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影视剧的人都知道，正面角色其实特别难演，因为太正；做媒体的人都知道，采访对象中的工程技术人员特别难写，因为个性太平。而隆基绿能集团的总裁李振国先生，不仅做人特别正，属于典型的理工男，而且是一位妥妥的科学家。不仅是一位科学家，而且性格特别儒雅平和。更要命的是，如果没有一定行业理论功底，你可能听不懂他非常专业的技术词语和逻辑，而且他很少接受采访。
但是，真正遇到平和儒雅真实到没有采访戏分的李振国，我还是被震撼到了。
认识李振国，是在今年1月11日，陕西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报到的日子。
有朋友希望我在会上联系一下隆基集团总裁李振国先生，并且告诉我，隆基是世界光伏行业“老大”。巧的是，翻看了一下代表编册，我和李振国先生刚好编在同一个小组，且就住在紧隔壁。大约是当晚7点左右，我敲开了隔壁的门。
55岁的李振国戴副眼镜，头发花白，大约一米七五左右个头，穿一件极其普通的白衬衣，套一件寻常毛衣，脚上是一双起毛磨损的旧皮鞋，看起来起码有三五年了。他给我递了一支烟，接过一看，是九块五毛钱一盒的普通白沙烟。
李振国耳轮硕大，眼睛清澈，有佛相，身上有一股与众不同的静气。如果不说，你可能以为他是一位大学校长或博士生导师。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位儒雅学者，十年磨一剑，带领团队从只有十几台单晶炉的小厂，逆袭为行业仰望的“世界硅王”，打造了热血沸腾的隆基传奇。
这种睿智平静温和的气息，迥然有异于许多中国企业家激情昂扬的气质，却仿佛蕴藏更强大的力量。这种极致反差，促使我决心再访李振国。
1月31日晚10点，微信发过去后，不到二十秒收到回复：“马川老师好！我明天一早出差，2月4号回西安，4号下午3点左右可以在北郊公司见。”随手发来隆基总部定位。
一如其人。
隆基总部位于西安未央区尚苑路。三十年前，这里是渭河边的“草滩”，曾是荒凉的代名词。隆基总部的办公大楼不高，只有十层，外表谈不上金碧辉煌也谈不上别具一格。
单从外表看，我们很难将它与行业排名第一的高科技企业相对应。
李振国的办公室很简洁，没有午休卧室。办公室对面是一间同样大小的接待室，只容坐八个人。估计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中小企业老板的接待室，大小和装修之“雍容”都超过它。
相约这天，可能因为周六，事先无人和我们联系对接进门和接待事宜。我们依约按下午三点整到达隆基总部大门口，正仿徨间，李总秘书准时打来电话，接我们进去。
就这样，平淡如水的两次相见，之后是醍醐灌顶的畅聊，了解了他平静拒绝金融、房地产、矿产资源等赚快钱的诱惑、心无旁骛走专业主义的理性秉持，也近距离感受到他在职场上的“斗士”精神和内心世界真实的“佛系”品质。
这一切，促使我提起多年未动的笔，仅想以平铺直叙的简单笔触，书写一个非专业人士、普罗大众视野所看到的李振国，写写这家传奇企业背后的故事。
“命定”半导体的天才科学家
1968年10月，李振国出生在河南许昌。
他在农村生活到12岁，得益于国家的“农转非”政策，和母亲随城市工作的父亲离开了农村，来到城市。
父亲对李振国的影响是巨大的。
小时候的他，贪玩调皮，然而父亲家教却异常严厉，所以他打小没少挨揍。一次，他在学校数学竞赛中获得第一名，得到一个写字盒，他高兴地回家与父母分享，不料父亲没给他好脸色。
又揍了他一顿，因为他：
只得了30多分。
作为当时村里唯一的大学生，父亲清楚，只有上大学，才能改变命运。几番思索后，父亲决定让他转校，给他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
