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六年，归化城设关后，祖籍为忻州、代州两地的商人逐渐兴起（以下简称忻代商人），忻代商人是晋商的一个分支。忻代商人主要活动在蒙古、新疆地区。在清末明处，忻代商人的发展达到鼎盛，在塞外地区的商界占有重要地位。
与其他晋商的分支比较起来，在塞外蒙古、新疆地区经商具有更大的地理优势。但是从清后期忻代商人兴起到民国初年，忻代商人中反而没有出现过类似晋中商人的显赫大族，而且在达到鼎盛后迅速衰落，以至于历史上很少有关于忻代商人的记载。
乾隆二十六年，归化城设关后，忻代商人处于有利地理位置，迅速兴起。忻、代两处正处于东西口进行北路贸易的交通要冲，康熙中后期，一向动荡不安的蒙古地区局势趋于稳定。清政府开始鼓励内地百姓进入蒙古地区生活。这些人在蒙古地区耕种或者经商，由清政府发放通商照路，以此为通商凭证，方便管理。
这一政策出台后，由于地理位置便利，熟悉蒙古地区的情况，忻代商人成为最直接的受益者。当地百姓“多以服贾以致富”，在蒙古各部落和西北口外各个区域经商行走。据《乾隆忻州志》记载：“迩年来，家有余丁，多分赴归化城营谋开垦，春季载耒耜而往，秋收稁囊而还。予初至，恐其迁徙糜定也，后访得其实，乃知人烟辐辏，食指繁多，分其少壮于口外，实养其老弱于家中也。”
这段记载，清晰地说出了清朝廷对蒙古政策变动后，忻、代两处由此而产生的经济影响。归化城设关，忻、代地区农耕区域少，人口众多，富余的劳动力就通过“走西口”到归化城讨生活。这些人中，有的选择开荒种地，有的选择经商，也有人二者同时进行。“耕农之家十居八九，贸易商贩者十之一二”，由此可见经商的比例比较高。
根据忻、代两州地方志的记载，因家人经商而行“孝义”和“节烈”的家庭，在各个朝代的数量也有不同。相比各朝，光绪时期明显增多。由此可见，从乾隆时开始，到光绪时期，忻、代两州从商人数是呈现逐步递增的趋势。
乾隆年间，忻、代地区“走西口”的人数越来越多，忻代商人的足迹也逐渐遍布全国。“致富在数千里，或万余里外，不资地力”。根据忻、代地方志的记载可以看出，虽然忻代商人的足迹遍布全国，但其中以蒙古、新疆地区的忻代商人最多。这一点在其他地区的地方志和相关史料中也有记载。
忻州人从乾隆年间开始，到同治年间，到新疆伊犁、乌鲁木齐、碦什噶尔、阿克苏等地方经商，甚至有的商人用车驮着茶叶到俄罗斯去贩卖。嘉庆年到同治年间，武川县从事工商业的主要是山西崞县、盂县、阳曲、代县、忻县等各府县人。这些人一般都是以同乡为单位，进行集体经营活动。店铺都是同乡性质，一县一业。包头市的商业更是掌握在忻、代两地的商人手中。
光绪十九年，俄国人阿.马.波兹德涅耶夫横穿察哈尔右翼时，遇到的汉族居民几乎全部是忻、代两个地区的人。民国梁祥厚编著的《晋北忻定盆地概略》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凡本省西北各县及省外之张家口、绥远、库伦、新疆等处，无不有忻定商人。”通过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清末明初时，在蒙古、新疆地区进行贸易活动的大都是忻、代两地的商人。
清代蒙古、新疆地区的商界，忻代两地的商人占有重要地位。直到今天，蒙古、新疆，尤其是土默特地区，还有很多地方以忻州地名命名，当地还有很多居民说话使用忻州口音。在晋商中，忻代商人占有多大的比例？他们的经营范围又是哪些行业呢？
清朝初年，按照清廷规定，想要去往外蒙古、新疆地区经商的内地商人，都必须在乌里雅苏台将军处领取部票，这是合法经商的必要条件。到乾隆二十五年时，领取部票又方便了一些，因为归化城、张家口两处同样可以办理。在部票上有商人及货物的详细信息，尾部需要注明商人的姓名、货物的种类和数目、所住的地方、启程日期等等。
对于商业票照，清廷有着严格而详细的规范。票照上需要注明商人的姓名、年龄、机关等基本信息，还要标注上商人的相貌特征等明显的识别特征。货物数目和所住的地方同样需要注明，方便官府查访。
经商的车队从归化城出发，前往乌鲁木齐经商时，商民必须提前准备申请，并递交到归化城同知，当地所辖兵司章京、兵司参领审阅没有问题后，报给副都统，得到批准之后，才可以发放票照，允许通行。
一次经商完成，返回归化城之后也需要办理相关的手续。商人要填写申请上交给迪化州知州，经过迪化州知州报送给护粮务道，再由事印房案交给乌鲁木齐都统印务领队大臣，确认其中没有问题后，访客批准下发票照。如此，商人才能回到归化城。
回城时同样需要申请票照，必须先查验商人之前来时获得的票照，即归化城副都统签发的贸易票照，确认无误时，方可发放回城票照。
