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场上，领军者的认知和能力对战局走向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商场中，企业家的认知和能力同样左右着企业的发展前景。人的认知范围和水平受制于人的视野、格局、知识结构、阅历和思维方式等，人的能力来源于人的知识积累、实践训练和学习态度等。在这个开放、发展、竞争的时代，优秀的新晋商凭借超越他人的认知广度、高度和深度以及出众的能力脱颖而出，或蒸蒸日上，或螺旋式上升，成为引领新晋商崛起的翘楚。但从新晋商整体来看，无论是与明清晋商的历史贡献相比，还是就当前新晋商与国内先进地区企业的现实差距而言，认知与能力的差距都是制约新晋商发展的主要原因。
一
认知范围与高度局限决定了发展空间局限
1.打开视野才能拓宽认知范围
明清晋商走出山西，看到了外面的大世界，才有了识别和捕捉机会的可能；回归晋商大院，不再看得到外面世界的变化，就在新旧更替当中失去了机会；马云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初去美国交流访问接触到了互联网，所以较早看到了在中国创办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机会。新晋商中的远勤山、田玉成等，都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远赴沿海发达地区创业，因为打开了视野，才建立了对摩托车、汽车产业的认知，才形成了经营管理企业的先进理念，才得以不依靠山西的资源禀赋，做出了山西百强民企中少有的非资源型企业。优秀的二代新晋商因为走出国门，走出家门，才能将国外文化与中国文化相融合，将旧产业做出新花样；才能在广阔的新天地，做出崭新的芯片产业；李猛、张晋芳等成为二代新晋商的典范。打开视野，就拓宽了认知范围，就为识别和找准机会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2.放大格局才能提升认知高度
明清晋商的时代是小农经济时代，商人不被社会主流价值观所接纳，发展空间狭窄。晋商在外出经商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只为自己私利、只凭一己之力做生意既不可持续，也无法做大，意识到在更广阔的空间里广结人缘才能广开财源，让出利益才能互利共赢。突破了小农意识，放大了格局，才使认知达到了新高度，才有了以义制利的经营理念、家国天下的责任担当，才有了为事业发展奠定深厚人力资源基础的东掌制和突破自有资本约束的联号制，也才有了晋商超越商业利益之外的社会贡献。市场经济时代的优秀企业家都有利润之上的使命感，不在利润里打转，才能把握企业发展的底层逻辑，高瞻远瞩，引领企业与时代同行。新晋商中的李安平、张来栓、薛靛民、路斗恒、张文泉都有超越利润追求的大格局，因此形成了对企业发展的远见卓识。李安平将经商的人分为三个层次——生意人、商人和企业家：杯子1元买进，2元卖出，赚1元，此为生意人；杯子1元买进，1.2元卖出，每个赚0.2元，以此换取更大的市场，此为商人；想办法将杯子以0.6元的成本做出，卖0.8元，以此增进社会福利，企业获得创新带来的回报——利润，此为企业家。张来栓说：“给右玉县捐一个城市会客厅，是企业为社会做贡献；投资帮助儿子去发展中国的芯片产业，也是为社会做贡献；被社会认可的企业，才能越办越好。”薛靛民说，“先好好做事，把钱看淡一些，把赚来的钱用于做事，企业才能长久”“国家安定，企业才能发展。”“不要仗着企业有贡献，就去找政府要钱。”路斗恒说：“企业发展靠的是当地的资源，为当地百姓做一些贡献，把文物发掘和修复当作自己的责任，是对社会的回报，也是企业发展的道。”张文泉说：“戎子酒庄不是我的产业，是社会的产业，当作社会的产业去做，才能做出中国的酒庄。”
3.保守狭隘的认知限制企业的发展空间