起初，李振国也像很多同龄人一样产生逆反心理，然而随着年龄增长，他逐渐明白父母的良苦用心，奋发图强，考进了兰州大学。
80年代，能考上大学的人少之又少，更何况兰大这样的重点高校。
也是造化弄人，原本李振国报考的是化学系，但因为未达分数线，进入了物理系，学习半导体专业。
谁能想到，这美中不足的“滑落”，改变了他的一生。
大学毕业后，李振国分到陕西华县一个叫做华山半导体材料厂的国企工作。第一份工作就是专业领域的“单晶硅研究”。由此开启他的陕西生涯。
这里工作不忙，工资也稳定，李振国本可以安于现状，但接下来的大事，改变了中国。
两年后，邓小平南巡讲话，大批知识分子受此影响，下海经商，时称“九二派”。李振国也受到鼓舞。
因为他对其他行业一窍不通，只懂半导体材料，于是就辞职到了他爱人的老家——山西临汾开了个小厂，做半导体器件。
1995年，西安理工大学有个校办工厂，有单晶炉。但他们缺少技术人员，不懂怎么制备单晶硅，于是邀请李振国帮忙搭建单晶基地。
次年，李振国包下单晶基地，指标是一年给校方交90万元。
创业初期，日子很难，李振国向亲戚朋友借遍了钱，揣着借来的千元贷款坐绿皮车，卧铺价格高，担心睡着会丢钱，他就钻到硬座底下睡觉。
承包的结果，第一年李振国的产品就出口到西门子公司，赚了140多万，上交90万后自己还剩几十万元。
这相当于李振国创业后的第一桶金。那一年：
他28岁。
1997年，西安理工大学与航天771所合资成立西安骊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由李振国负责筹建和管理。他为人真诚质朴的性格，顺利为企业引来一位香港股东。
不过，很快双方理念发生分歧。这位港商看到市场风向，希望借这个平台去做更赚钱的房地产，但李振国却认为应走专业化路线，双方争执不下。
最终，“一根筋”的李振国，选择“单飞”，另起灶台。
2000年，他叫上兰大老同学李春安，在西安创办西安新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也是这一年，德国首部《可再生能源法出台》，计划通过高额补贴大力扶持本国光伏产业。由德国开始，荷兰、意大利等一批西欧国家开始了光伏发电的产业化之路。中国光伏企业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光伏的春天来了。
隆基“三剑客”和一个越洋电话
虽然新公司规模不大，但当时行业机会较好，凭着简单加工贸易的模式，新盟电子业务有了起色。
李振国一度信心满满，趁热打铁为公司安排好几个项目。
结果，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公司管理团队不完善，加上李振国决策失误，导致几个项目，都惨遭“滑铁卢”。
屋漏偏逢连夜雨。
2003年，李振国向乌克兰的一家客户出口了两个货柜多晶棒，一个货柜有7吨，两个货柜一共14吨，价值200万美元。这对刚成立3年的新公司来说，是一个大单子。
可将多晶棒送到乌克兰之后，因为一些技术性原因，对方要求退货。
又因为李振国对海外保管和运输经验不足，一直折腾到2004年5月，才把两个货柜运回国内港口。
本以为这一单砸到手里了。万幸的是，多晶棒抵达港口后，包装都没拆，就被另一家国内光伏企业以3倍价格的600万美元买走了。
李振国没有被意外惊喜冲昏头脑，他知道这次“逢凶化吉”，是运气。
运气不是每次光顾你的。
他反思，“一个人拍板说了算，的确是个很爽的事，但那也意味着你正确的决定会被很快执行，而错误的决定也一样会被很快执行。你干对了99件正确的事，架不住一件大的错误的事，这个企业可能就完蛋了。”
他决定引入股东，形成集体决策的制衡机制。
2006年，李振国给老同学钟宝申打了一个越洋电话。
钟宝申是李振国的同系校友，也是老乡，是大学起就做“小生意”的商业强将。在校时，他们几个好友对老校长江隆基非常崇敬。
