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听说越来越多投资人都有一个共识：去低线城市找科创领域的“隐形冠军”。
“真正拥有卡脖子技术的企业，很多集中在三四线城市。”东莞某投资人Tony（化名）告诉小饭桌，这也是为什么投资人找项目都跑到全国各地的小地方出差的缘故。
“那些都是水下项目，拥有核心技术，需要投资人奔走各地。”Tony 说。
事实有数据佐证。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三线城市湖北省宜昌市作为全国“黑马城市”走出的A股上市公司数量，已经与北京、广州持平，且仅比排名第一的上海少一家。越来越多的三四线城市开始产出大量优质企业。
相比一线国际化大都市，三四线城市一缺少科研能力，二缺少科研人才，如何能孵化出那么多优质科创企业？
某新能源电池创业公司创始人Wick（化名）告诉小饭桌：“有一些企业是将科研部分放在一线城市，实际生产工厂放在三四线。也有一些创始团队已经足以覆盖技术研发，因此也不需要在一线城市特别设立研发部门。”
甚至还有一种情况是，已经在一线城市设立好的研发部门，在完成核心技术开发后会迁出至工厂生产所在的低线城市。
究竟这些城市有着怎样的吸引力，能够将优质企业吸引过去，又有怎样的魔力，可以产出这么多突破“卡脖子”技术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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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线城市产“宝藏企业”
“很多‘隐形冠军’其实都在三四线城市，尤其是小而美的赛道。”某FA公司Anna（化名）告诉小饭桌。
她举例说明，很久前自己的朋友曾参与投资过一家三氯蔗糖代糖厂，是中国最老、且产能最大的三氯蔗糖企业，当时已经做到了行业第一的级别，就是这样一家龙头企业，却是在一个不起眼的五线城市盐城创立的。
像这样表面不为人知的企业，其实掌握着许多关键技术和大部分市场。“一线城市是找不到的，都是通过出差和企业沟通，在沟通过程中挖掘出来的。”Anna 说。
她告诉小饭桌，曾经有一家农业领域里的上游企业，北大博士研究院成员走出校园创立的团队，核心技术突破了制约行业的核心障碍，让下游企业的使用效率大大提升，属于行业颠覆性级别的技术突破。
就是这样一家在一线城市顶级学府走出来的企业，最终把公司研究院落在了常熟，把工厂落在了兰州。
“我也是通过其合作商才得知了这家优秀的企业，否则很可能也错过了最佳合作机会。”Anna说到。
像这样的例子在很多三四线城市也越来越多见。
最知名的例子还有宁德时代，诞生于福建省东北部的三线小城宁德。那里曾是全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区之一，也是宁德时代21世纪创新实验室研发团队的诞生之地。
再如三线城市：湖南省株洲市。据媒体报道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株洲“小巨人”企业中，属于关键领域补短板的172家、填补国内空白的197家，近年来共突破“卡脖子”技术80余项，120多项关键产品和零部件实现国产替代。
株洲已培育国家单项冠军企业（产品）11个，国、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分别达58家、383家，专精特新创新型中小企业363家，均居全省第2。
再例如更小的县城：长沙县黄兴镇。2023年底这里就曾诞生了一家高档数控机床企业，其最新发布的数控高精度内榫槽拉床新产品，就是一项攻克“卡脖子”的技术。
这是该企业与中南大学、湖南大学联合，共同研制了4年的结果，彻底解除了国外的技术封锁。
在全球信息化的时代，低线城市的优势正在凸显。用Anna的话说：“竞争都是市场化竞争，做的也是全国或全世界的生意，所以不需要区分是否是一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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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成本高回报的“福地”
太阳底下无新事，能够不断吸引创业公司“安家”于地方的最大原因还是：便宜。
某三线城市S城招商人员Leo（化名）告诉小饭桌，他曾经碰到过总部从北京迁出至S城后发现“真香”的案例。该公司是电商服务类平台。按理说，即便不在北京，沪杭等地应该是该公司转移的优选之地，毕竟有许多业务部门也在沪杭等地有分枝。但出于股权投资等种种原因，该公司起初在不情愿的情况下将一部分业务迁至S城。
“刚开始他们很不情愿，但是我们工人的性价比很高，他们才发现搬过来非常香。在没降低用工质量的前提下，成本下降30%，他们把上海、杭州、广州、舟山的员工都收缩了。”