人是社会人，企业是社会组织，这是管理学对人性的假设和对企业的定位。人只有融入社会，从与社会的互动中获取信息和资源，才有发现机会利用机会的可能性。企业的目的在企业之外，企业的存在建立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基础上；管理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要严肃而现实地确认和预测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社会认同我们的工作吗？就新晋商企业而言，因为山西地处中部，很多企业局限于相对闭塞的环境中，“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因此如盲人摸象，看不到世界的全貌，自然无法形成全局视野下见微知著、临机而断、因势而起、待机而变的认知，发展空间因此无从打开。很多企业都是小心翼翼地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即使到了工业文明时代，仍然是农耕时代的小农意识，达不到超越企业自身的认知高度。不愿与人合作，不能从社会需求社会问题出发思量企业存在的理由，企业就超越不了生意人和小商人的边界，创新发展的空间自然受限。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道德经》对自然万物的发展规律也有这样的论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世间万物阴阳相生，按规律行事，就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有失就有得，让出了好处才会得到好处。
二
认知程度浅近使得决策表层化
1.人的知识结构和阅历影响认知的深度
如果说这个世界的人和事是一座漂浮在水面上的冰山，那么人对世界的认知水平的差异就表现为对水面以下的部分认知的程度，可以称之为认知的深度。自然科学研究的是精确的自然规律，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规律，心理学研究的是人的心理活动规律。科学研究探究规律，就是为了获知冰山下面的部分，掌握了这个部分，就能预知看得见的活动。但要达到掌握规律、洞悉原理，只有两条途径，一是学习，二是领悟。管理的特征是科学性加艺术性，不是艺术性加科学性；没有科学性作为基础，艺术性只会是经验主义的直觉、沿袭和模仿，难以突破、创新和升华。科学性加艺术性就是学习加领悟的结果。企业经营管理既需要自然科学中的科学技术，又需要社会科学中的人事协调，也需要心理学中的通达人性；所以，首先要不断学习，建立起完整系统的知识结构；其次，还要经过社会历练增进对实践的领悟，在学习与实践的不断交互中，实现由知识到智慧的升华，才可能增加认知的深度。
2.人的思维方式影响人对复杂问题的认知深度
所有社会问题的产生、发展和结果，往往都有其错综复杂的成因，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人的维度，每一个维度下可能都能找到几条清晰的逻辑线，但当所有这些线条交织成一个既有互相促进又有彼此牵制、既有因果循环又有量变到质变、既有内在规律又受外界干扰的网络时，要理清头绪，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就需要人能突破静态思维、单向思维、线性思维、收敛思维，建立起系统思考的思维方式。系统思考是一种全面、整体、动态的思考方式，是按照系统观，把所有的前因后果整合为一个大框架，去除繁复枝节，保留核心脉络，建立起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一个因果链条。系统思考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思维习惯，如果人能够有意识地训练自己的思考方式朝着系统思考的方式发展，逐渐就会形成系统思考的习惯。能够系统思考，就能增加对复杂问题的认知深度。
任武贤，医学院毕业后，做过制药厂的技术员、技术科长，30岁时就接任芮城制药厂厂长，之后又获得经济管理硕士和法律硕士学位，对企业发展的历程既能理性分析其成功之处，又能客观反思成长过程中的失败案例，对与竞争者的差距也毫不讳言，对行业未来发展的判断和企业的机会，都有自己的深层次思考，正是其既有技术背景又有管理和法律知识的知识结构和30多年的药企从业经历，以及对国内外环境、医药行业和企业自身的深入思考和理解，才使亚宝药业始终以理性决策走在稳健发展的路上。薛靛民，20岁时就开始经商，跑过运输，办过洗煤厂，1992年组建阳光焦化集团，既是企业老板，也兼任省政协委员和运城市政协副主席，薛靛民所有的知识和阅历基本上都来自实践和边实践边学习的积累；他说，阳光焦化多少年来一直就做一件事，就是研究行业。对这个行业的发展规律和未来走向有了清晰的判断后，如何做好企业，既有企业视角的战略布局，又有国家经济发展视角的政策性因素考虑，所以阳光焦化才能以理性决策，始终是新晋商企业中的佼佼者。
