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上演的学生抗议活动，令我回想起56年前同样发生在这里的抗议。
当年，我和约700名年轻男女一道被警察逮捕，然后被关进了曼哈顿拘留所（Tombs，又称“坟墓”，位于纽约唐人街的一座监狱大楼，观察者网译注）。这些逮捕并没有吓退学生抗议。事实上，那一年（1968年）晚些时候，包括1969年、1970年、1971和1972年都有示威游行。迫不得已之下，哥大校方一次又一次地向警方求助，警方每一次都全副武装地响应并实施逮捕。
哥大现任校长米诺切·沙菲克是一位埃及裔美国经济学家，在英国被授予女男爵头衔。她显然不是一时兴起地宣布恢复所谓的“法律与秩序”。相反，她肯定是听从了来自校董、捐款人和校友们的指令、祈祷与愿望，这些人希望惩罚那些行使言论自由权利、从事公民抗命这种美式传统活动的示威者。
“新英格兰爱国者”橄榄球队首席执行官、哥大主要捐款人也是我的同学罗伯特·卡夫（Robert Kraft）最近说：“我不再相信哥大能够保护其学生和教职工，在他们采取纠正措施前，我不愿意继续支持这所大学。”
他还说：“我相信言论自由，你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你要为说过的话承担后果。”如果言论自由被明码标价，这听起来就不像是言论自由。当年的抗议活动是针对越南战争。如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加沙和以色列。抗议的名称变了，但背后的故事却大同小异。在事关大学投资的问题上，难道今天的学生不应该发挥重要作用吗？
哥大校长沙菲克曾担任英格兰银行副行长、世界银行副总裁。她肯定很清楚，是谁为她的面包涂上黄油、替她端茶倒水。数十年来，哥大都十分擅长涂脂抹粉、精心调整自己的形象。如同20世纪60年代，今天哥大的目标依然是争取巨额捐款、在曼哈顿岛扩大影响力、占据越来越多的土地，以及批量生产一批学生，他们将融入令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这个社会机制，扮演消费者与公民的角色。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们的抗议活动令美国人认识到大学与战争机器、代表种族主义和父权等级制的机构之间的合作。哥大开始招聘女性、非裔和棕色皮肤的知识分子，并根据学生的要求修改课纲，令他们接受的教育同自己的生活与时代更加密切相关。
1968年，我并不是哥大的学生，而是纽约州立大学的一名教授，我于1963年毕业。当时该校还弥漫着冷战和麦卡锡主义的思维枷锁，远不能被称之为“象牙塔”。1968年我同哥大的矛盾早在我本科时期就结下了，当时，我因为在课上提交的论文中引用马克思主义资料而遭到斥责，并因批判性思考和质疑学术教条而被抨击。
1969年，当我参与哥大校园的一次抗议活动而再次被捕时，一位曾教过我的教授表示，既然我是“代表哥大的一名学者与绅士”，就应该向学校道歉。我拒绝了，于是被当权者抓进监狱。这样说来，谁才算是“学者与绅士”呢？
在哥大本科的第一年，我和同学们被要求阅读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的大部头著作《知识分子之家》（The House of Intellect）。我很快就意识到所谓的“知识分子之家”仅是一座“纸牌屋”。在1968年，我们并没有把它炸塌或炸翻，我们只是狠狠地动摇了它，然后眼睁睁地看着这座房子把自己收拾地井井有条，重新铺好地基。
我不相信今天的学生抗议活动能够闹翻哥大，就像1968年我们也不可能做到那样。这所大学与它所代表的东西太强大、太有权势、太富有且贪婪。但今天的抗议学生们肯定能唤起人们关注美国的“权力精英”（正如哥大社会学教授赖特·米尔斯所形容）同以色列“权力精英”在政治和经济层面的关联。中东的局势不可能立即改善，但也不会像过去半个世纪一样一成不变。抗议学生在校园里支起帐篷，这无疑表明变化正在发生，正如鲍勃·迪伦唱的那样，“时代正在改变”。
可惜的是，哥大还活在过去。遗憾的是，它已经放弃同今天的抗议学生开展实质性对话的努力，也不再正视校园墙上的字迹。过去几周里我一直在思考，面对今天的情况，哥大教授、《东方主义》一书作者，一度担任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独立成员的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会怎么想、怎么做。事实上，当他在2003年去世的那一年对巴勒斯坦问题发表看法时，似乎确实维持了一种中间立场：“（巴以问题上）没有任何一种主张能够凌驾于所有其它主张之上，并导致拥有所谓主张的一方有权将其他人轰出房间！”
这样的中间立场似乎已经不复存在。现实是，我们脚下的土地已经经历了巨大变化。同越战高峰期的1968年相比，今天美国社会容纳不同意见的空间越来越小。相比过去，美国反阿拉伯与反犹太人的声音也更加激烈，最好为前方的坎坷道路做好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