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希拉里和特朗普都自称是美国总统的最佳人选，但事实上，无论是谁当选美国总统，都不可能挽救正在迅速走向衰亡的美国。
这是因为，美国的衰落是结构性的：
这个伟大帝国的财政体系、人口结构以及意识形态都呈现出明显的不可逆崩塌，而其备受推崇却极为僵化的体制则正在无情地加速这一灾难性进程。
首先，美国的财政体系正在不可逆的败落。
自从比尔克林顿就任总统以来，在全球化趋势的推动下，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日趋窘迫。
一方面，随着产业的全球化外迁，美国政府曾经的重要税源的公司税迅速锐减，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局的报告，仅2003年，美国的公司税相比上年度就锐减了11.1%，到了2015年，曾经占据美国联邦税收总额近乎半壁江山的公司税收已经下跌到仅仅10%左右；
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的全球流通，以及避税体系的完善，美国超级富豪的合法避税已经蔚然成风，这严重损害了美国政府的财收能力。
据美国税收政策中心（Tax Policy Center）2016年公布的数据预计，美国前1%的富人平均个人收入在210万美元以上，他们交的个人所得税占到个人所得税税收总量的43.6%。美国前0.1%的富人只有115000户，他们的平均收入在940万美元以上，他们所交的个人所得税占个人所得税总量的20%以上。但随着避税体系的完善，来自富人的税务征收近十几年来正逐渐减少。
在财收能力锐减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不得不依靠更多的类债性税收（如社会保障与医疗保险）来弥补财政亏空。
根据美国财政部2015年8月的报告，美国的联邦政府的社保性税收已经从不足10%剧增到30%以上——但这无异于寅吃卯粮，同时也意味着随着财收的减少，美国的社保类征税将持续增加。
而且，随着奥巴马政府耗资巨大的福利计划推广，美国政府的财政能力正在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奥巴马8年执政期间，在美国经济整体向好的情况下，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就从10万亿迅速猛增到20万亿美元，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数字（资产仅为2.5万亿）。
联邦政府的停摆和地方政府的破产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同时公共项目（如警务、科研）和军事项目支出也不断缩减。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的财政体系正在呈现出历史上衰亡帝国的晚期特征：即随着社会经济趋势引发的缴税个体减少，以及既得利益集团凭借体制避税能力的增强，政府的财政能力迅速枯竭。
在奥斯曼帝国晚期，随着大航海引发的地中海商道断绝，以及贵族免税采邑的剧增，帝国政府的财政能力濒临崩溃，以至于无力负担军队的开支；在明帝国末期，随着外来白银增多引发的通胀，以及土地兼并的严重（即土地大量集中到免税的王公、士绅手中），使得明政府锐减的财政收入难以承担日常军事和行政开支，逐渐变成了日益退化的泥足巨人。
从历史上看，伟大帝国的毁灭往往开端于财政体系的崩溃，无论是崇祯朝饷银断绝的明帝国，还是18世纪初期财政崩溃的西班牙帝国、抑或是晚期负债累累的奥斯曼帝国，以及解体前向西方乞讨的苏联，都是以财政瓦解而显露出衰亡的迹象的。
今天，美国的财政体系在全球化趋势和体制僵化的推动下，正出现不可逆的解体，而这也标志着这个伟大国家的衰败。
其次，美国曾经稳定的族群结构正在或者已经倾塌。
数据表明，美国过去以白人为主的稳定人口结构，已经开始全面瓦解。
2016年6月，《华尔街日报》报纸援引最近最新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称，按人口年龄来看，在55岁以上的美国人中有3/4为白人，在18至34岁美国人中白人仅占56%，在未成年中甚至低于50%；从地域来看，全美36个州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370个县非拉丁裔白人人口不到全国总人口的一半。这些地区包括德克萨斯州沃思堡和奥斯汀市、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市、佐治亚州的萨凡纳市、加利福尼亚州的萨克拉门托市等大型城市。
