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结构性调整阶段，民营中小企业发展出现停滞困顿。社会有偏激言论认为，民营企业已完成历史使命。有些观点则把当前经济发展的局面与共同富裕社会建设联系起来。在新时代发展命题下，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理解共同富裕社会建设与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关系。
从世界范围看，二战后，工业革命极大提升了生产力和社会生产效率，增加了社会财富。生产力的发展也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与贫富差距的扩大。为了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欧洲各国开始探索建立社会福利制度，以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欧洲福利社会的建设有其理论基础。其中，社会民主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福利国家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社会民主主义强调国家的干预作用，认为国家应该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保障公民的福利和权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主张通过国家干预经济，刺激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稳定增长。这些理论为欧洲福利社会的建设，提供了政策制定的依据和思路；而其重要的物质基础则来自工业革命及工业化。
在历史的长河中，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公平一直是人类社会的理想。但如果没有现实的生产力作为支撑，理想也将难以实现。工业革命之所以伟大，国家实现工业化之所以重要，就在于新的生产力提供了物质基础。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村与农业的发展问题，始终是我国社会稳定与发展的中心课题。改革开放对于中国的意义是历史性的，通过改革开放，率先完成国家的工业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从性质上改变了中国几千年作为农业国家的生产形态，提供了全新的生产方式。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取消了长达几千年的农业税，推进了国家的农业现代化、城镇化与城市化。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发展，我国已完成了国家的工业化建设。无论是国家与社会，都具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因此，2012年党的十八大再次提出建设新时代共同富裕社会，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在过去几十年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竞争中，效率是第一的，资本也至关重要。“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至今仍振聋发聩。一个国家没有了效率，就没有活力，没有竞争力；没有了公平，贫富悬殊，社会就没有安定。效率与公平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既矛盾又统一的组合体，中国的历史也交错着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再平衡。
改革开放允许民营中小企业发展，释放了生产力，带来了效率。民营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世界的经济格局。民营中小企业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主体力量，是中国改革开放中实现工业化、代表中国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中坚力量。
民营中小企业主要供给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效率部分，其对中国社会主要的贡献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经济效率，体现在我国的对外贸易盈余，并由它的收益折现出中国资产的国际相对价格。二是应用技术的持续创新，使中国制造处于总体上升的通道，并引发了经济全球化格局的改变。三是通过吸纳就业，改变中国人口的就业结构，使中国从以农业就业为主的国家，迅速转变成为以工业就业为主的国家。就业结构的改变，还促使大批农民进城，推进了中国的城镇化、城市化发展。
中国的民营中小企业，是中国实现工业化、参与经济全球化、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实现中国共同富裕社会建设的主体力量。
理解认知差异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其中，第三次分配是社会各个主体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过募集、捐赠、志愿等慈善公益方式自愿进行的收入分配。要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重要的力量来源之一便是先富起来的民营企业老板。
但发挥民营企业在共同富裕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可以是一个更为立体的课题，仅通过捐赠等方式，或许并不能够真正发挥民营企业的作用。
年前，笔者跟一位企业家交流时，后者刚好接到家乡政府的慰问电话，希望他能捐款捐物。而企业家的态度是不再捐钱，他认为家乡的领导不一定能够把项目运作好，不能够把资金用好，就是浪费资源。
企业家们也经常抱怨政府开展的帮扶项目，不能很好地配置社会资源，项目效率低下，浪费纳税人及捐赠人的资金。这些项目甚至存在贪腐及严重的浪费现象，不按市场规律办事，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严重。
