵族(契丹)的关系虽然很紧张，但贸易往来并未中断。当时，不仅在并州(太原)有交易市场，沿边一带仍有榷场，辽对宋在山西境内有朔州榷场、唐隆镇(今山西偏关东)马市；宋对辽在代州等地也设有榷场。北宋政府曾与辽贸易，“并州西边合河 (兴县)、保德北临(黄)河；夏人西来，辽兵南下，聚于麟、府二州界上，对渡之合河、保德当中受敌，征调无时。辽、夏皆利于互市，时以此为控御之道。……非官市者，听其与民交易。”[13]明初，汉蒙关系曾一度紧张。边界交易中断，明政府构筑长城，驻重兵防御蒙古人南下，蒙古人民不能长期忍受“爨无釜”的艰难生活，经多次谈判，达成边界定期开市的协议。驻大同边镇的明王朝将领徐谓参与谈判后赋诗道：“千里赤兔匿宛城，一只黄羊奉老营。自古着棋嫌尽杀，大家和气免输赢”。在山西边境上的开关互市地点有得胜堡、杀虎口、新平堡、水泉营堡等等。到清初康熙皇帝统一内外蒙古以后，这种商品交易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东起黑龙江、呼伦贝尔，经内外蒙古到西北新疆塔尔巴哈台、伊犁，无论行商、坐商，都有活跃的晋商。
晋商除重视与北方各民族发展往来贸易外，同时向全国开拓市场。他们贩牛羊骆驼马南下，输烟酒糖布茶北上，运四川夏布东去，购东北人参西来，推动全国物资大交流。至今在北京、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河北、安徽、山东、上海、江苏、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西藏、新疆等地还有不少晋商的遗迹，诸如洛阳泽潞会馆、亳州花戏楼、聊城山西会馆、苏州全晋会馆、北京六必居、辽宁朝阳县、内蒙包头城、外蒙科布多、宁夏定远营、甘肃老西庙、贵州茅台、湖北羊楼洞等等。
山西人不仅很早就重视国内贸易活动，而且从事国际贸易也有悠久历史。早在公元7世纪前已经介入了国际贸易。在唐代时，山西人就进入了丝绸之路，销往中亚一带的丝绸多数是山西潞安府产品，其次是河南鲁山、山东潍县等地的绸子。当时高平、阳城、沁水的丝绸不仅进贡皇家，而且出口西域各国。除丝绸外，出口品有临汾的麻纸、太原铜制品等等。这些商品沿太原——长安西去的丝绸之路，销往波斯、印度和阿拉伯国家。途中山西灵石县有个“胡贾堡”，传说该村得名于其为西域商人往来旅居之处。《通典·边防》中《经行记》说：杜环在天宝十年(公元751年)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被俘十载，他在大食(今阿拉伯)的都城亚俱罗(即关德，今伊拉克境内)，看见河东人乐、品礼两人正在织绢。[14]著名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曾游历山西，他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留下了这样的回忆：“这里(太原一带)的商业相当发达，各种各样的物品都能制造，尤其是武器和其他军需品更加出名。这些军械，专供皇家的军队使用，十分便利。……离开太原府，再西(南)行七天，经过一个美丽的区域(指晋中盆地)，这里有许多城市和要塞。商业、制造业兴旺发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过了这个区域，到达一个很重要的大城市，叫平阳城，城内同样有许多商人和手工艺品，这里盛产生丝 ……”。
山西人在数千年的经商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这些来自于实践中的经验代代相传，屡经提炼，逐渐成为晋商的圭臬，隐含着晋商的精神。集中体现在晋商口传商谚之中。比如：“诚信是金，以义生利”；“公道取财财自来”；“笑脸常开，和气生财”；“得利一时，自阻商路”；“君子行德，小人适力”、“天下买主，衣食父母”、“宁舍银钱，不结冤家”；“孩子靠养，招牌靠闯”，等等。
资源的地理禀赋
山西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晋商的边贸商业的长期性。汉、晋、南北朝到隋、唐、宋、元、明，持续不断。清代，晋商不仅进入蒙古地区，而且在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凡持有“护照”，俱得过界与俄罗斯往来，进行互市。从此山西商人就北进俄罗斯，以至欧洲，直达彼得堡经商。在俄经商的山西汾阳县人到1917年超过一万多人。榆次的常家大德玉、大美玉、独慎玉，汾阳牛家壁光发，太谷曹家锦泰亨，祁县王相卿、张杰、史大学合作的大盛魁，乔家恒隆光，平遥蔚盛长等等，都以恰克图为中心，对蒙古、俄罗斯和欧洲进行贸易。马克思说:“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要塞和集市地点发展成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它变成了这一带边区的首府，荣幸地住上了一位军事司令官和一位民政官。”[15]山西人在俄活动的主要城市有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克特斯克、克拉斯诺亚茨斯克、新西伯利亚、巴尔纳乌、巴尔古今、比西克、上乌金斯克、聂尔庆斯克、彼得堡等等。随着国内外贸易的发展，晋商开拓了明清时代的山西南北、东西两条交汇的国际大商道和海上对日贸易。（详见第二章）。祁县合盛元票号将其分支机构设往日本横滨、大阪、东京、神户和朝鲜的仁川，称为合盛元银行，从事国际金融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