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虫的艺术》近期出版，本书是微距摄影大师列文·比斯的最新作品，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合作，聚焦40种世界珍稀昆虫之美。搜狐文化特约本书译者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科研人员王建赟博士，详细讲述近年来昆虫减少的原因以及如何提高人们对昆虫的重视。
搜狐文化：本书共介绍了40个濒危和灭绝昆虫的肖像巨作，令您印象最深刻的昆虫是哪个？
王建赟：无疑是达氏熊蜂。熊蜂在早年被翻译为“大黄蜂”，就是变形金刚里的那个角色名字，但在普通人眼里，大黄蜂非常容易被理解成为胡蜂，至少我小时候就一直这样认为的，还纳闷为什么大家把蜇人的昆虫当做正面角色，其实熊蜂和胡蜂完全不同，熊蜂是传粉昆虫，毛茸茸的非常可爱，也不会伤害人，很可惜熊蜂这个萌点在中文环境里暂时无法被大众感知了。
达氏熊蜂
达氏熊蜂是南美洲南部地区唯一的本地熊蜂，占有独特的生态位，是这个类群和本地动植物协同演化的结果，但由于人类对农作物经济产量的追求，引入了达氏熊蜂的近亲——更容易人工饲养的欧洲熊蜂，但可能在引入时对昆虫的检疫措施缺乏，外来熊蜂携带的病原物感染了本地达氏熊蜂种群，最终使达氏熊蜂走向覆灭。这个案例引发了天敌和传粉类有益生物远距离引入的讨论，也是学术界近些年的热门话题。由于中国是熊蜂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我国很多老一辈的昆虫学专家在这方面非常警惕，一些天敌企业试图在中国境内繁育欧洲熊蜂商品，但获得许可的条件非常严苛，我认为这些专家是有远见的，但近些年也有一些天敌昆虫产品在试图绕过风险评估直接进入应用市场，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带出来的麻烦就永远收回不去了。达氏熊蜂的危机也会让人不禁联想到此前印第安人的命运。
搜狐文化：脊椎动物比昆虫得到的关注度和保护要高很多，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王建赟：人总会先关注和自己产生交集最多的事物，这是非常正常的。在农耕时期，人们更关心和保护农作物，甚至意识不到其他物种也是自然生态的一部分，只有物质条件提高，精神层次丰富到足够的程度，我们才会关心起自然界的其他生命。脊椎动物不论从经济的角度还是从文化的角度，都远比昆虫重要，毕竟直观上，脊椎动物看得见摸得着。相比而言，昆虫多样性在大众视野中，受到的关注比苔藓类、真菌、细菌这些又要高一些了。
搜狐文化：本书前言部分介绍全世界的昆虫总体数量在过去几十年间下降了70%至80%，您能否从专业角度谈一谈昆虫减少的原因以及如何提高人们对昆虫的重视？
王建赟：昆虫的种类和数量都在下降，这是个事实，背后原因很复杂。我在研究生阶段有过多次采集经历，每次回到导师面前，他都会看一眼我们的收获，我们经常会看到他一丝略带失望的眼神，他也会回忆在学生时代采集昆虫时的场面多么壮观，然而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近些年再去已经“地是虫非”。昆虫博物馆里上个世纪的昆虫标本种类和数量也的确高过我们这一代人的标本收集。我无法排除原始森林面积减少对这个现象的影响，因为栖息地是生物生存的根本。普通人是很难理解人工林与原始森林的差别的，人造林的丰富性远远不及原始森林，但原始森林一旦消失，在一个人的有生之年就永远没有了，很难想象新西兰大片牧场在被开垦之前，是有原始森林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杀虫剂的滥用。
在化学工业之前，人们面对害虫的肆虐几乎是束手无策的，一个人很难躲过与昆虫相关的蝗灾、鼠疫、疟疾的痛苦记忆，但杀虫剂的出现曾经一时间解决了这些问题，因此杀虫剂是赫赫有名的功臣，功臣的负面影响很少有人提及，但也因为人们对其过于依赖，导致了杀虫剂被作为农业生产的常驻将军，不论有没有害虫，标准化操作里总要全面喷洒几次杀虫剂，很多杀虫剂会从农田中漂移到其他生态系统中，逐渐影响到昆虫的生存。此外，日益变亮的夜晚、全球气候变化等等都可能是昆虫多样性和数量下降的诱因，只是面对这个现象，人们所能做的事情有限，而最应该做的，是减少对自然原始面貌的干预。
搜狐文化：“天文学家马丁·里斯爵士曾指出，一只昆虫都比一个恒星更复杂，昆虫作为复杂的研究对象真的会对科学家的研究工作造成很多困难么？
王建赟：我认为马丁·里斯爵士的意思应该是有机生命要比无机物复杂。昆虫的演化历史很长，物种分支多，在所有的生态系统中都扮演者重要角色。复杂一词，可以用来形容研究困难，但其实昆虫的复杂，是带有一些精巧在其中的。单说昆虫取食食物的口器，有咀嚼式的，可以嚼碎东西，有刺吸式的，可以吸取液体，有虹吸式的，可以在吸取液体以后盘卷起来……就像各个类型的小工具，获取自然界里各种类型的有机物；又说为了能飞起来，蛾类昆虫2对翅长得宽大又结实，而蝇类昆虫只需要1对膜质的翅，但缨翅目昆虫则只用2对带纤毛的长棒就飞起来了。昆虫里类似的有趣的现象太多了，而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像脊椎动物那样，一个课题组研究一种动物的分布、习性、生态功能，这似乎才增加了探究这个科学领域的复杂性。
搜狐文化：本书将昆虫的肖像放大到真实昆虫大小的300倍，您觉得具有哪些潜在的艺术价值？
王建赟：艺术品一定要摒弃实用性。本书的图片，从科学的物种鉴定角度上来说，过分清晰了。一般学术用图只要分辨出基本特征就可以了，本书恨不得把每个鳞片、每根刚毛都拍得明明白白，实际尺寸到2米高，这就显示了其艺术性特点。
而艺术作品的价值在于改变人的思想，毫无疑问，本书将平时忽略的“小虫子”夸张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启发了大家对每一种生命存在的思考，当把铲车开在原始森林的边缘，当把杀虫剂对准无辜生命时，也许在脑海里会闪现出活生生的昆虫肖像，产生一丝保护的欲望，这就足够有价值了。
搜狐文化：在翻译昆虫科普文字的过程中，如何掌控好准确与通俗之间的平衡？
王建赟：科普是科学向大众传播的过程，因此应该力求准确，否则需要用更大的力气去矫正。但科学研究中要求的精准在日常生活中是一种负担，不利于传播，所以我在翻译中对于基础知识的部分会重点把握科学性，避免出现知识错误；而在一些情景和故事性强的语句段落中，尽可能用活泼和生活化的语言来表现，增加对读者的吸引力。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科研人员，研究方向为蝽类昆虫的分类识别与天敌利用，近年发现并命名中国猎蝽新属种若干，关注微距摄影和显微摄影技术。著有《常见椿象野外识别手册》，另有译著《牛津大学终极昆虫图鉴》《飞越地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