企业家们回到家乡，发现家乡的城镇化建设、社会建设发展迅速，但背后更多是财政资金转移支付的结果。一方面，企业家们发现家乡领导花钱毫不吝啬，不是缺钱的样子；另一方面，企业家们也看到家乡存在严重的腐败现象。这让企业家们有理由怀疑，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真正效率以及他们对项目的管理能力，因而对参与第三次分配的热情度不高。企业家们也经常为乡村振兴项目效率的低下与浪费，感到痛心。
笔者在洛杉矶曾接触过美国的一家华人基金会。在美国，基金会要遵循政府规定，每年要捐赠不低于一定比例的资金做公益。为此，基金会征集及审核一些社会慈善项目，给予支持。
美国慈善捐款总额占GDP的比例相对较高，达到约2%，新冠疫情爆发后，这个比例达到2.3%的新峰值。相比之下，中国在这方面的比例仅为0.15%。中国的捐款总额也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这反映出在慈善捐赠方面，中美两国的总体规模和活跃度上存在差异。
中国网民经常抨击部分中国富人去美国捐款。笔者认为，既不要高估富人们捐款的道德性，也不要低估富人们捐款的积极性。做慈善事业，水至清则无鱼，要允许企业家们捐款有一定的私人目的，如亲近政府、亲近目标对象、税收筹划、品牌形象打造以及进行市场公关。
之所以美国社会慈善事业发展规模大，除了完善的慈善法律体系和成熟的慈善市场，还包括为企业及个体捐款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保障，如捐赠者可以享受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美国慈善机构的运作也相对透明和规范，企业家捐款后能够清晰了解到善款的使用情况和效果，增加了捐款的透明度和可信度，提升了企业家与社会个体对捐款行为的满意度。
美国慈善事业的基点是社会，而非政府。激发企业家与社会个体参与社会慈善事业的热情，必须将他们视为慈善事业的主体，而非附庸。美国社会对于慈善事业的认同和尊重程度较高，企业家通过捐款可以提升社会形象和声誉，公众对其企业和个人的信任和支持也会增强。
但企业家主要的社会功能与社会责任是经营企业、合法纳税、解决就业，并通过创新解决社会问题。企业家捐款属于自愿行为，不能对企业家有太多道德约束及绑架。
很多企业家坦然，在中国做慈善与非盈利事业，比做商业更难，更容易招惹骂名。企业家做基金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管束，运作机构经常要“委曲求全”，很难有做慈善事业为社会服务的荣誉感与成就感。
笔者始终认为，共同富裕社会的建设，特别是第三次分配，必须有更加深刻的制度设计，必须理解企业家对于第三次分配认知的差异，必须让企业家与富人们成为社会慈善事业的主体，让他们得到尊重。承认认知差异，社会才具备丰富性，社会才有力量。社会有力量，中国的慈善事业才能够兴旺发达。
借助现代商业力量
在世界各国，现代农业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很多发达国家通过“以工补农”的方式发展农业。国土狭小的以色列，科技是其现代农业的支撑。农业发达的荷兰，其农产品出口金额仅次于耕地面积超大的美国，背后的支撑也是现代科技及工业化。
中国要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农业与农村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要通过发展现代农业来解决。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同样离不开工业化基础，具体体现为技术、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若不改变生产方式及市场模式，中国农业将难以实现现代化，这其中就需要大量民营中小企业的参与，通过技术、经营以及市场配置资源等方式，发展农村经济、振兴乡村建设。
当前，乡村振兴最大的问题是更多在供给侧发力，很少在需求侧做文章，产品不能到达市场。哪怕是帮扶项目、乡村振兴项目，也必须到达市场。
一个单位曾经组团去购买乡村振兴点的产品。员工买回几斤重的鱼、几斤重的鸡，到家里没有配套处理的工具，不知如何下手。这个小细节反映出卖方缺少用户思维。帮扶项目、乡村振兴项目，也必须按市场规律办事，必须有用户思维，否则将会事倍功半，甚至血本无归。
中国的工业化发展也要经历成本曲线发展的过程，没有规模，就没有效益。以前，笔者讲过一个例子，中山小榄镇锁具产业在形成产业集群之初，很多企业参加展览会的展品样本，也要开模具，成本很高。接不到订单，模具就浪费了。日本与德国有做锁具样品的专用设备，但投入要两千万元，那时候是一笔很大的投入，企业不愿意去做没有经济效应的事。
而小榄镇政府就把它当作一个公共品投入，若干年实现规模效应之后才转给私人企业运营。政府公共品的供给，大大降低所有企业市场拓展的成本，更多锁具企业也因此愿意聚集到小榄镇。
乡村振兴也必须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尊重市场规律。政府仅是在市场不具备条件甚至失灵的情况下，提供公共品，降低市场交易成本，而不是轻易下场。
中国现代工业发展的基础，不是农业本身，而是工业化的思维，必须借助现代商业文明的力量，包括融入企业家的创业和创新精神，市场化配置资源的理念，工业企业经营中的技术创新、规模经济、商业模式，甚至是科学理性、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业精神。农业与农村发展需要人才，就需要有企业管理与激励的机制。
政府所要做就是理顺农村生产关系，释放空间，让企业更加简单直接地进入乡村，将现代工业文明的理念融入农村。
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不少会员企业，就有很多非常好的技术可以向农业与农村转换，包括智能制造、机器人与农业自动化的结合，光源量子点技术与大棚种植技术的结合，环保技术与农村环境治理的结合，生物科技与农村种植的结合等。由于农业与农村效率较低，技术转换成本就高，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企业不愿意做投入。
很多完成积累的制造业企业家，也希望能够反哺农业，并用他们的经营能力，去盘活农村的各种土地资源、房屋资源。
笔者认识不少企业家，他们尊重农民、贴近农民、理解农民，有很好的利益分享机制。同时，他们为农村带去很多新的技术、新的品种、新的观念和经营理念。他们非常重视传统文化，重视人文教育，敦伦尽分。
未来，中国的农村应该是中国人的乡愁，中国人情感的故乡，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国农村可以与养老健康、民宿旅游、休闲度假、绿色经济深度融合，它更需要资本、人才与经营能力的投入。
相对而言，中国的工业资本有了一定的积累，工业产能也有一定的过剩，工业人才也有一定的富余。如果能够改革农村生产关系，让工业进村、企业进村，商业文明进村，一定能够大大促进中国农村的发展，改变农村面貌，促进中国共同富裕社会的建设发展。
共同富裕社会建设的第三次分配，不应该仅是企业家捐款，而是资本、经营能力、人才进入农业与农村的资源分配。