更为糟糕的是，在拉丁、黑人等少数族裔总体经济处境恶劣的情况下，美国舆论界愈演愈烈的“政治平权”运动严重加剧了这些贫困群体的民族意识。
实际上，这些贫穷的美国少数族裔最大的问题在于经济贫穷而非政治弱势，美国主流舆论单纯强调政治上的平权，不但不会改善这些少数族裔的经济地位，反而会引导其将恶劣的经济处境扭曲归罪为政治上的不公，进而引发政治狂热并加剧族群的自我认同。
事实表明，随着奥巴马上台后拉丁、黑人等美国少数族裔“政治平权”运动的兴起，美国各个族群的民族意识都得到了迅速增强。
从某种程度上看，美国社会脱离经济现实的“政治平权”运动在贫穷少数族裔中产生的政治效应，类似于罗马皇帝卡拉卡拉不顾国内现实差异，强行推动的帝国“罗马公民权”普及，这刺激了帝国边疆族群对意大利财富的贪婪之心，引发了帝国的分裂和动荡，最终种下了罗马衰落的种子。
而美国社会族群分解趋势的加剧，实际上也意味着美国一旦衰落，不但不可能出现中国历史上的兴衰轮回，反而更可能出现类似于罗马帝国崩溃、奥斯曼帝国分裂和苏联解体等烟消云散的悲剧。
最重要的是，美国的社会共识和意识形态体系正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崩溃。
随着全球化引发的就业岗位外迁，以及非法移民对工薪阶层收入的冲击，美国社会的阶层矛盾和族群矛盾日益加剧。
全球化的产业外迁和非法移民的廉价劳动力，有利于美国的资本集团攫取高额的利润，却严重损害了美国工薪阶层特别是白人蓝领阶层的利益。
以制药行业为例，在美国一个研发人员工资,可以在印度招募五个，还不必负担福利金。高昂的利润驱使产业不断外移，这缩减了母国的就业岗位。
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人员RobertScott认为，从2001到2011年，美国至少有50000家制造业工厂迁往他国，超过230万的就业岗位流失海外。同时，非法移民的大量涌入严重冲击了美国国内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极大程度降低了美国企业的劳工成本。客观上说，在资本和人力资源全球化流通的过程中，美国资本界获利匪浅。
不过，美国的工薪阶层（以白人为主）却在全球化过程中损失惨重，沦为被遗弃的对象，生活状况急剧恶化。
2013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发表报告，分析1999至2013年间的美国人口死亡率。结果发现在这14年间，45至54岁美国白人的死亡率每年增长0.5%，同时，其他族裔的死亡率则是逐步减少；2015年皮尤数据则表明以白人为主的美国中产工薪阶层收入占国家总收入的比例，从1971年的62%下降到了2014年的43%。
实际上，在全球化财富再分配的过程中，美国社会各阶层在意识形态上已经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痕。
全球化过程中攫取的巨额利润，使得美国上流阶层愈发坚持对该进程的推动；而那些在全球化过程中被遗弃的美国工薪阶层，则愈来愈抗拒全球化，并产生了强烈的族群意识（他们也是特朗普的主要支持者）。这种利益引发的矛盾，实际上是不可调和的，而这也是此次美国大选矛盾如此激烈的根本原因。
更为严重的是，从美国上流社会对待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态度来看，美国社会的主流精英显然低估了那些全球化过程中被遗弃者的反抗决心，这无疑为美国政治体系的稳定性埋下了隐患。
在此次大选之中，特朗普无疑看到了部分现实，他备受争议的呐喊并非完全耸人听闻，而这也是他征服部分人心的关键，然而，美帝国的痼疾绝非特朗普这样生疏的医手所能治愈（实际上，他更可能造成破坏）。因为，这个伟大国家的财富早已枯萎，人心也早已沦落，那些励精图治者最多只会成为罗马的埃提乌斯，奥斯曼的恩维尔帕夏和英帝国的邱吉尔，却绝不可能成为再造国家的执政官西庇阿，苏丹穆拉德和将军马尔博罗。
而希拉里则更不可能有所作为，考虑到这位前国务卿人所共知的短板和把柄，她更可能成为别人的傀儡而非国家命运的拯救者，更何况她是否有这样的愿意也令人相当存疑。
毫无疑问，伟大的山巅之城正在走向崩解。那些沉醉在她美轮美奂文明光辉下的外国崇拜者们，就像罗马灭亡前夕，无限仰慕意大利城邦的英格兰的贵族；明帝国临终时刻，以敬畏的眼神望向北京的朝鲜士大夫。
然而，再伟大的帝国也终有衰亡之日，古人云“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从古至今，孰能免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