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改革是热门话题，金融创新在体制变革过程中可以发挥什么作用呢？历史上有哪些经历可以借鉴呢？你可能知道明治维新让日本走向现代，但未必知道明治维新背后的金融故事。
近代中国饱受外强欺辱，尤其是来自日本的侵略给我们中国造成巨大伤害。但是，1850年以前，日本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对内实行封建等级制，那时的日本，比起泱泱大国——大清帝国来说，只是一个弹丸小国。可是，短短几十年内，日本经济与军事实力迅速扩张，不仅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击败昔日老大哥大清王朝，迫使清王朝割地赔款，之后更是称霸亚洲，与西欧列强平起平坐。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这中间的原因很多，故事也不少，我们就集中在明治维新的金融故事上。
明治维新：日本近代化的起点
说到日本近代的崛起，我想你会想到明治维新。确实，明治维新是日本现代化转型的起点，在这之前，日本实行的是封建等级制，其中天皇是名义政治权力中心，但是幕府将军掌握着实际政治权力；在地方上，各藩的领主——大名，掌握着地方的控制权，与幕府分庭抗礼。在大名之下，是享受着各种特权的武士阶层，这一阶层，不仅拥有佩刀等政治特权，另外还享有家禄等经济特权，所谓家禄就是政府向武士免费提供的经济补助，通常以禄米的形式发放。武士阶层在日本很庞大，在德川幕府时期，武士阶层占当时日本人口的6%-10%，到明治初期，武士仍占日本总人口的6%。1853年7月，时任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海军准将的佩里将军，率舰队抵达日本并触发了“黑船事件”，就此打开日本封闭的国门。
1854年3月31日，佩里再临日本，并代表美国与日本签订第一份不平等条约——《日美亲善条约》。美国的入侵激化了幕府与地方强藩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具有维新思维的长州、萨摩等藩，反对幕府与外国列强妥协，从而结成联盟，并暗中联系天皇，主张倒幕。
1867年，新登基的明治天皇向倒幕派授意，号召他们推翻幕府统治，实行大政奉还。随后几年中，德川派与倒幕派兵戎相见，爆发了所谓的戊辰战争。战争的结局是倒幕派获得了胜利，明治天皇重新掌握了政治权力，并开始推行一系列体制改革。
那么，在推翻幕府统治之后，锐意进取的明治政府，其改革是否就一帆风顺呢？实际上，在推翻幕府统治之后，明治政府仍面临着巨大的改革阻力，首先面临的就是如何安抚那些地方诸侯的问题，我们知道推翻幕府的主力军是长洲、萨摩等强藩，这些地方势力不但把持着地方的军权，还控制着当地的银矿、土地等经济资源，新生的明治政府此时还只是一个空壳，手上既没有兵，又没有钱，那么明治维新是如何成功的呢？
更重要的是，你知道，古今中外，体制改革都要动不少人的奶酪，所以，一个核心问题在于如何让各方都能从改革中受益、进而支持改革，实现利益各方的激励兼容呢？尤其是如何防止既得利益阶层阻扰改革？因为改革本身就是利益的重新再分配，而最不愿意改革、甚至是反对改革的就是原有体制内的既得利益团体。邓小平在1978年的改革开放中，是通过“让部分人先富起来”赢得既得利益群体的支持。而在明治维新的案例中，地方大名与武士阶层无疑是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因为他们享有广泛的特权，那么，明治政府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呢？
渐进式体制变革的金融基础
首先，为提高政府的谈判能力，明治政府推行了征兵制，用以取代原有的武士阶层，同时废除武士佩刀的特权。这一变革对武士的冲击不是特别大，因为，这些武士由于常年享受特权已经成为典型的寄生阶层，其战斗力大大减弱，因此，采取征兵制、取消佩刀特权，对他们影响不大，只要武士仍然享有家禄这一经济特权就行。
但是，武士阶层享有的家禄经济特权给明治政府带来了严重的财政负担。以1871年的财政决算为例，当时财政收入5004.5万日元，财政支出为5733万日元，其中家禄支出为1607万日元，约占财政支出的30%，而当时的陆军军费仅排第二，为734.6万日元，还不及家禄支出的一半。
可是，要改革家禄制度谈何容易！世袭享有家禄的武士阶层，不仅是当时体制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而且武士手中还掌握着军事与政治资源，处理不当很容易引发内战。
那么，明治政府如何处理这一难题呢？当时明治政府中的一些政治家提出了解决方案：赎买，也就是通过政府债务融资，筹集资金一次性买断武士阶层的家禄特权。具体做法是，1873年，明治政府在伦敦募得240万英镑的公债，利息7分，折合日元1171.2万，加上政府本身的财政准备金、秩禄偿还金等资金，用以赎买武士阶层等贵族手中的家禄特权。
问题是，即便是通过对外借款，明治政府仍然无法筹集用于赎买武士家禄特权所需的资金，因此明治政府采取了一个金融创新：建立一个秩禄公债计划，根据原来各藩武士俸禄高低而发行面额不同的债券，由政府支付固定利息，来代替原有的俸禄。
为此，政府向310971位武士，发放了价值1.13亿日元的金禄公债证书，以一次性赎买武士阶层的家禄特权。这一赎买政策，在历史上称为“秩禄处分”。
此外，明治政府采取了另一个更重要的金融创新：1876年，明治政府修改了国立银行条例，规定个人可以用“秩禄处分”中的金融公债为资本金设立银行。这一规定，大大缓解了日本银行业发展初期资本金缺乏的困境，使得日本银行在短短两年内，从7家迅速增加到150多家。到1878年为止，29360个武士与贵族控制了30,580,000日元的银行股份，而其他4730位股东只控制8,870,000日元股份。
尽管武士与贵族掌握的银行股份不断被转手到其他人手中，到1882年，武士阶层仍然掌握着银行股份的3/4。
明治政府这一金融创新的另一个好处在于，通过将武士阶层手中的政府公债转化为银行资本金，使武士阶层成为经济改革的支持者，让他们与整个体制改革形成所谓的“共融利益”。也就是说，当年最反对改革的群体，现在成为最支持改革的群体，因为改革越成功，经济发展越好，他们的收益就越大。
通过上述故事，你可以看到，体制变革往往会遭到既得利益群体的阻碍，如何处理这一矛盾是决定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当面对掌握强大政治与经济权力的利益群体时，如何通过好的机制设计达到既得利益群体的追求与体制变革的要求激励相容，是每个关心改革的人都需要认真思考的，而在这个过程中，金融创新也许能给体制变革的设计者带来新思路。
今天我们谈到的要点如下。第一，体制变革要妥善处理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否则改革将面临极大挑战。这也是历史上体制变革鲜有成功的重要原因。在日本的明治维新中，金融领域的创新很好地解决了体制变革中的这一核心挑战。第二，通过赎买既得利益阶层手中的特权，同时将其转化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和动力，这是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能成功的关键金融创新，因为在创新安排中，无论是政府、既得利益集团还是普通民众，都从金融创新中获得了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