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史谈a
前言
晋商与北京的商路，是中国近代商业发展的两条脉络，明清时期，随着清政府对蒙古地区实行“蒙地开边”政策，大量移民进入蒙古地区，这对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随着人口的增长，对粮食、牲畜、布匹等商品的需求也随之增长，晋商抓住这一商机，将经营触角伸向蒙古地区，从1637年到1900年，晋商在北京、张家口等地开办了多家票号。
如今，晋商留下的商业文化遗产仍在发挥着积极作用。在北京金融街的“金融街”区域，保留着晋商遗留下来的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建筑，如大清宝钞票号、汇通天下票号等。
这些建筑是晋商精神、商业文化与金融文化的结晶，是中华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背景
明清时期，蒙古地区实行“蒙地开边”政策，即清政府开放边境，允许蒙旗人或内地人自由入蒙贸易，并在蒙古地区设置商号，由当地商人经营。
清政府推行这一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控制蒙古地区的贸易活动，以保证边疆稳定，另外，大量内地人口进入蒙古地区后，不仅推动了当地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而且带来了商业贸易的繁荣。
清政府开放蒙古地区之后，当地百姓主要从事农牧业生产活动。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一些人逐渐失去了农业劳动能力，为了缓解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清政府鼓励内地居民入蒙经商。
为了便于管理和控制，清政府还设立了一些管理机构，这些机构多为清朝官僚机构，清朝官僚机构在当地设立后，开始有组织地开展商贸活动。
如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政府在归化城设立“归化城蒙古互市所”，专门负责互市事宜，同时规定：“归化城蒙古互市所由官定章程，每月五日前呈报。”
又如康熙十六年（1677年），清政府在科布多设立“科布多蒙古互市所”，专门负责办理蒙古互市事宜，并制定了详细的章程，这些制度保证了蒙古地区贸易活动的正常进行。
随着经济活动的扩大和社会需求的增长，清朝政府不断放宽对蒙古地区贸易活动的限制，乾隆八年（1743年），清政府允许“蒙古地区商人与内地商人共同经营”，随着清政府对商业活动的开放和政策的放宽，内地商人纷纷进入蒙古地区经商。
商人的足迹
山西商人最早出现在明初，主要分布于汾河流域的平阳、祁县、平遥等地，明清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他们逐渐向其他地区拓展，到清末已遍布全国各地。
随着晋商经营活动的不断发展，其足迹也逐渐遍及蒙古地区。
虽然晋商在清末才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但其活动一直贯穿于整个明清时期，山西商人是明清时期中国最重要的一支商业力量。
在长期的经营中，晋商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以农为本、以商为末”、“诚信为本”等思想。
在晋商经营活动中，这些经营理念一直延续到今天，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明清时期，随着北方商品经济的发展，山西商人以其独特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将商业活动拓展到全国各地，他们中有不少人还进入到蒙古地区，开设商号，从事贸易活动。
晋商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山西商人主要经营粮食、布匹、棉布、食盐、茶叶、药材等大宗商品的贩运，随着对商品需求的不断增加，他们也在各地开设票号，为商品的流通提供便利。
晋商进入蒙古地区后，开办了多家票号，其业务范围不仅局限于国内贸易，还涉及到国外贸易，他们从内地运输布匹等大宗商品到蒙古地区后，再从蒙古地区购买粮食等大宗商品返回内地。
商业的兴起
明清时期，随着人口的增长，商品交易的需求也随之增长，山西地区商业活动频繁，市场规模较大，商品种类繁多，价格低廉。
据统计，明清时期山西的农产品价格是全国平均价格的10倍，山西是产煤大省，煤炭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0%以上。
据《康熙朝实录》记载，山西的煤炭储量相当于全国储量的四分之一，因此，煤价对山西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市场需求增加促使山西商人与其他商人合作建立商号，如平遥府商人共同成立了大德通票号，到清末民初时，平遥府有大小票号近100家，主要分布在太原、平遥、祁县、太谷、榆次等地。
大德通票号成立后，山西商人以此为基础，设立了许多分支机构，并创办了“分号”，这些分支机构不仅在山西各地开设分号，而且还延伸到全国各地。
后来，票号逐渐扩展到张家口、包头、北京等地，并在北京设立分号，票号的经营范围也从汇兑发展到金融领域。
在商业活动中，山西商人的经营理念十分独特，他们不仅强调诚信经营，而且注重开拓市场、扩大规模，他们在经营中注重以诚为本、信誉至上的观念。
晋商在北京开设分号后，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灵活的经营方式，对北京商业市场进行了全面改造，并将晋商精神移植到了北京商业活动中，成为中华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汇通天下”与“大清宝钞”