商人要领取票照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清廷对地方官员也有严格额要求。地方官员、大臣必须要仔细查验，并且存档，方便日后盘查。凡获得票照后，允许经商的商人，必须在一年之内返回，以免在外逗留的时间过久，产生事端。
清朝的归化城非常重要，是蒙古地区经商的核心区域，各处商号均聚集在此，同时也是中原地区与蒙古北部、西部地区和新疆地区贸易往来的重要枢纽，因此意义不同寻常。从路票上所记载的内容，可以推测出很多重要的信息。同样，根据路票上所登记的商人籍贯，就可以推测出在蒙古、新疆地区经商的各处商人的比例。
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归化城厅呈上的返回归化城的商人路照花名册中，有这样的记载：到乌鲁木齐经商的四十五个商人当中，来自忻州的有五人、来自祁县、汾阳、阳曲县等晋中地区的共有二十三人，其余的都是晋北，或者是蒙古地区的商人。
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初七日，前往乌鲁木齐经商的九十五个商民中，来自忻、代两州的商人共有二十七人，其中忻州一人、代州二十五人、崞县一人；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十九日，前往乌鲁木齐的十八位商民中，代州商人六人；乾隆四十八年五月初四日，从归化城出发去往塞外经商的商人十三人中，来自代州的商人共计四人。
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知道。从归化城设关之后，主要是晋商在蒙古、新疆地区从事商业活动。而晋商中，以晋中商人为主，忻代商人其次，也形成了地域性的商帮。忻代商人在蒙古、新疆地区经商的人数，达到商人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在新疆地区经商的内地商人众多，根据地域不同分为八个商业帮派，分别是晋、燕、湘、秦、蜀、鄂、豫、陇八大商帮。这些商帮当中，以晋帮在新疆经商出现的时间最早，持续的时间最久，影响力也最大，在新疆地区有着重要的地位。
在交通不甚发达的当时，交通是经商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晋商到达新疆有两条商路，北路从张家口、归化城，经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到古城结束；南路沿草地与宁夏、甘肃的边界，经过巴里坤，到乌鲁木齐、伊犁结束。不管选择哪条商路，蒙古草原都是必须要经过的通道。在叶尔羌捐输的内地商人中，按照商帮统计，晋商占到一半之数，而忻代商人又占到晋商中的百分之四十一，在阿克苏地区进行的捐输也占到百分之四十以上。
忻代商人起初规模不大，由“春去秋来”的雁行商起家。由于投入资金较少，因此忻代商人起初经营的商品也受到限制。主要以塞外牧民和居民的生活必需品为主，包括粮油、手工业品、日用品等等，同时经营当铺业和茶业。
蒙古地区以游牧民族为主，对于粮食和各种生活日用品有着强烈的需求。清朝初年，为了平定噶尔丹叛乱，清廷常常出兵西北。为了满足大量的军需，清廷实行在新疆、蒙古地区“屯垦”的政策，此时大量的内地人民“走西口”入境内。乾隆年间，内地人民集中在后套地区，农业经济在此时得到充分发展，当地粮油充足，如果内地需要还可以调拨救济。
发展到同治、光绪年间，忻代商人逐渐崭露头角，开始涉足银钱业，而且规模仅次于晋中商人。发展到民初，规模甚至超过晋中商人。嘉庆四年，归化城等地有四十多家当铺，几乎全部是晋商在经营。清末民初，忻代商人的银钱业经营更加兴盛，“以山西祁太帮为最，忻帮次之（清时祁太帮为盛，民国以来，忻帮较盛，近年来亦不振兴），代帮及同帮又次之”。
到乾隆年间，忻代商人到达了内地商人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发展为颇具规模的群体，尤其是在塞外商界，影响力更是不容小觑。但是，忻代商人没有抓住商业发展的最佳时期，其热衷于用同乡的用人机制也不利于继续扩大发展，且后来的二元行政体制也使得忻代商人处境维艰。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时，盛极一时的忻代商人逐渐走向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