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籍律师若泄露国家安全机密 特区难追责
2022年11月28日夜晚，针对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一案聘用英国律师Tim Owen，香港特首李家超提请全国人大就《香港国安法》进行释法。12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国安法》第14条和第47条做出解释，海外律师如果参与涉及国安案件，要先取得特首发出的证明书。
吴小莉：我们想知道，黎智英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一案聘请英国大律师Tim Owen，风险究竟在哪里？这次的全国人大释法，您又怎么看？
汤家骅：其实这个问题有两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香港的法庭这次处理这个案件的时候是从一个专业的角度出发，去看这个外国律师的专业水平是否达到某个我们可以接受的程度，还有他的专长是不是香港所需要的。但是这个问题和国家安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国家安全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和保安的问题。
香港特区在回归之前是没有国安问题的，也没有一个全面的国家安全法律，所以这个国家安全的问题直到最近，透过《香港国安法》的通过，我们才开始关注，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是相当有限的。如果是一件国家安全的个案，里面所提及的资料就可能会影响国家安全，那么那个律师可能会知道一些资料。如果他打完官司后回到英国，他泄露了这些资料，影响到了我们的国家安全，特区政府可以做什么呢？答案是没什么可以做，因为他人不在香港，他也不是我们大律师公会的成员。
汤家骅：其实在Tim Owen的这个个案里，最近的事态发展是有点出人意料的。因为最近我们留意到这个律师团队在英国要求约见英国的首相，要求英国政府介入这个司法程序，来释放或者拯救黎智英先生。
这样的话，同一时间出现了几个问题，第一就是一个外国的政治势力或者国家有没有权力去干扰其它地方或者其它国家的司法程序？第二，从一个政治的角度去干犯司法程序是否违反法制的要求？第三，最重要的是没人知道这些律师见到英国的官员或者首相，实际上说了什么。
当我们说一个律师来香港为被告辩护，我们不只是说他出庭的那一刻，而是在说他接受了这个个案，帮这个人打官司所涉及的所有行为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国家安全，这个层面是远远大于法庭需要考虑的。黎智英案已经是一个实例了，这个律师团队根本还没来香港出庭，就约见英国的首相或者官员，要求对中国施压，要香港法庭放人，这个行为本身已经有很大问题。
吴小莉：您觉得他们这样做，国际社会能接受吗？
汤家骅：在国际法律原则里，全世界所有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法庭都是平等的，没有说英国的法庭高一点，中国的法庭低一点，或者中国的法庭高一点，英国的法庭低一点，这是过去几百年国际间法制原则的一个基础，不只适用于普通法，也适用于大陆法。如果英国罔顾国际法律原则，干预其它国家的司法程序，这是极不可取的，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汤家骅：大家也都需要明白，在港区国安法之下，香港国家安全委员会所掌握的资料是不会公开的，这是法律规定的。这个规定不只中国是这样，也不只香港特区是这样，全世界有国家安全法律的地方，都会有国家安全委员会，名称可能不同，但性质和职能是相同的。
以美国来说，他们有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政府中的一个最高级别的组织，主席就是美国总统，副总统、国务卿是成员。当一个国家安全问题不涉及刑事行为，或者不涉及人权争议，很多时候都是政府通过这些国家安全委员会，利用一些行政措施去处理的，政府的判断法庭一般不可以质疑。
2010年，美国有一个案例，叫做霍尔德诉人道法律项目组织案，在这个个案里，法庭要处理的就是某一个组织是不是一个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组织。美国政府在这个案件中声称，该组织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但是美国政府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因为很多时候在国家安全的问题上，政府所依赖做出判断的资料或者情报，很多时候都是不能呈堂的。在那个个案中，美国最高法院的判断就是法庭需要毫无质疑地接受美国政府对于国家安全层面的一些研判或者一些决定。所以这方面，大家要明白分别在哪里，我希望大家也都知道如果特区政府经过国家安全委员会所做出的决定和法庭所做出的决定有差异，这个不等于削弱了法庭的独立性或者挑战法庭的权威性。
此次释法充分显示国家对于特区政府的信任
有别于过去五次就香港基本法作出解释，此次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就《香港国安法》释法。
