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围绕今年经济形势、就业、数字经济等关键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接受了包括红星新闻记者在内多家媒体的专访。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关键词：经济增长
今年5%的增长目标稳妥、务实、可实现
谈到今年5%的增速目标，刘尚希说，5%的预期增长目标是综合考虑了国际国内形势做出的综合判断，这个目标是务实的，稳妥的，是可以实现的。市场的预期更高一些，主要是考虑去年只有3%的增长，在低基数上将有一个高增长，但这种从基数效应去理解增长目标是不全面的。
他表示，要看到2023年在有的方面确定性在增强，比如疫情防控得到了优化，疫情方面的确定性比过去一年增强了。尽管新冠病毒怎么演变，还有待于观察，但眼前的疫情防控政策不会逆转。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在持续恢复，已经成了一种趋势。而不确定性集中体现在“三重压力”：即供给冲击、需求收缩、预期转弱。
刘尚希解释，像供给冲击，中美关系下一步很难预判。在国际方面，全球大变局加速演变，未来难以预料，全球不确定性和风险与去年相比在加大。同时，需求收缩状况，现在还没有实现根本好转。老百姓消费信心不足，投资者信心也相对不足。要提升市场信心需要一个过程。
刘尚希还提到，对于需求收缩的状态，还得综合施策，逐步改进。
在预期转弱方面，这三重压力彼此相互影响，是一个整体。预期转弱要根本扭转，让人们敢闯、敢干、敢投还需要一些切实的措施和宽容基础上的耐心。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制定5%的预期增长目标，比较务实妥当，也是大概率可以实现的一个目标。
关键词：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最大难题在于农民如何富起来
谈到共同富裕，刘尚希说，我们国家促进共同富裕的一个内在逻辑是“人的共同发展”，这是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可以推导出来的。既然是以人为本的共同富裕，就要落到具体的14亿人上，而不能泛泛而谈。
刘尚希指出，共同富裕最大的难题在于农民如何富起来。他说，按户籍人口来算，农民现在仍占大多数。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没有超过50%，这样计算，就有超过50%的农民。从收入来看，农民是低收入群体。少数或极少数农民可能富了，但是，把农民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是一个低收入群体，也是一个能力偏低的群体。他们要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面临着很多难题，尤其是体制机制的障碍，核心问题就是城乡二元结构怎么破除。
刘尚希解释，城乡二元结构，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二元”。第一个是“公有制的二元”，就是说公有制分为国有制、集体所有制。农民生活在集体所有制当中，市民生活在国有制当中。二元的所有制，带来的市场化程度是不一样的，比如集体土地还没有真正做到市场化，宅基地上的住房的交易也受到各种限制。所以从要素市场来看，农村的要素市场没有真正发育起来，农民作为集体经济成员，他的经济身份在一般意义上是清晰的，而在法律意义上是模糊的。
刘尚希特别提到，农民作为集体经济成员，其财产权利现在可量化的就体现在三块地：耕地、宅基地、林地。这三块地的承包权、经营权给了农民，但货币价值是多少，因市场缺失无从得知。除了这些以外，还有集体经济，比如集体建设用地、集体财产，其中农民有多少财产权利在法律上并不清晰。农民已有的三块地，其交易、流转也有诸多限制。在融资方面也有很多不便。这些都是在不同所有制下，不同群体，在市场化进程中存在的不平衡。
刘尚希说，农村的市场化，尤其是要素和产权的市场化是不充分的，这有待于改革去激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还要进一步探索。尤其是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如何融合，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怎样放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它们必须是平等的，比如土地都是建设用地，但是集体的和国有的差别大，其权利和价格都不一样，这就形成了一个明显的二元市场。这对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在集体土地上农民财产的增值带来了很多不利的影响。
第二个“二元”是“经济的二元”。刘尚希说，因为农村经济跟城市经济比起来，劳动生产率、非农就业的容量都很低。在农村经济中，农民要创收，依然有各种各样的限制，在低效率低附加值的经济中，只能获得低收入，除非离开农村到外地去打工，才可能真正增加他们的工资性收入，或者到城市里做个体户，增加经营性收入。所以离乡的非农就业，现在是农民增加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一个重要渠道。而在农村，通过规模化种植业、养殖业富起来，对大多数农民来说是比较难的。
第三个“二元”是“社会的二元”。刘尚希解释，“社会的二元”表现在社会身份上，比如农民进了城市当了农民工了，在城市里工作和生活，但是因为社会身份不同，农民工的基本权利和市民是不一样的，不能享受同等待遇。在公共服务方面，农民工作为新市民和老市民之间，待遇也是有差别的。这就是社会身份的二元。
因此，刘尚希指出，农民要共同富裕，要走向现代化，三个“二元”都必须要破除。
而三个“二元”的破除，需要二元体制的改革。城乡二元体制怎么样改革是一个大的改革难题。在政府工作报告中，10年有1.4亿农民变成了市民，从户籍意义上落户了，每年是1400万。这种户籍人口的城镇化速度并不是很快。
“因为农村容纳不了这么多农民，农村的产业、就业空间非常有限，劳动生产率偏低。只有减少农民，让现有的农民群体通过市民化的途径，才能真正富起来。这也是农民、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其根本途径是，通过农村人口自愿选择的迁徙，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他们能力的提升，从而增加他们的收入。”
刘尚希说，在城乡人口流动不畅的情况下，大量人口“挤”在农村，人力资源配置难以优化，农民很难富裕起来。一定要促进农民的流动，促进农民的市民化，这是促进共同富裕的根本出路，也是扩大内需战略的一个着力点。不然，农民就会一直是庞大的低收入群体，无法扩大内需。高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总是递减的，其消费总量是有限的，所以还是要靠大多数农民。怎么解决好农民问题，这是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一个无法绕开的重大问题。
