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正处于底部复苏态势中，中长期主要面临保护主义盛行的挑战等，而且叠加泛政治化、泛国家安全化，都对我们造成了重大挑战，需要认真加以应对。”2023年12月23日，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出席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23年会时指出，中国经济面临周期错位和逆全球化潮流双重挑战。相比之下，采取适宜的宏观政策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提升市场信心、防范化解风险、巩固经济回升向好的势头，通过深层次改革，破除要素市场配置堵点，使国内大循环建立在内需主动力的基础上更为重要。
楼继伟认为，2024年要防止经济滑向通货紧缩，预期价格可以按照区间设置，比如2%-3%。“今年货币政策讲的时候已经不是说名义GDP（国内生产总值），而是实质GDP加上物价两个指标，应该把物价最低的指标提出来。按照适度加利的要求，2024年的预算赤字最好维持在3.8%左右。
对于当前的房地产问题，楼继伟认为，最重要的是完善相关基础性制度，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是根本性的基础性制度。
对于中国面临的另一重大挑战，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与保护主义盛行，楼继伟认为，“强盛的国内需求，完整的国内生产能力，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持之以恒地改善营商环境，这些可以增强对企业和外资的吸引力，弱化所谓脱钩断链的效果。因此，关键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
如何化解后疫情时代的“疤痕效应”？
目前全球经济处于后疫情时代，由于疫情的管控办法不同，而且财政货币政策力度不同，各国经济复苏不均衡，全球经济分化严重。
楼继伟认为，中国疫情防控采取了严格管控的做法，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安全，负面的影响是接触性服务业、物流业、小微企业更多地承压，没有采取激进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更没有采取向家庭和个人大规模发放现金的做法，物价的上涨压力不大，但居民收入增长不足、就业岗位不足、信心不足，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预期转弱，产生了“疤痕效应”。
“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增发了1万亿元国债，用于支持灾后恢复重建，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赤字率由3%提高到约3.8%。本次是25年来第一次调整预算，扩大赤字，说明中央认识到形势是严峻的。”楼继伟称。
楼继伟认为，当前货币政策仍旧有较大的降息、降准空间。“考虑到CPI（消费者物价指数）二季度以来基本上在0左右徘徊。11月降为-0.5%，PPI（生产者物价指数）今年以来一直是负值，11月降为-3%，而各期贷款的名义利率在3.5%左右。按此计算，企业的贷款实质利率超过了6.5%，按照‘灵活适度、精准有效’的要求，货币政策仍旧有较大的降息、降准空间，这有利于降低企业运营和投资成本、居民的购房成本以及降低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
楼继伟认为，2024年要防止经济滑向通货紧缩，预期价格可以按照区间设置，比如2%-3%。“今年货币政策讲的时候已经不是说名义GDP，而是实质GDP加上物价两个指标，应该把物价最低的指标提出来。按照适度加利的要求，2024年的预算赤字最好维持在3.8%左右。”
如何提质增效？楼继伟认为不必大幅度地增加公共投资，重点在于增加一般性支出。
楼继伟分析，中国的经济恢复周期比主要发达国家滞后，面对的是“疤痕效应”，需要精准施策、就业优先、改善民生，着力推进民间投资。在财政政策上要继续实施对小微企业减税，增加的财政支出更多地用于对制造业下游的企业和小微企业阶段性地补贴房租、水电，甚至可以对增加就业岗位的企业提供工资补贴。
“目前金税四期已经上线运行，通过报税和社保缴费的数据可以清晰地知道企业运行的状况，中央财政的支出可以直达相关企业，地方财政也可以适当增加赤字。按照预算法，地方财政赤字获得的资金只能用于公共投资，可以更多地用于偿还财政对企业的欠资。疫情三年期间地方财政拖欠施工企业的资金很多，加快偿还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增加市场信心，助力扩大民间投资。” 楼继伟表示。