江隆基是陕西汉中西乡县人，最早在延安时期就搞教育，后在北大做党委书记，1959年下放到兰大做校长。江隆基坚持真理、讲真话，他在兰大期间，是兰大教育比较辉煌的一个阶段。1966年，在那个特殊年月，江隆基受迫害去世。兰大为了纪念他，为他塑立了一座雕像。
1990年，临近毕业之际，李振国、钟宝申等几个伙伴曾在江隆基雕像下许诺，如果未来能共同创业，名字就叫“隆基”。
接到李振国电话时，钟宝申正在马来西亚出差，李振国提到想到海外购买一批二手单晶硅，并表明想拉他入伙的想法。那个时候，钟宝申已是公司年销售额5亿的企业家了。
回国面聊后，老友彼此鼓励，一拍即合。双方都坚信，光伏是一个有着巨大潜力的行业。随即，钟宝申放下在沈阳的事业，来到西安与李振国一同创业。
此时，李振国、钟宝申、李春安，三个后来被称为“隆基三剑客”的河南老友齐聚一堂，将16年前的约定兑现为现实，他们专程拜访了江隆基的女儿江亦曼，征求对方同意并书面授权后，西安新盟电子自此更名：
西安隆基。
隆基兰大校友讲述会暨隆基兰大校友捐赠仪式上，右一钟宝申、右二李振国、右三李春安
一个好汉三个帮。李振国为人大度，胸襟开阔，他将性格更加冷静沉稳的钟宝申推上了董事长座位，自己则出任总裁。
在公司里，李振国精力主要在开发和维护重要市场客户，以及公司重大事项决策；钟宝申则负责战略规划、经营管理和技术研发等。
珠联璧合之下，隆基的逆袭好戏，开始上演。
一生只干好一件事
彼时的光伏产业，面临多晶硅与单晶硅的“路线之争”。
所谓多晶硅，是由沙子经过化学反应提纯而来，可制成光伏面板；以多晶硅为原料，就可拉制出单晶硅。后者效能更高，但成本也高。
2004年以前，单晶硅是光伏主流的技术路线，但由于成本问题，应用于发电不能取得显著经济效益，因而发展缓慢；2004年之后，大量企业涌入光伏行业，大都选择了技术门槛更低的多晶硅路线，占据市场份额一度超过80%。
而李振国始终执著单晶硅，多少显得“不识时务”。
这种坚持，源于他“只了解单晶”，也源于他对市场“长期主义”的坚信。
他和钟宝申都坚信，光伏产业的本质，是不断降低“度电成本”（即实际上网一度电的综合成本）。尽管单晶硅成本高，但转换效率更高。从长远看，单晶硅成本一定会降下来，成为“度电成本”最低的方案。
此时，有一个降低生产成本的关键技术——“金刚线切割”进入他们视野。
2000年之前，硅片切割就像切萝卜一样，一次切一片，生产效率低，刀口损耗也大。2000年后，行业推广了一种名为多线切割的形式，切一刀耗费大约9到10小时，切割一吨硅棒要消耗300公斤钢线、300公斤碳化硅粉和300公斤聚乙二醇，浪费很大，效率也依然不高。
但如果将用在蓝宝石切割上的“金钢线技术”拿过来，切割一吨硅棒，除了40公斤金钢线外，不需要任何其他辅料。但当时，金钢线核心技术都掌握在外企手中，国内从金钢线、切片机到监测设备，整个产业链缺乏供应企业。
从第一性原理来说，他们认为，金钢线是切割的终极方案，如果解决技术和规模化的问题，其成本优势就会凸显出来。
2011年，隆基将金刚线技术研发提上日程。承接这个艰巨任务的便是隆基的兄弟公司——大连连城数控。其成立于2007年，创始人和实控人正是钟宝申和李春安。
这是一步险棋。
当时隆基股份尚处于亏损，公司又刚刚上市，如果因为研发金刚线再出现亏损，后果不堪想象。
起初5个月，隆基一直在“倒贴”，把金刚线切割出的硅片按照传统模式砂浆切割的成本在卖，为的就是推广技术，以求技术成熟后，成本下降。
当时，整个管理层都战战兢兢。关键时刻，钟宝申和李振国商量，允许切片厂每年亏损4000万。
吃下定心丸后，战略被坚决推进。
没想到，不到半年，隆基就基本打通了金刚线切割技术路线。他们不但不再亏损，还推动其成为国内光伏企业标配，帮助同行建立起金刚线技术生产链。
