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3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初步数。一些外国媒体和分析机构认为，这份数据显示中国获得境外直接投资（FDI）增量创25年来最低水平，这表明 “脱钩”和“去风险”等地缘政治挑战正在动摇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的信心。
外媒援引的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直接投资负债增值，海外研究机构普遍将之作为衡量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重要指标。国际收支平衡表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国际收支状况的总记录，其中金融账户反映投资状况，包括对华/对外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
编制平衡表的时候，外企来华投资录入在对外金融负债名下，因此外资增加也就是负债净增加，即外国持有中国的债权增加。反之，中国对外投资要录入对外资产名下，因此资产净增加表示中国持有国外的债权增加。以 2021 年上半年为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资产净增加）557 亿美元；境外对中国直接投资（负债净增加）1770 亿美元。
最新发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初步数显示，按美元计值，2023年上半年，金融账户中，直接投资资产增加889亿美元，负债增加254亿美元。同期对比，2022年上半年国际收支平衡报告显示，直接投资资产增加738亿美元，负债增加1478亿美元，直接投资顺差740亿美元。
根据这份初步数据，上半年的净增外资流入数量确实下降了，但相较于通常在9月发布的上半年国际收支报告，初步数据并不能提供完整信息，因此暂时无法就此作出结论性判断。也就是说，目前就判断FDI下降是否如外媒所断言的是地缘政治驱动的结构性长期趋势为时过早。
美国加息、汇率波动、经济周期皆带来影响
从目前已有信息来看，上半年外资增值下降有几个可能的解释，其中一个是2022年上半年大项目集中到资，引资金额以美元计达历史同期较高水平，导致去年同期基数大，这一点从下图展示的历史数据中就可以看出，2022年上半年外资流入量甚至是某些年份的全年数额。
由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编制的《世界投资报告2023》（评估2022年全球投资状况）也指出，在2022年东亚整体FDI下降情况下，流入中国的资金增长5%，全年达到创纪录的1890亿美元。增长集中在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主要是电子和通信设备），主要来自欧洲跨国公司，跨境并购销售额增长了两倍，达到150亿美元。
除此之外，汇率波动可能是影响因素之一，人民币兑美元贬值会对按照美元计价带来影响。另一衡量外资的重要指标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月-5月数据以人民币计微增0.1%、以美元计下降5.6%。
另外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则是外企对中国经济周期以及美国货币政策产生的综合反应。全球资本流动研究机构 Exante Data创始人兼CEO延斯·诺德维希（Jens Nordvig）对笔者指出，中国上半年外资增量下滑的驱动因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跨国公司在中国业务上的收益汇回本国，而不是再投资在中国市场。
跨国企业对海外市场利润的再投资是中国市场FDI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跨国公司对海外市场的投资主要是出于税收和利润筹划，FDI主要集中在收购并购、利润再投资、避税注册以及绿地投资。
跨国公司使用多少海外市场利润在当地进行再投资受到很多因素影响，其中很大程度来自经济方面的考量。一位曾在美资银行驻华机构为跨国公司管理跨境金融交易的前高管对笔者表示，对于跨国公司日常运营来说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风险管理，而不是地缘政治风险，利息差、汇率差、经济预期以及两国股市表现都能够影响外企如何使用在华经营利润。
“去年当美国股市表现不好，跨国企业总公司因此营收欠佳，就会要求其在华分支将利润汇回美国。又如，当美联储加息让美国企业能够在本土投资获得更高收益的时候，也会促使外企把资金汇回国内套利。”该前高管表示，他们会密切重视企业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并就此作出一些商业建议。
相比绿地投资这种追求长期承诺的“粘性”投资，再投资收益则对利率和汇率预期以及经济周期性变化更为敏感。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央行国际资本流动专家布莱德·赛瑟（Brad Setser）也认为，中美两国利息差以及在华外企利润再投资数额有着惊人的关联。
目前中国经济尚未恢复到疫情前状况，再加上低利率和人民币贬值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会给外企再投资收益决策带来影响，利差导致减少海外市场再投资是跨国公司财务和现金管理的惯常操作。
