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院长杰弗里·盖瑞特 （Geoffrey Garrett）曾预测后新冠疫情的世界将变得更为逆全球化和逆城市化。三年后，他依然坚持这一观点。同时，他也指出，在后疫情时代，各国经济恢复会更加注重韧性，而不再一味追求经济发展速度。
据了解，新冠疫情爆发前，盖瑞特每年都会多次到访中国，而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是其近年来关注的重点。11月15日，就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恢复预期、新增长机会以及全球供应链布局等问题接受经济观察网采访。
对于逆全球化和逆城市化，盖瑞特认为，实际上全球化贸易从15年前就开始下降，这一趋势至今没有逆转。新的发展趋势下，供应链正在缩短，贸易减少，供应链变短，这使得生产更加安心。
“疫情之后大家更关注经济韧性，这意味着供应链将会更短；此外，供应链呈现多元化趋势，之前我们已经非常习惯于将中美贸易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要素，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随着印度、越南、墨西哥等其他国家在全球供应链中越来越多的参与，全球经济正在去中心化，我认为这一趋势将会继续下去。”盖瑞特表示，关于逆城市化，这种情况正在美国发生。
他指出美国逆城市化的主要趋势有两个：一是美国人更想去郊区而不是市中心，去住更大的房子；二是疫情期间混合办公和远程办公的兴起，美国人现在并不想再回办公室。疫情后美国市中心办公楼的入驻率仅为疫情前的50%。
“基于目前的实际情况判断，我认为市中心办公楼的入住率不太可能恢复到从前。因此，从人们居住郊区化和办公远程化这两方面来说，美国正在去城市化。”盖瑞特表示。
谈及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恢复情况，盖瑞特认为，全球经济恢复情况主要取决于此前遭受新冠疫情影响的程度，尽管世界各地的复苏速度不同，但不得不承认各国都在面临经济增长放缓的现状。经历过新冠疫情后，很多国家现在更注重经济的弹性而不是效率，大家希望自己的经济更有韧性，这意味着人们将不再一味追逐经济发展的速度，各国接受经济增长放缓这一趋势，这也是人们从新冠疫情中吸取的教训。
而这一观点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一致。《报告》显示，世界经济增长将从2022年的3.5%放缓至今年的3%，以及2024年的2.9%。
盖瑞特强调，过去的全球化时代已经结束。“我想再次强调的是，现在各国更注重经济的韧性和应变能力而非效率，这也导致了当前经济增长趋势放缓。除此之外，美元持续加息带来的高利率会阻碍资本的投资决策导致增长放缓。在去全球化和美元高利率水平综合作用下，全球经济发展速度势必会进一步放缓。”盖瑞特说。
在谈到未来全球经济新的机会点时，盖瑞特认为未来很多全球的增长机会都会出现在新兴市场。
“我们可以看到，以印尼和印度为首的东南亚国家在人口结构上正变得越来越富裕，是很有潜力的新兴市场，有巨大的增长前景。因此我认为这两个国家很重要，这将是未来几年的事情。”他进一步预测：“如果看未来5-10年，我认为下一个增长引擎将会是非洲，因为非洲也有同样的特性，人口结构非常年轻，我认为这也将会是很有发展潜力的新兴市场。”盖瑞特说。
同时，他也承认，由于目前的高利率环境，可能我们暂时还看不到这一点，但是从中期来看，我认为新的增长引擎将来自非洲。
在展望中国经济发展时，盖瑞特表示，如果回看过去10年，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速已经从10%放缓到5%。随着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的增加，增速放缓将是必然的情况。另外中国经济目前正在从出口和投资主导型增长转向消费主导型增长，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放缓是发展的自然结果。
具体到中国的出口、投资和消费发展情况，盖瑞特认为，最引人瞩目的是出口，中国在今年已超越日本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出口国，在这其中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尤为迅速。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新能源汽车厂家是BYD和特斯拉，特斯拉虽然是家美国公司，但是其全球最大的工厂在上海，因此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崛起是个大事件，也是全球性的大事件。中国目前是全球第一的汽车出口国，新能源汽车更是全球领先，这是个非常惊人的发展。
“令人担忧的潜在问题是中国的债务在过去5年间不断增加，我们经常听到的是地方政府债和房地产行业这两件事，我认为这两方面的担忧都是真实存在的。但如果中国政府选择刺激经济他们也有很多方式可以选择。”盖瑞特说。
回顾15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的复苏情况时，盖瑞特表示，中国在从金融危机复苏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得益于在2009/2010年中国政府采取的财政和货币刺激相结合的协调刺激政策，今天很多评论家都在关注中国政府是否会像2009/2010年那样再次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措施。
关于这一点，盖瑞特说：“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说如果中国政府需要刺激经济，它有足够的工具来实现，我们应该拭目以待，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越多，政府干预的可能性就越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过去政府的干预方式主要在于刺激投资，而现在这种方式的经济回报率正在下降，中国政府如果想要提振经济必须将目光更多的从投资者转向消费者，这将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刺激经济的手段，而且更具挑战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