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生（山西省晋商研究会会长）
晋商所体现的是一种开放、创新和转型。从开中法到叶琪变法，再到清代陶澍的改纲为票，每个政策出台都决定商人发展的道路。清代改纲为票时，安徽盐商很快被历史淘汰，而山西商人却转型到金融业，这是成功的范例。日升昌通过借鉴当时商号信汇的一种偶发现象，及时归纳总结，创新发展，由商号兼营汇兑转型到专门从事存款放款和异地汇兑，这一金融工具的运用在传统金融业态中就是一种创新。在市场运行中要及时总结，提升发展，这是日升昌被视为银行乡下老祖宗的根据所在。
票号与传统金融工具如账局、钱庄、典当彼此互相拆借彼此帮衬，形成了整个金融业态，相得益彰。同时，山西票号产生与国际贸易也是相得益彰，票号运行中，国际贸易发展，市场需求更大，商品流通总量增加，也呼唤着金融工具的变化。这其中深藏的深厚文化内涵需要我们去挖掘。
新晋商的发展一方面要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根基，一方面还要借鉴当代发展的经验。如右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国家级贫困县，从年财政收入只有3000万，到现在的10个亿，就在于右玉为现实经济发展找到了文化的结合点。文化资源是丰富的，关键是小切口大手笔。企业要发展，就要在落实中央政策，结合省委省政府战略思路上做文章，勤思考，找出路，寻途径。纪念200周年，不是就历史说历史，而是从历史中悟出道理和规律，这样才具有启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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