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在前面的话：给企业松绑，不等于要去损害劳动者的权益，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
个体户可以松一口气了
看到一个新消息：个体户不用再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
这算是十几年来对《劳动法》的一种调整，咱们中国的个体工商户，可不都是“富人”，大多也是一些穷老百姓，干点小生计养家活口，参差不齐，严格执行《劳动法》是困难的。
打工族会说：没那本事，就别老想着当老板了。
这话是不错，但是，人要吃饭，打工是拼生活，开个门店也是在拼生活，如果《劳动法》让大多数个体工商户和私人企业干不下去，那说明《劳动法》脱离了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很可能是超前了。
不是一个数量级，又如何用同一个标准？
当然，国企没问题，外企也没问题，前提是条件不一样。
国企有财政托底，是不死鸟，厂领导班子好不好，主要看会不会花钱，有多少钱能发给全厂职工？东北三省年年亏损，补贴是万亿级的，但是，犯不上去和职工较真，坚决执行《劳动法》，又不是厂领导的钱，执行来执行去都是财政的钱。
这正是国企的优越性。
外企也有一个对比，过去外资流入中国市场，因为人工成本低，特斯拉人均工资一万以上，对中国人来说，这算是善待员工了，在中国当然要严格执行《劳动法》，外企也完全能承受，毕竟科技含量高，利润率高，所以，不光中国的老百姓不理解中国企业，马斯克也不理解中国，因为，特斯拉的中国工资已经比在全球其它地区低了。
富士康也遵守《劳动法》，不过，要迁走了，因为它是代加工，利润率２％左右，非常薄，要靠量，这就就看人工成本了，对富士康来说，中国的人工成本、税收都高了，这当然也包括《劳动法》的影响，相信在疫情中深有感受，于是，准备迁往印度了。
比较之下，一般纳税人企业要好一些，完全无视《劳动法》也不太可能，要说没压力，那不客观，要说没有规避《劳动法》的冲动，那也不是事实，其实，无论是私企，还是国企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都在尽可能使劳务派遣；既然劳务解除赔偿高，那就一年一签，不签长期劳动合同；既然年轻的女工有孕期的问题，能不招就不招；所以，当《劳动法》超出了大多数企业的承受力时，对劳动者的保护反而不达目的。
法并不是永恒不变的
老百姓可以风轻云淡地说，没有能力执行《劳动法》通通别干了。
那还真不行，８５％的就业岗位谁来提供，如果国企能满足，那还要民企干什么？私有经济在中国的市场，不是一个理论问题，是现实的需要。
另一方面，说起来法就是法，叫你执行你就执行，没商量；其实，法也是一个历史范畴，从来也没停止过改变，再神圣的法也是人定的。如果按四十年前的法，那一个体工商户也没有了，因为，那时是不允许私有经济存在的，哪里还会有华为？八个以上雇工就是资本家，是要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
邓公去农村考察，村干部很严肃地汇报：养三只鸭是社会主义，养四只那就是资本主义了，不可以。所以，的确存在一个法与实际相符合的问题，目的是化解劳资矛盾，既要保护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也要让企业能够正常运营。
从这一点而论，允许个体户不和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不失为一个尊重常识的调整。
《劳动法》中有什么不适用的地方？
主要是存在着非中性的条款。比如，如果一个员工无故被公司辞退，按规定，公司要赔付二个月的工薪，并按其在公司工作的年限计算，一年工龄加补一个月的赔付，这当然是对劳动者的一种保护，个人认为也应该做出保护，公司不能随意解雇员工。但是，如果员工炒掉了公司，公司一时半会找不上合适的人顶手，是不是也应该有赔付？这就是非中性原则。
非中性原则在《劳动法》中很多，让企业深深感到亚力山大，甚至可以做局。比如，一位员工准备跳槽，完全可以通过消极表现压迫公司辞退，这样就可以得到一笔赔付，如果是高管，那公司惨着去了。一个很厉害的员工，每年如法炮制，在各地公司中转圈圈，大约也是一种提高收入的手段。
相信董明珠也在为这类事伤脑筋，她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公司培养一名员工付出了十年的代价，那么，公司的付出是不是也要让下一家用人单位考虑？不然，哪个公司还敢培养？这显然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那么，问题又来了，在一个中性原则下，毕竟员工是弱势的一方，如何保护劳动者的权益？
其实也很简单。
既然企业已经交了五金一险，已经给财政交了很重的企业税率，那么，一些正常的赔付应当交给社会，由财政去担当。
事实上，中国财政对民生支出的占比，要比发达国家低了一半，作为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财政有责任担当，在目前企业困难的局面下，这也不失为是对企业的一种减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