现在该公司觉得迁出北京至S城是非常明智的选择，目前还留在北京的只有一线市场人员和个别头部主播。为了激发一线城市员工发挥出更高性价比，公司还调侃员工，如果业绩不好，就会被调去S城。
从用人成本上来说，企业在三线城市和一线城市的差别还是很大的。一家公司在成长期间，最大的成本之一便是人力和办公地点租金。
“大城市月收入最低8-9k（千），三四线城市可能只需要3-4k，这还不涉及社保、医保。如果创始团队足以覆盖技术需求，无论是投资建厂还是雇佣员工，毋庸置疑非一线城市更友好。”Tony说到。
站在所属地的角度，往往对优质的科创企业或团队也是更欢迎的，这也让企业的天平往三四线城市再次倾斜。
“非一线城市更需要GDP，大城市不缺好企业，很多落后产能都往外推，正好被周边非一线吸收。对低线城市来说这是现成的就业、税收，还有产值。”Wick说到。
此前就有诸如宜昌这样的城市，为了鼓励当地科创企业上市，出台相关政策，在“新三板”成功挂牌的，由市级财政给予200万元奖励。
在孵化和培育这些企业方面，所属地政府也是毫不吝啬。据Leo回忆说，他们投资过一家集成电路企业，来自浙江省X城。“当时X城几乎举全城之力帮助这家企业。X城把整个财政都赌上去了，此外还有政策，基金，土地规划，高铁，房开资源全部怼上。”
他告诉小饭桌，三四线城市对于这样的企业应该是很欢迎的，毕竟主要靠这样的企业出成绩。工业用地、贷款利率等各种福利政策一般都是最高规格。
“当然最后该X政府赌赢了，这家企业已经是集成电路领域排在世界前列的企业，在国内占据绝对领先地位。”Leo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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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资源充足
一不小心就搞成了“卡脖子”企业
“‘卡脖子’其实卡在两个方向，技术和材料。而居于三四线城市的企业，大多数是卡在材料上。”Leo说到。
Leo举例说，比如赣州就有中国稀土集团，再比如宜春有锂矿，就诞生了赣锋锂业。相关材料充足，一般企业就会有动力引进相关技术。“一不小心，就搞成了‘卡脖子’”。
更多的例子还有山西。6月11日，半导体龙头企业沪硅产业发布公告称，公司拟投资建设集成电路用300mm硅片产能升级项目，预计总投资约132亿元。而此次的百亿级项目有很大一部分将落地山西太原。
究其原因，可以很明显分析出山西被选中的优势所在。从全国范围内来看，山西领先于半导体材料，芯片衬底原材料镓元素来自于铝矾土。而山西铝矾土储量居全国之首，山阴以南、保德以东，临汾以北，原平繁峙县以西都是铝矾土资源聚集区。
丰富的稀有金属材料，也让山西省内许多城市诞生了优质企业。
例如忻州有全球最大的砷化镓加工制造集成车间，每年可生产200万片砷化镓晶片，占全世界产量的60%，而且产品性能达到全国领先；长治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深紫外LED技术，全球首条量产化深紫外LED生产线。
“材料资源有关系，产业链的协同也有关系。比如说下游客户在长三角比较多，企业在长三角就会比较方便。”Anna补充说。
Anna举例说，无锡经济开发核心区域的“雪浪小镇”就是很典型的案例。那里集聚了大量的物联网制造业企业，相当于全国制造业企业的“黑土地”。所有来自全国的物联网与制造业企业都愿意落地雪浪小镇。
虽然无锡已经发展成了新一线城市，但产业链“抱团”的道理是相通的。“相当于在小镇里的企业都是产业链上下游相关的企业。跟上下游的企业是邻居，协同起来相当方便。”Anna说到。
据Leo透露，现在各个有产业优势的城市都要建立“链长制”，主要工作就是把当地特色产业链做到“强链补链延链”，不断发挥产业协同优势。
他告诉小饭桌，赣边际合作(衢饶)示范区再典型不过了。据了解在该园区聚集了52家光伏企业，分别涉及从从前端硅片到中端光伏玻璃、胶膜、电池，再到终端组件的产业全链条，包括但不限于晶科能源、天合光能等这样的光伏头部企业都涵盖在内。
正因如此，该示范区在去年又与一家太阳能光伏逆变器及其配套项目企业签订了落户协议，计划年产80万套光伏设备。
该园区管理负责人公开表示：完成园区产业链的配套，大大缩短了这些企业和晶科能源、天合光能等光伏组件生产头部企业的运输距离，可以节约大量的运输成本和包装材料成本，有利于我们光伏产业之间形成强强联合，增强竞争力。
全国各地区都有自己不同的优势和产业集群地带，这些带有地域特征的优势是一线城市比不了的。这也从源头和产业协同的角度揭示了为何三四线城市可以诞生大量优质科创企业。
企业的发展跟教育、医疗水平的发展不同，从来不以城市先进与否而论结果，而是以企业自身情况与市场发展为转移。而随着全球信息化、物联网发展速度的加快，相信很快高线城市与低线城市中之于企业的发展条件将会趋于同一水平。
如何选择，只看企业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