关键词：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是数字化了的实体经济
今年全国两会，刘尚希的提案是“建议发挥数字经济带动就业的杠杆效应”。谈到数字经济推动就业的问题，刘尚希表示，目前社会上有很多人误解了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认为实体经济很重要，似乎数字经济就不重要了。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中国，说明数字经济是非常重要的。而对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如果认识上是模糊的，那么政策上可能就会出现偏差。
刘尚希认为可以这样理解二者的关系：“实体经济是发展的基础，而数字经济是发展的未来。”
他表示，数字经济是未来主要的经济形态，是新型的实体经济。它是数字化了的实体经济。目前人们提到的实体经济是还有待于数字化的各个产业叫实体经济。比如制造业，还没有完全数字化。在这种意义上，称之为实体经济。所以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关系，实际是传统实体经济和新型实体经济的关系。
“通过数字技术来改造传统的实体经济，所有的产业行业都实现数字化，也就都变成了新型实体经济，也就是都变成了数字经济了。到那一天，实体经济的概念内涵也就发生了变化。”
刘尚希表示，现在就要瞄准未来，要用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升级转型。这个认识上的问题不解决，很容易在各个领域中分彼此，分薄厚，就会带来政策上的偏差。目前社会舆论认为，数字平台企业好像就是靠流量挣钱，没什么科技含量。其实，数字经济的真正内涵就是数字化了的实体经济，包括数字化了的贸易、制造和各种服务业，他们最依赖的关键要素就是数据。数据一旦成为生产要素，就意味着要靠数据挣钱，实现更大的附加值，而流量就是数据。
刘尚希说，一个产业如果仍然靠实体的物理空间，传统的生产营销方法，其生产效率很难提高，从这个角度讲，数据的使用非常关键，能否把数据的价值挖掘出来，能否通过数据来构建新的应用场景，创造价值，这是所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一个挑战。
关键词：就业
数字平台上就业是未来就业的主体形态
“一定要看到数字经济是未来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也就是国家进一步发展，做大经济增量的依靠。”刘尚希说，基于这种认识，现在的就业也要更多依靠数字经济来带动，既然数字经济是未来，那么就业的未来就在那里。
刘尚希说，传统的制造业越来越自动化，以至于出现了无人车间。在这种情况下，它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在减少。机器在替代人，那么数字经济带来的就业就跟传统的工业经济带来的就业有显著不同。这种就业形态的变化，就是传统的就业有就业场所，有就业单位和就业岗位，从法律上讲，就业者和单位要通过合同订立劳动关系。但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带来的新的就业形态中，是没有就业场所的，没有固定的单位，岗位也是自主选择的。这个时候就业者和数字平台之间是一种劳务合作关系。工业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对就业的认识和定义，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已经变得不太适用。
刘尚希认为，这种在数字平台上的灵活就业，不能仅仅被看成是一种过渡形态，它实际上是未来的一种主体形态。越来越多的就业，变成了一种劳务合作的关系。这种非场地化、非线下的就业，人们在互联网这个数字空间，去实现就业，去实现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匹配，这就是数字经济带来的新的就业形态。
刘尚希解释，数字经济的特点就是使原来不可交易的资源变得可交易。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得到了拓展，比如一些农村特色农产品，以前很难卖，现在通过数字平台直播代购，销售很快。还有共享经济，让一些存量财富变成了生产资料。比如，私家车以前只能是消费资料，现在通过数字平台变成了网约车，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边界模糊了。消费者参与到了生产过程中，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边界也变得模糊。这都是数字经济带来的。因此，数字经济与工业经济运行逻辑不同，传导机制不同，数字经济直接、间接带来的就业，吸纳就业的数量都比传统工业、服务业大得多。就业潜力通过数字经济发掘出来。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就是促进就业。对于青年人来说，传统的就业空间越来越窄，通过数字经济就业才是根本出路。
刘尚希说，如何促进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在政府工作报告里讲得非常清楚，关键是监管。因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涉及到安全问题，只能靠监管。监管能力从“木桶原理”来看，可能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短板。弥补数字监管能力不足，数字经济的安全有了保障，数字经济创新的积极性、主动性就会不断迸发出来。
日前，不少网友谈到大学毕业生工资偏低的问题，刘尚希表示，大学生工资的高低不取决于大学生身份，而是取决于大学生的职业选择。工资与行业、岗位有关系。从事简单劳动的工作岗位，工资就不高。如果选择了高附加值的工作岗位，或者在这样一个行业里工作，工资就高。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关联在一起，年轻人不能撇开劳动生产率和附加值去谈工资收入的问题。博士选择了一个简单劳动的岗位，或者说在劳动密集型行业，收入也不会很高。但农民工通过学习提升了能力，选择了高附加值的岗位，工资甚至比研究生还高。所以工资水平要结合岗位来看。
刘尚希说，现在数字化带来了很多新职业，这些新职业很多招不到人，猎头公司还要去挖人，这可能和教育结构、专业设置的滞后性有关系，涉及到教育体制改革的问题。教育体制改革要让高校在专业设置上能与时俱进，能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产业结构调整的变化，去及时调整专业设置。
红星新闻首席记者 吴阳 北京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