消费型社会的基础
资本与经营进入乡镇农村，有利于农村资产的证券化，农民与农村才可以利用其资产，获得收益及分配，农民与农村才可以拥有财产性的分配收入。
另外一个重要的意义在于只有增加居民收入，中国的消费市场才能够形成，中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才能够形成。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大力推动消费恢复成为经济主拉动力，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和扩大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培育壮大新型消费，推动生活服务消费恢复。”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人均GDP为1.27万美元。而日本人均GDP为3.39万美元，美国人均GDP为8.04万美元。但中国的人均消费支出约为2.7万元，日本人均消费折合人民币约为16万元，美国人均消费折合人民币约为45万元。中国人均GDP约为日本人均GDP的34.5%，约为美国人均GDP的15.8%；但人均消费比只有日本的16.8%、美国的5.9%。中国与美国的人均消费比不足人均GDP比的三分之一，我国居民收入同步享受国家经济增长红利并不明显。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3年，中国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471495亿元，大约是美国80%—90%，如果中国能够通过建设共同富裕社会，提高居民收入，人均消费比与人均GDP比能够与美国逐步同步，中国就可以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是美国市场规模的两倍多。中国消费型社会才能够真正形成。
中国企业为什么要出海，就是要抢订单，没有海外市场，中国制造只能内卷。但如果我们能够建设共同富裕社会，增加人民收入，使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消费市场，中国就有可能在全世界拥有真正的话语权。中国的优秀企业才能够立足本土，拓展世界。
共同富裕社会、消费型社会与通过消费拉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之间，存在着紧密而复杂的关系，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
共同富裕社会强调的是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民的全面发展，不仅包括物质层面的富裕，还涵盖精神层面的富有。在这样的社会中，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收入差距逐渐缩小，消费能力也随之增强。因此，共同富裕社会为消费型社会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消费型社会以消费为主导，强调消费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随着共同富裕社会的推进，人们的消费需求不断增长，消费结构也不断升级，这为消费型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并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在美国新冠疫情三年，每个居民都可以得到每年几万美元的补贴，中小企业也可以因为解决就业得到政府补贴，这就是消费型社会的政策设定。欧洲福利社会建设更加全面，它是一个包含社会保障、教育培训、健康保健以及养老保险等多个方面的综合体系。这些措施共同构成了欧洲福利社会的基本框架，为公民提供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福利保障。
我国浙江省发布的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就提出，到2025年主要的发展目标，包括人均生产总值、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字经济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人均预期寿命、国民体质合格率等，超出关注经济层面的富裕，还注重文化、教育、医疗、环保等各个方面的均衡发展。
福利社会建设与共同富裕社会建设的相同点在于：都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都体现了社会进步对于人全面发展的社会需求。
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社会有保障，居民才有消费的意愿，社会才有消费的动力，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才能够到位，中国经济发展从出口、投资拉动到消费拉动的结构调整才能够实现。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共同富裕是全人类的理想。中国就有“天下为公”“天下大同”“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等社会观念。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也在《理想国》中描绘了一个理想的社会模式，强调公正、平等和共同福祉。
西方近代的社会契约论，也为共同富裕社会提供了理论基础。社会契约论认为，人们通过缔结契约，形成国家和社会，旨在保护每个人的权利并确保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这种理论强调共同体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并通过法律和制度来保障每个人的权益，从而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保障。
笔者始终认为，社会事业必须用社会的力量，市场发育必须借用市场的力量。共同富裕社会的建设，就需要借助社会的力量，特别是现代的商业力量、企业的力量。共同富裕社会的建设，始终还是要回到第一次分配。共同富裕社会建设需要钱，但绝对不只是钱的问题。
第三次分配绝不是要“分配”企业家的钱，是要发挥企业家创新创业的精神及商业文明的力量，借用他们的工业化思维、经营方式及技术手段。无论何时何地，过去还是未来，社会最重要而稀缺的资源，还是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