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支笔的现场试验
罗杰·黑尔曾经说过：质量的问题就在于每个人都认为知道，因为它太简单了，简单到每个人都自以为知道它。当然，潜台词是“大家其实对它并不了解”。
我曾经在许多大大小小的场合随手拿起一支笔对大家说：
“假如我们是生产这支笔的一家公司，我们一天能生产一万支。好，现在我是你们公司里面一个最最基层的检查人员，我突然发现有一支笔的标签打错了，对你们来说是不是出现质量问题了？”
大家说：“是！”
我说：“好，然后我开始喊，报，发现一支笔出现质量问题。请问，你们这时候有什么样的反应？”
大家直瞪瞪地看着我。
“你们会说，哎，你报什么报，你没看我们大家正忙着吗？要报就报废，把它扔了。”
大家开始发出会心的笑声。
“那么，接下来我接着喊：报，发现十支。你们会怎么想？你们会想，哎，不就十支嘛，扔了，继续扔，我们还有这么多呢，顶多派个人继续下去看看，提醒工人们认真一点就是了。”
“报，五十支。”
大家都不说话了。
“报，一百支。”
这时候有人说：“让主管和质量人员下去看看吧，是不是批量问题。”
我继续喊：“报，两百支。”
这时候人群中许多人面面相觑，交头接耳。
“报，五百支。”
这时听到有人小声地说：“该停了吧。
在很多的情况下，我报到“一千支”时，有些人还是漠然地坐在那里。
空气似乎凝固了。当我说我依然没有听到想听到的声音时，这时有人会怯怯地说：“该停了吧！”一下子就引发大家的哄堂大笑。
是啊，这不是在讲故事，只不过是一个简单而真实的测试。不过，我相信你这时已经能够解读出来我的那个有趣的问题一一“你是用什么样的思维在思考质量呢？”
答案显而易见，我们依然是在用数量的思维在思考。现在，我倒希望你们接着来思考另外一个问题一一假如你们的组织确实是如此，那么将会发生什么？
● 对管理的假设，是基于数量，还是基于质量？
有一家日企的总裁，她在日本读了两个博士学位，非常优秀。她的这家企业是由日本的四家公司合资成立的，共同委托她在中国管理其下面的四个工厂。
有一次，她深有感触地给我讲了她的故事，并说她因为一句话后悔了三个月。因为他们的产品原来全部是销往日本的，而且是在东京热卖的。
我们也知道日本人是把自已的产品分为三六九等的，一流的产品卖到欧美，三流的产品是卖到其他的国家，三流的产品卖到中国。
请注意，我们都认为日本的产品非常不错了，但仅仅是三流的。那么，超一流的产品卖到哪儿呢？卖到日本本土。所以有一段时间，他们开始进行市场策略的调整，准备不失时机地来打人中国市场了。因此，在那段时间，他们思考了很多关于内销市场的问题。
有一天，这位总裁告诉我，那段时间，可能是女性生理上的原因，使得她在工作中有时候会有一些烦躁的情绪。在这个时候，有一位下面的厂长来找她，说：“总裁，最近我发现有一些产品，都是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划痕，您看该怎么办？”
当时，她没加思索地就对他说：“哎呀，好了，我以为出了什么大事了呢，别烦我了。这样吧，你们多去考虑考虑内销的问题。”
她就这么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话，接下来为此后悔了三个月。原因很简单，当日本开始要货的时候，她发现，走遍了所有的工厂，竟然没有一件能够满足日本客户需求的产品，全部都是符合“内销”的产品，因为每一个产品都带着一点点小小的划痕！这又一次印证了一句话，也就是著名的“墨菲法则”(Murphy's Law)一一如果一件事你想让它错，它一定错！
有许多管理者告诉我，他们公司有和“500强”合资的工厂，许多员工都是从老工厂抽调出去的。在那里做事真是不一样，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可是一调回到老厂，马上就打回原形了，张口就说“差不多就行了”。
还有些企业，有军品也有民品，在军品工厂干活就和干民品不一样。原因何在？并非标准高低问题，而是对管理的假设不同。一个是基于“数量”，一个则基于“质量”。
● 福特汽车的“教训”
福特汽车曾经有过一个经典的基于“数量”决策的故事，已经被广泛地当作笑话来讲了，但他们自己笑不出来，而且现在也没有机会笑了。
1968年，福特为了应对日、德汽车的挑战，决定生产一款“斑马”汽车。原计划三年半下线，后来被强行压缩成两年。这就意味着以前可以在生产之前进行的设计改动都要变成边生产边变更了。
在批量生产前厂里对十一台样车进行了撞击测试，结果有八台没有达到国家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局(NHTSA)的安全标准，另外三台都是由于油箱经过了部分改动才通过测试的。
于是，福特面临着一种“质”与“量”的抉择一一要么更改油箱设计，推迟生产时间，一年后上市；要么继续生产，按规定时间上市销售。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许多人都会不自觉地支持福特的决定。所以，我想展现一下福特公司当时貌似科学的决策与量化分析过程，在你们面前放一面镜子，让你们自己去发现问题的所在。
为此，我从目前美国大学本科及MBA教学中比较流行的一本《现代财务管理基础》教材中找到了福特的决策思路。令我吃惊的是，它竟然是支配华尔街的金融投资者们的“主流思想”：
为了确定是否应该继续使用原有的油箱设计，福特公司决定使用资本预算方法来检验重新设计之后将会产生什么样的预期成本和社会收益。
为此，他们对相关变量进行了估值，甚至对如果发生车祸死亡，则人均死亡成本为20万美元。他们的计算明细如下：
结论是什么？显然，进行安全设计改善的成本要远远大于它所带来的社会收益，因此，福特决定保持原来的设计，按期投放市场。
直到1977年才满足了NHSTA的标准，设计出一种防破裂油箱，并于第二年被迫召回1971年至1976年间生产的所有“斑马”进行油箱更换。
而这期间，共有700~2500人由于“斑马”的问题死于车祸；由于“斑马”后端导致的事故而对福特起诉的，高达50起。其中，著名的“詹姆斯诉福特汽车公司案”，判决被告福特公司赔偿受害人惩罚性赔偿金1.25亿美元；“理查德诉福特汽车公司案”，判决被告福特公司除赔偿受害人300万之外，并判罚金1.25亿美元；“朱迪姐妹诉福特汽车公司案”，福特公司被指控犯有刑事杀人罪……
所以，不要轻视这个“一支笔的试验”，因为它道出了一个铁的事实——技术风险能够由可能性变为突发性的事实。
换言之，数量思维的风险就在于往往陷进财务指标的“黑洞”而漠视事物整体性的变化与“质变”，或精于对“小概率事件”的算计，而忽视了对技术背后心理学甚至伦理学规律的认知与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