楼继伟认为，目前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成本远远高于平均水平，银行其实可以通过科技金融更好地识别风险，把风险溢价降下来。另一个问题，当前国家融资担保基金作用发挥不够，要真正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财政可以为基金做出一定的补贴。
如何应对房地产低迷？
“中期需要面对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房地产低迷，目前各部门、各地方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楼继伟认为，市场已趋于稳定，但不能指望再回到“高地价、高房价、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高收入”的不正常“三高”状态。
“房地产城投公司地方土地收入三者相互关联已经多年，有深刻的制度性原因，相比其他国家，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是超大型化，长期处于高债务、高杠杆、高流转‘三高’运行状态。”楼继伟表示。
楼继伟认为，最重要的是完善相关基础性制度，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是根本性的基础性制度。
如果城乡土地都保持公有制，但使用权能够自由转让，土地使用权拥有者可以在国家管制之下自行开发或者请房地产公司开发，城投公司需要转型，只做公益性的市政建设，由房地产税收入弥补成本，持续改善城市居住环境，房地产税的收入会逐年增多，土地财政获得根本转型，房地产公司就不再通过土拍获得大规模土地的成品开发，需要向小型化、专业化转型，运营模式也会机制性转型。
人口不再区分城镇户籍和乡村户籍，可以相互转换，城镇农村转移人口能够获得同等的公共服务和进入市场的权利，就会安心在城镇买房，则消费需求可以提升将近30%。农村大量的宅基地和自建房可以自由转让，土地和房产可以得到有效的利用，进城农民获得初始安家的资产，可复垦的农地会增加，亦有利于粮食安全。
楼继伟认为，十年来，为推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已经进行了大量探索，改革的条件越来越成熟。可以考虑在大城市周边县域率先改革，这样矛盾较小，但作用较大，再通过试点总结经验逐步向全国推开。
如何应对贸易保护主义？
楼继伟认为，中国面临的另一重大挑战是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与保护主义盛行。“贸易投资自由化为标志的多边体系正在发生逆转。国家关系从过去的合作与共同发展为主，变为越来越重视竞争与安全，叠加地缘政治事件冲击，西方国家出现了‘去风险’为导向的政策。”
在楼继伟看来，“去风险”是一个模糊的用语，其基础是保护主义。欧洲利用气候变化实施保护主义，欧盟各国已经就碳边境调节机制达成协议，将在2026年开始征收碳关税，定价按照欧洲碳市场交易价格作为参考，这不符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实际是贸易保护主义，需要联合发展中国家做出认真的交涉。
谈及美国，楼继伟表示，美国的“去风险”从高关税开始，对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小院高墙”“友岸外包”“近岸外包”等各种名目的限制清单，有七八种，还有未经核实、未经验证清单，并且增加运营风险。特别是2022年通过了《芯片法案》为代表的产业政策，采用大规模的财政补贴，支持芯片在本国研发生产，里面的语句泛政治化，直接针对中国的半导体产业。
楼继伟表示，逆全球化浪潮中长期还会不断延续，中国需要采取有力有效的措施加以应对，建立信心，实施有效施策，自立自强，坚持扩大开放，坚定不移地推动高水平、高标准的制度性开发，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国内一些产业向东南亚地区转移，有比较利益的推动，也受‘去风险’的胁迫，要给予理解，并引导和支持将核心产业链留在中国。欧盟与美国不同，本身产生于多边主义和全球化，现在发生保护主义倾向，要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应对。”楼继伟建议。
楼继伟认为，对美国的政策是重点。“美国现行做法是新冷战，力图打造两个平行的经济和制度体系。这种逻辑在美苏竞争中得到成功，但是与美苏竞争历史状况不同，中国目前是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和世界经济深度融合，供应着全球35%的中间品、投资品。因此，新冷战会对美国和世界带来不可承受之重，也得不到盟友的认同。估计美国已经认识到不可能同中国‘脱钩’，也受到自身的利益得到伤害的不良影响。现在双方已经建立了两个经济领域工作组，双方应继续加强沟通，争取回到竞争合作的正常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