这一历史性突破，使单晶硅切割速度提升90%，不但填补了隆基的加工缺口，打破了外企技术垄断，更是每年为中国光伏企业节约成本300亿人民币左右，相当于：
每年建造五个鸟巢和水立方。
金刚线技术的全面推广，导致单晶硅片制造成本大幅降低，也巩固了中国光伏产业的全球地位。
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单晶硅片产量占比提升至65%，超越多晶硅片。衡量光伏产品的核心要素——单晶的度电成本，开始逐渐占据优势。
隆基坚持推进的单晶PERC技术，引领开启了光伏3.0时代，彻底改变了行业格局。
缘何情定陕西？
如今的隆基，在省外乃至国外的影响，已是巨无霸的存在。外号“光伏茅”，意指在股票市场上它的价值相当于茅台酒。
回顾当初，其之所以情定陕西，不乏省市层面对于隆基的大力支持。
有一段时间，隆基曾为选址“徘徊”。
那是西安隆基成立之初，还是租用的西京公司的厂房，后来搬到航天基地，一度寻求入驻西安高新区。
遗憾的是，高新区已经没有土地。多年后的2021年，李振国再次见到当年时任高新区管委会项目负责人时，已是主政一方的这位善良的女书记，还表达了无限的惋惜。
彼时的陕西，还有一个劣势，电价比较高，各种生产要素和产业政策相比一些省份优势不足。出于成本考虑，隆基一度在宁夏银川和云南省“左冲右突”。
他们在宁夏建了一个单晶厂，2016年起又相继在云南建了四个基地：宝山、丽江、曲靖、楚雄。
转折点发生在2015年。
那一年最高领导人访问美国西雅图，时任陕西省长娄勤俭带领的陕西代表团中，就有李振国。
在陕西团与西雅图陕西商会的交流会上，李振国代表陕西企业发言，简单介绍了隆基的发展和愿景。他的国际视野和思维震撼了娄省长。
娄勤俭当时直接拍了一下李振国的肩膀，感叹地说隆基在海外的名气比在国内大，在陕西省外的名气比在省内大。
他当即表态：陕西一定要大力支持隆基。一定要想办法，在陕西给隆基找一个发展的地方。并嘱托李振国说，咱也是能源大省嘛，对电价有诉求你找当地！
后来，李振国也去陕北等地考察了一些地方，但招商理念并不尽如人意。
2016年12月，王永康履新西安市委书记。
王永康来自浙江，熟悉东南一带的招商政策，也是理工科出身，对科技创新企业很重视。他看过隆基的条件，认为这些都是招商引资的常规条件。在他大力推动下，一些政策通道被打开了。隆基在西安的好几个重大项目，比如落地航天基地的13GW电池项目，落地高陵的5GW电池项目，光伏组件项目，都是在这一时期落地的。
令人感慨的是，这一切变化的发生，并非在于隆基与相关领导有多么深的交集。
彼时的李振国频繁奔波于海外市场，王永康曾去公司多次调研，二人一次都没见过。
我和李总有个共同认知，就是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就是对企业最大的支持，最好的营商环境就是法治下的市场经济。而作为文化教育科技人才和资源大省的陕西，其实营商环境和开放理念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最近几年，陕西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令隆基非常欣慰，当初扎根陕西的决策，现在看是对了。
随着隆基越做越大，省委省政府正从各个层面，加大对隆基的支持力度，最近几年也在电价方面积极协调。
面向未来，李振国透漏，将有一些新的大项目，在陕西推进。
从“世界第一”到造福人类命运
坐落三秦，纵览天下，李振国和隆基的下一站，是哪里？
实际上，他们的成就，已足够自傲。
2015年起，隆基便已成为全球单晶硅片第一厂商。
其坚持推进的2020年，隆基成为全球首个组件年出货量超过20GW(1GW=1000兆瓦=100万千瓦)的太阳能科技公司。这样的出货量，若将其建成光伏电站，相当于一年里为人类又贡献一座：
三峡水电站。
