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对金融风险关注的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在前不久的金融工作会议结束之后，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文章，提出一个词叫“灰犀牛”，这个词解释中国的金融风险是非常形象，也非常有冲击力。
第一，灰犀牛的特点，犀牛一旦冲过来是挡不住的，所以风险很大。
第二，为什么叫灰犀牛，因为相对的是黑天鹅，所以这个风险本来是应该能够看得到，你如果没看到是掩耳盗铃。
所以我谈一下我们怎么去驯服灰犀牛，关键是要释放风险。我们的风险不是没有看到，但总体来讲金融风险还是处于不断积累的过程，就像吹气球一样，这个局面要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
第一个是房地产的问题。房地产的体量非常大，是金融危机之父。一旦发生金融危机，比所谓的股灾对经济的冲击要大很多。日本90年的金融危机就是房地产泡沫的崩盘。但是我们现在对房地产泡沫的认识还不够深入。实际上房地产不光是金融的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
中国经济在转型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怎样去推动消费的能力，但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就是房地产把中产阶级消灭了。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辛辛苦苦打拼一年还不如在北京买一套房或卖掉赚的利润多。这样加速的过程必然会导致托斯教训，什么东西赚钱就做什么。比如炒房子比做实业赚钱，为什么要做实业？
另外是我们要学会敬畏市场。如果反思两年前的股灾，我们应该学到的最起码的教训是不要认为我们能够驾驭市场，能够操纵市场。如果我们不能真正驾驭的时候，那就危险了。所以对房地产一定要抱着一个非常大的敬畏心。
房地产泡沫，中央出的政策是不计其数，但是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太明显的效果。我觉得背后没有把最根本的问题解决掉。从金融问题来讲，房地产泡沫的背后其实就是货币超发的问题。中国的M2占比较高，这个解释也是不纯成立的。因为我们今天讲的主要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几年快速积累的现象。你不能说2008年之前就不是金融国家，实际我们货币是在2008年之后快速积累的。但是我们的M2换算成美元的话，我们是不能回避的。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单纯的打压房地产，总是要找到出口的，所以是压不住的。
比这个问题更严重的是既然是货币超发导致的房地产泡沫，原因就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柱状图差不多，但是之后社会融资增长远远超过名义GDP，简单的说是靠信贷、砸钱堆积出来的。因为我们需要创造GDP的债务越来越多，所以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风险，标普中国的企业债务问题。中国的企业债务无论按哪个标准来讲都是非常担心的。从趋势上来看，中国的非金融企业债务占GDP比重非常重，我们现在已经接近于90年日本的顶点，日本在崩盘的时候私人债务占GDP比重和今天差不多，所以是非常危险的信号。另一个非常令人担心的是去杠杆，，我们现在还在增加杠杆，所以这是为什么带来风险的原因。
为什么我们的企业部门在不断增加债务，背后还是增长模式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增长模式现在越来越依赖于信贷的投入。09年和10年发生的是四万亿，这是误导的，因为是中央财政的钱。我们今天讲的主要不是四万亿，而是那时银行信贷发生的一个异常的现象，新增债务除以新增GDP的数量出现了严重的上升。后来调控下来了，最近两年信贷密集度又反弹了，而且又反弹到相当高的一个水平。背后同样也是我国增长方式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真正的金融风险绝对不是金融本身。我们实现GDP的稳增长是要靠国有企业，所以国有企业一定要稳步增长，但是它靠什么呢？当然靠钱，钱是靠国有银行给国有企业放贷，所以是国有银行给国有企业提供弹药。你不得不对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出现的，包括将来会出现的不良资产采用默许的态度。
这个国企的稳增长从2016年1月开始看到突然分道扬镳了，这是国有企业的投入，所以这个数据是非常有说服力的。是稳增长的一个问题。国企的稳增长带来的巨大的风险是金融风险的错位。因为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比民营企业要差很多，所以国有企业的负债率是远远超过民营企业。干过金融的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错位，但是他却占到所有非金融债务的55%，所以对我们金融来讲，将来可能会出现坏账和风险。
一些国外机构的数据研究，中国僵尸企业的数量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企业是无法偿还利息的。为什么没发生金融危机爆发呢？并不是中国的债务水平不够高，不是我们的旁氏融资不够多，而是因为我们的国有银行体制继续向很多本来应该出问题的企业输血。所以我们大规模的债务问题就没有爆发出来。但是这并不代表说中国的债务率不严重，实际我们不重视这个问题的话，金融危机迟早会到来。
我的一个结论非常简单，金融风险不是一个金融的问题，你不能从金融的层面来解决他，而是是考虑背后的根源。
我认为真正的要化解金融风险，在十九大之后一定要下决心做两个方面的事情。第一个方面是要释放风险，要把很多过去一直在积累的风险给释放出来。怎么释放风险，我有这么几个建议。
一、要淡化经济增长的指标，因为越强调每年要增长，稳增长的压力就越大，必然会带来债务风险的积累。
二、要淘汰僵尸企业。应该说中央已经放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但是我们看到的不是太多，还是非常少的个案。因为制约中央企业背后有很多的问题，包括视野的问题都需要面对。
三、我们能不能下决心。像央行说的，最近8月份M2的增速降到了8.9%，缩小了很多。但是这种缩小是不是可持续的。如果能够比较长的时间里坚持缩小货币增速和GDP增速之间的差距，就会有很多的作用。
所有这些东西要实现，必须改变官员的考核机制。比如以僵尸企业为例，为什么不能淘汰？如果不去改变地方官员的考核激励机制，仅仅是呼吁，是不会成为现实的。
最主要是两个方面，推动思想解放来稳定预期，其中既有稳增长的因素，还有一个是明年投资普遍的预期是不稳定的，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聚焦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实现中调重点的得以突破，因为只有这些改革，才有可能改变我们的增长方式，才有可能让我们摆脱银行债务，也就像李克强总理说的一样，第一个改革是国有企业，因为我们的债务风险主要是国有企业的风险，第二是IPO的注册改革，股权融资比例越高，我们的负债率就会低。我们以美国为例，美国是78%，中国只有14%。
第三是供给侧改革要回到供给侧最经典的拉夫曲线。所有的供给改革非常简单，就是要大规模的减速，没有其他办法。你像挤牙膏似的减税，没有多大意义。这样才能让我们实体经济的状况得到改善，我们的风险降低。
最后要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创新和创业的活力是有效率的增长。根据这个预测，如果我们能够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承诺的改革，我们的债务在GDP中的比重能够稳在这里不再上升。我们中国的当务之急是稳杠杆，但是这个也不是很容易，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真正的债务风险、房地产泡沫的风险要得到改革，都是比较困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