不仅是在中国，经济周期因素也在制约全球外资数量回升，经合组织（OECD）2023年7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球FDI流量比2022年一季度低25%。中国（210亿美元）在今年一季度全球FDI净流入国家中位列第三，紧随美国（1090亿美元）和巴西（210亿美元）之后。
另外，也没有数据可以证明中国与供应链多元化受益国家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联性，因为这些国家在吸收外资方面也受到经济周期影响，例如，印度虽然在2022财年获得了创纪录的848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2023财年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却转为下降，其中，美国企业对印度的股权投资相较2022财年有大幅下降，印度政府认为这是美国货币政策和其他不确定性因素发挥了作用。
经过横向对比，中国吸引外资增量虽然有所减少，但并不是孤立案例，而是符合今年全球投资整体环境，因此不能排除经济周期在其中发挥一定作用，具体影响则要根据更全面的数据才能进一步确定。
吸引高质量外资
虽然FDI下降可能是外企调整再投资收益的短期商业决策，而不是减少长期投资承诺，但因为再投资收益往往是长期项目的风向标，因此必须要采取必要措施避免短期现象演变为长期趋势。
诺德维希认为，纵观过去中国近几十年外资历史，从未见过这种情况。因此很难从历史中吸取经验，能否让外资快速回升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政策、商业环境的吸引力以及地缘政治因素，一些外企已经对中国表示谨慎投资态度。
自从疫情重启经济后，中国政府已经采取多项措施大力吸引外资。8月13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就提高外资利用质量、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外商投资保护、提高投资运营便利化水平、加大财税支撑力度等方面提出优化建议。
此外，中国商务部还在2023年首次举办“投资中国年”招商引资活动，致力于提升对外资企业和项目服务保障水平，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另外，很多跨国企业高管也受邀来华考察，他们中的一些对中国市场表示看好并作出重要承诺。
虽然上半年数据可能是短期现象，但我们必须意识到国际政经环境变化正在重新塑造全球FDI流向。过去十年间，随着中国企业从跨国公司手中抢夺市场份额以及劳动力成本等因素影响，一些西方企业已经将投资从中国转向其他市场，地缘政治带来的供应链重组加速了这种趋势。
一位为美国企业在华业务提供服务的咨询公司负责人曾对笔者透露，他们在中国的主要咨询业务已经不是市场准入，在越南市场的业务重心是绿地投资。
对于这种新趋势，我们没有必要因为外资流入数量的波动而过度恐慌，因为即使一些外企将投资转移出中国，在中期内也无法对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带来威胁。有研究机构认为，即便是将工厂转移至东盟等国家，这些国家仍然需要使用中国制造的原料和中间产品，反而会在中期内增加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贸易数额。中国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比例为31%，即使取代其中一部分，也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
另外一方面，我们要重新认识外资对一个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在不同阶段所带来的作用，而不能简单认为一个国家会自动从外国投资中受益。外国资本流入任何国家，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能有助于提高生产力。在其他情况下，这些资金流入可能不会达到预期效果。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管理实践教授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曾在文章中指出，那种认为外资一定会助力生产力的观点是建立在任何国家的生产性投资总是受到资本短缺的限制这个旧观点之上，而现实世界早已不是如此，一些国家根本不缺乏资本。如果资本不稀缺，那么对这个国家有利的投资就是要带来先进的科技或管理经验，或者这个国家需要的其他资源。
对于中国的情况来说，佩蒂斯认为中国早已不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国，中国已经是主要资本净出口国，并不缺少资本，并且在一些领域的技术上非常领先。那么对中国有益的外资必须是能带来技术或者是出口的，否则如果加大的投资只是服务中国市场，而不是增加出口，那么只会和中国企业加剧竞争关系，争夺本已稀缺的内需。
此外，许多跨国公司在实现全球业务多元化的同时，还通过本地化战略将中国业务隔离开来，这涉及到在中国境内的大量资本支出。这种增量可能被误解为对中国市场的兴趣增加，实际上它反映出一种更具防御性的策略在起作用。
对外资重新思考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外资，而是不必要迷信大水漫灌式的绝对数量增长，而是要追求高水平外资，正如中国政府所强调的要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