也是这一年，隆基联合行业六家头部企业发布M10硅片标准，推出第五代高功率组件Hi-MO5，该设备适用于超大型地面电站，效率超过21%，迄今已销往94个国家，覆盖六大洲。
就在去年下半年，隆基自主研发的硅异质结电池，一个多月内三次刷新世界纪录，转换效率达到空前的26.81%。
隆基累计获得专利1808项，员工近7万人，公司市值最高时突破5000亿，年营业额突破1200亿。新近一个财务年度，有望再诞生四个百亿级的子公司。
自2018年至今，李振国本人也已蝉联四届陕西首富宝座。
但即便在光伏行业已“一骑绝尘”，我看到的李振国，并未“躺平”，依然如初入商业场的创业者一样，每日星夜兼程。
2019年11月，李振国回访隆基比利时光伏项目
他每天工作时间超过十三四个小时，疫情未发生时，他每年谈合作跑市场平均飞机出行200趟左右。
更令人触动的是，他依然如当年那个站在老校长雕像下时的知识青年那样挚纯。
他没有任何“老板架子”，吃饭不讲究，很多时候就是一碗面。
去年8月，有媒体记者前往隆基采访，记录了一个细节。中午在公司餐厅吃饭时，李振国排在队伍最后面，几位隆基员工看了他一眼，若无其事继续打饭，丝毫没有要让的意思——在企业文化追求开放、包容、平等的隆基，大家对这种领导与员工一视同仁的情形，已经习以为常了。
他不计较任何俗世所看重的身份、虚荣，他的眼里，似乎只有星辰大海。
我问了李振国一个问题，做隆基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他说了四点，其中后三点是：
遇到战略决策和疑难问题时，遵循埃隆·马斯克说的“第一性”原则（即找到事物的本质）和立足未来两个原则；
一旦确定方向，就进行大规模研发投入，构建核心竞争力，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
始终坚持稳健高效的经营策略，控制风险。
李振国总结说：“其实就是一点，尊重了规律和常识。”
如果说这三点是成功之“术”，那最令我震撼的，便是他讲的第一点，那是一家企业通往伟大的康庄大“道”：
这是一个善意的事业，一个有助于整个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事业，让我们能够集中全部资源，持续深耕。
那么，当年将董事长大方出让给钟宝申，这样的合作模式会否因为利益不同或价值观差异，导致企业以后发展的内耗？目前合作愉快吗？
李振国坚定地回答：合作当然很愉快！钟总对很多前瞻性事物洞察很敏感，他较高的认知事实上促进了隆基的快速和稳健发展。
我最后问他：你最敬佩的中国企业家是谁？
李振国毫不犹豫回答：“任正非！”
“是任正非不惜代价地进行科研投入吗？”
李振国回答：不仅仅如此，“关键是任正非解决了企业长远发展的高效科学的企业管理制度”。
他的一番回答令我感慨，特别是，作为一个老媒体人，数十年工作经验，让我见到了太多企业圈的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我见过没有产品没有团队只有一个空壳公司和巨额债务却自诩“企业家”的“成功人士”，见过一口一句全部财富可以捐给国家但对朋友承诺可以十诺九负的“慈善家”；也见过办公室金碧辉煌出门前呼后拥好似古代官员的“现代商人”；还见过拥有百亿级财富却后悔此生最大遗憾是把公司推上市，导致财务透明无法将更多利润囊入怀中的“业界巨头”……
两相对比之下，这样的李振国，太少太少了。
什么是中国的高质量发展？什么是中国的绿色发展？什么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力量？
我以为，首先就是要让这样的李振国，这样的隆基多起来。
拥有更多这样的高质量企业、绿色企业、以造福人类为己任的伟大企业。
隆基参与的内蒙古库布齐“光伏治沙”项目