北京的金融街，位于北四环外，东起西三环，西至北四环，北起北清路，南至阜成门外大街，其中，“金融街”的概念源于国际金融中心（IFC）。
北京金融街位于北京市中心城区，东起东二环高梁桥东路，西至南锣鼓巷北口，南起安定门西大街，北至北四环高梁桥东路。
金融街区域面积约1.9平方公里，作为中国近代金融、商业、文化中心区域的核心区和 CBD中心的主要组成部分，这里是首都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
据统计，到2009年底，金融街共有金融机构网点1000余家（其中银行网点400余家），从业人员8万多人。
2009年底，金融街聚集了国内各类银行总部、国际金融机构、国内主要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和管理总部等，如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同时还有40多家基金公司也落户金融街。
北京金融街是中国最具历史文化积淀的金融聚集区，是现代金融与历史文化完美结合的典范，从它所处的位置来看，这一区域是北京的中央商务区（CBD）的核心。
而在北京的中央商务区内，既有新旧建筑并存的现代化建筑，也有具有历史韵味的老建筑，其中，作为老建筑代表之一，山西票号大清宝钞票号就位于金融街内。
商业的繁荣
明清时期，北京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商业十分发达，在当时的北京，不仅有国内的大城市，如京师、天津、济南、南京、杭州等地。
还有很多外国商埠，如天津、汉口、宁波等。随着中日贸易的发展，上海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港口，这些因素共同造就了北京商业的繁荣。
明清时期，北京周边有许多重要的集镇，这些集镇发展较快，成为当时华北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商业中心。
如平遥古城是明清时期山西最重要的商贸集镇，由于交通便利，在平遥当地经营棉花、绸缎等商品的商人就很多。
北京周边一些城镇也非常繁荣，如永安州是明代京城附近重要的商埠，南口镇是清代北京最重要的商贸重镇之一。
此外，北京周边还有一些市镇，如保定府的顺平县、固安县、遵化市等，这些市镇发展很快，成为当地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商业中心，由此可见，北京周边商业发达，为晋商在北京经商提供了便利条件。
明清时期，晋商主要经营布匹、棉花、棉布等大宗商品。明清时期，棉花种植在山西和河北、河南等地很普遍。
山西是最大的棉花产地，当时山西产的棉花以“白中透红，红中透白”为上品，其中尤以山西永济出产的“西河皮”棉花质量最佳，当时河北有个著名的“顺平帮”，又称“祁平帮”、“祁州帮”等，是一种经营棉花的商帮，其经营模式和业务范围与晋商差不多。
文化的传承
中华文化的核心是“孝”，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道德准则，晋商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孝文化的传承，山西的孝子很多，最有名的当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程门立雪。
这句话是晋商德业相劝、善行相护、患难相恤、孝义并举和谐共生的核心价值观，体现了晋商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
如今，在北京金融街，分布着一些体现晋商文化的建筑，如大清宝钞票号等，这是晋商文化传承的具体表现。
这些建筑是中国近代商业文化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金融街通过对晋商文化遗产的保护、展示和利用，将传统商业文化与现代金融服务有机结合起来，展现出商业发展的新面貌，推动金融中心建设。
结语
北京的商路是晋商从山西出发，到内蒙古地区、东北地区再到华北地区的一条重要商路，晋商通过这条商路把大量商品运往全国各地，把自己的资本积累起来。
然而，清朝后期，随着清政府对蒙政策的转变，晋商的经营活动受到了很大影响，此后，山西商人的商业活动逐渐退出北京市场。
然而，直到现在，晋商仍在北京商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明清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晋商在北京、张家口等地开办了多家票号。
这些票号为晋商留下了丰厚的商业文化遗产，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京津冀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今天，虽然晋商已经离开了北京，但这些票号的建筑还在发挥着积极作用，它们所蕴含的商业文化和金融文化也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与学习。
参考文献
[1]李长华：《清代晋商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2]孙继民：《清代北京地区商业概况》，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年。
[3]高友工：《中国商业通史》，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