释法内容包括，无香港特区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是否可以担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辩护人或者诉讼代理人的问题，应取得行政长官发出的证明书；若香港特区法院没有向行政长官提出并取得行政长官就该问题发出的证明书，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应该履行其职责，就相关问题作判断及决定。
此次释法是否改变或增加了特区行政长官与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权，是否影响香港的司法独立，成为外界热议的焦点。
汤家骅：港区国安法的第47条本身已经提及这个证明书的问题，它不是一个新颖或者独特的东西，其实在普通法制度里或者我们以前的法律，很多时候都有。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有关基本法，我们特区自治范围以外的事就不是由特区政府去处理，外交、国防是国家处理。所以如果一个官司涉及外交、国防的话，其实是需要国家做出决定或者确认的，未必会用到“证明书”这三个字，但性质是一样的。
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此前释法的刚果案，刚果案就是一个刚果的国家企业在香港有一个民事诉讼，当时刚果的企业声称它是国家企业，所以应该得到国家豁免。但它是不是一个国家企业，应不应该有国家豁免，就不是香港政府或者香港法庭可以决定的，所以就由中央政府发出一个书面证明，其实这样的一个证明和我们现在所说的证明书是完全一样的，也和我们刚才所说的美国的个案，霍尔德对人道法律工程那件个案里，美国政府去确认或者宣称某一个组织是一个危及国家安全的组织，是完全一样的，不过可能它没有用“证明书”三个字。
在英国法律里有一个“皇家特权”，英国政府可以通过官员或者首相，就说某些资料属于皇家的专利，不需要向法庭披露，就算法庭出示传票或者要求他出庭，他都可以说对不起，他会声称依赖这个皇家特权。总之他有声称，法庭就要接受，这个基本原则和我刚才所提及的美国这个个案的处理方法，和我们现在港区国安法所处理的方法是完全一致的，原则是完全一样的。
吴小莉：有些人以为这次的人大释法改变或者增加了特区政府和国安委的职权，您怎么看？
汤家骅：正如我所说那个条例里面本身已经有相关含义，全国人大常委会只不过根据这个法例的含义去进一步描述。我觉得得出的结果充分显示了国家对于特区政府的信任，他们认为既然这条是港区的国安法，是“一国两制”之下的国安法，应该尽可能由特区政府去处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嘉许的态度，我也表示欢迎。
其实中央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是绝对有关注香港的某一些敏感的回应，我也相信特区政府会尽最大努力去做出合理的处理。老实说，如果你问我没释法之前，我光是看这条法律，我都可以和特区政府说，你们可以自己决定的，但特区政府可能说对不起，这个是全国性法律，不如先问一问全国人大常委会。
香港国安法制定过程 体现国家尊重“一国两制”
吴小莉：《香港国安法》在当初制定的过程中，有没有咨询像您这样的本地大律师的意见？
汤家骅：如果你将《香港国安法》和内地的国安法相比较，其实你会看到很大分别。《香港国安法》的写法，特别是在罪案方面，基本的、必须有的元素方面都写得特别清楚，这样的写法、处理方式，其实是有普通法风格的。因为“一国两制”，国家尊重香港，尊重“一国两制”，所以在处理这些条例的时候，已经充分考虑到普通法的法例，在刑事罪行的写法方面是怎样写的，所以我看到的时候可以说是有点惊讶。
吴小莉：就是超出了你的想象，原来《香港国安法》能够做到如此融合。
汤家骅：其实不是难事，而是一个决心的问题，还有你是不是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我觉得国家已经做到这点；第二，你说有没有咨询过我们？有咨询过我们，我们也有给意见，这些意见中央虽然不是百分百全部接受，但在一些重要的位置，我们都看到中央有接受特区政府或者我们个人的意见。这方面，我感到相当欣慰。
吴小莉：那会不会也有融合上的漏洞？
汤家骅：因为香港的法律制度是普通法制度，所以法官在解释和补漏方面是有一定功能的，所以我们不需要过于担心，当然如果出现一些大的漏洞，就要通过释法或者修法来堵塞这个漏洞。每一条法例都可以做到更加完善，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完美、不可改动的东西，随着社会的需要，随着我们对于法例的不断认识和改进，我对发展香港的国家安全法律有信心。
吴小莉：您曾经提到过《香港国安法》通过实施之后，部分的外国媒体和政客会攻击说香港已经失去了民主和自由，你说这是极不公平的说法，你也提到了特区政府在反击这些言论时，常常是长篇大论，这是没有用的，那应该怎么样才能真正说好香港故事？
汤家骅：多引用外国的例子去证实外国抹黑香港制度的双重标准，正如我刚才提及的那些个案，当你批评为什么香港国安委会提出一个证书，为什么法庭不可以质疑这个证书？最好的例子就是提醒他们，其实在你们的制度之下，你是用同样的处理方式，既然你也是这样的处理方式，你就不能质疑香港处理的方法。
当然官方提出的解释，很多时候会被很多人质疑，所以我们不应该低估民间的力量，因为民间的解释比较容易令其它地方的民间组织或者民众所接受，所以我觉得民间是有一定的责任的。我对于香港的律师会和大律师公会有很大的期望，希望他们担负起民间说好香港故事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