把时间倒回2018年，还是5月，成为清华企业班学员的李振国在剑桥大学学习了四天，原三一学院的副院长给他们讲了一门课程叫：“2050年的地球”。
课堂上老先生对地球的未来满怀忧虑。同年去世的物理学家霍金，生前也有过类似预言，“2060年的时候人类将被迫离开地球”，因为地球生态环境已不再适宜人类居住。
这节课对李振国触动很深，“当时我们在课堂有一些讨论，我觉得这些地球上最伟大的头脑，他们有这种责任感或者担忧，令人感佩，但他们对光伏的作用，低估了。”
这次剑桥之行，李振国想得更远了，他开始思考，“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光伏改变地球：完全清洁的生产过程和足够低的度电成本。”
他开始畅想这样的场景：
在海边用光伏能源，进行大规模海水淡化，同时用光伏能源建设阶梯级抽水工程，将淡化后的海水提升起来，送到荒漠地区，这样就能：
让荒漠变成绿洲！
他甚至和团队测算：“如果全球70%的沙漠变回绿洲，就可以把人类出现以来所有的碳排放吸收固化，可以将地球修复到人类出现之前的状态！”
为什么这项工作之前没有人去想？是因为它需要天量级的能源支撑，而传统意义上的能源是有限的，也意味着碳排放，因此是一个“死结”。
但如果未来光伏制造也实现了零排放，那么“光伏”，就完全可以推进这项“地球生态修复”计划！
这一石破天惊的想法，其惊艳程度，甚至一点不亚于刘慈欣笔下的流浪地球！但它并不是科幻小说，而是初心本在于“成为科学家”的李振国的现实计划。
这一年的12月，第24届联合国气候大会上，隆基发布“Solar for Solar”的绿色发展理念。Solar，太阳能之意。Solar for Solar，即用太阳能制造太阳能，核心理念是在光照资源好的地区建设光伏制造厂，白天用太阳能电站为工厂供电，夜晚用抽水蓄能电站，为光伏制造工厂供电，从而实现光伏制造的“零排放”。
也是从2018年起，隆基开启了氢能产业链的战略性研究；2021年3月，正式成立氢能科技有限公司……未来的隆基，将推动绿电普及，以光伏制得的绿氢为二次能源，扩展到交通、日常生活、建筑、化工能领域，达成“绿能社会”。
为了进一步降低光伏发电成本，李振国设立了一个自己兼任院长的“中央研究院”，将陆续引入4000名高端科研人才，今年研发投入有望突破70亿元。
在内蒙古库布齐沙漠，隆基已开展一个“光伏治沙”项目，实行“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板间养殖”。去年，隆基还前往沙特，计划助力当地打造“光伏+氢储能+绿化沙漠”模式，实现能源转型。
2022年5月，隆基在一纸公告中宣布更名：隆基股份，更名隆基绿能。
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向着满是阳光的“绿色未来”迈进。
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向着人类五百多年工业史“历史欠账”逆天改命的宏梦。
为什么儒雅如斯的李振国，身体中会有如此强能量？
我敬佩却也迷惑着，直到我看到李振国早年一篇自述，在那个贫瘠的年代，还是农村娃的他，最盼的是过年，那成为全家最坚实依靠的父亲，就能回家了。
父亲带回来的不仅是美味，更令他期盼的，是父亲会给他讲故事，那是他童年最宝贵的精神食粮。
他印象最深的，是父亲讲述的“美猴王”。这是裂石劈天、气冲斗牛的一个英雄男儿的传奇。
那是他童年最崇拜的神话人物。
我豁然感觉到，不认输、不信命，敢于打破一切桎梏，李振国似乎就是带着与那大圣一般的果毅与雄志，走到了今天。
现在，他要去开辟他的遍是阳光和田园的绿能世界了。
我相信，他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