3.认知深度不够削弱企业决策的理性
培根说过：“实践之规则,生于因果律。”德鲁克也说过：“管理从根本上讲，意味着用智慧代替鲁莽,用知识代替习惯与传统,用合作代替强制。”只有对各种现象的深层规律有所认知，对复杂的社会问题能够系统思考找到主线条，企业决策才能有理有据，才不会因为无知无觉撞上冰山，也不会因为简单思维导致顾此失彼、因小失大，养痈遗患。对新晋商企业来说，市场竞争的规则就是优胜劣汰，可能曾经靠机缘、靠政策、靠资源积累了发展的资本，但随着游戏规则越来越完备，原来的那一套已没有了多少空间，只有按规则理性行事，才是王道。从改革开放之初走到今天的优秀新晋商，都有其不断积累所达到的超越别人的认知深度，才能带领企业稳步发展，少走弯路。但就新晋商整体而言，大多数新晋商都是草根起家，凭借超越他人的商业敏感度，抓住了改革开放之初的政策机遇，决策思路大而化之，在越来越完备的市场竞争规则和越来越高层次的认知门槛面前，深感难以驾驭企业的未来。因此，有意识地建立起完整的知识体系，不断在实践中思考、总结和提炼，走出去增加阅历，培养系统思考的习惯，以此增加认知的深度，是新晋商必须跨越的门槛；如果跨越不了，没有理性决策做支撑，新晋商的崛起可能就遥遥无期。
三
能力修炼不足导致既无“虎气”也无“猴气”
1.对不确定性的掌控能力不足导致决策被动无“虎气”
明清晋商所处的时代是农业经济时代，重农抑商是基本国策，经商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一条律令可能就时来运转，又一条律令可能就灰飞烟灭。如何熨平政策起落的波峰与低谷？时来运转时，需要足够的能力对可能的变故作出预测和判断，并未雨绸缪，这种能力归根到底是一种对企业发展趋势的驾驭能力；灰飞烟灭时，需要足够的能力面对现实并从石头里开出花来，这种能力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定力和绝处逢生的能力。晋商依靠的是对外始终耳聪目明，寻找所有的可能性；对内始终专心致志，将可能的变为可行的，也就是靠德鲁克所指的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在守业中创业，在创新中创造顾客。寻找所有的可能性，才可能驾驭趋势；专心致志做自己的事，根基牢固才能有定力；将可能的变为可行的，才可能绝处逢生。决策始终走在变化的前面，赢得主动，免于被动，就是明清晋商在不利的商业环境下长盛不衰的能力密码。
新晋商的时代是商业文明时代，无论是制度环境还是社会文化环境都与明清时期不可同日而语，但科技革命、互联网浪潮、经济危机、大国博弈、气候变化、兼并破产，每一种变化中都蕴藏着无数的不确定性，与明清时期相比，环境的不确定性有过之而无不及。山西省内新晋商大多处在传统煤焦冶铁行业，产业兴旺时以为自己能力出众，产业下行时埋怨政策不近情理，坚持不下去时就改弦更张，哪里是热点就扑向哪里。没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主动性，没有静下心来修炼内功打好人力物力财力基础的主动性，没有专注一行刻苦钻研的主动性，所有的行为都浮于表面，没有积累起真功夫，不能像老虎般主宰丛林，决策总是被动的，总是来不及思考也不会思考，就仓促潦草应战，自然没有章法没有力量，落败就是大概率。所以，新晋商要在新时代崛起，首先要眼光向外，其次要积累知识，第三要有向实践学习的专注态度，积累“虎气”，练就掌控不确定性的能力。
2.资源整合能力不足导致行动乏力难“虎气”
明清晋商起步时，没有可以依仗的资源，为了发展只能想方设法寻找资源、构建资源和利用他人的资源，包括在产销区构建有形的供应渠道和市场渠道与无形的信誉等各种市场资源，利用合作伙伴的财力资源、人力资源、社会资源，利用政府的政治资源、公共产品资源，利用顾客和同乡的社会资源，利用本地优秀读书人的人力资源等，将所有这些资源统筹协同、互相强化，并为我所用就是资源整合能力。省内新晋商起步时，大多依靠自然资源，只要政策允许，能够靠社会资源拿到自然资源使用权，就万事大吉，其余的资源似乎也用不着，所以认为寻找资源、整合资源并非必选项，对资源的概念除了自然资源以外，最相信的是立竿见影的政府支持和银行贷款，对其余资源没有多大的关注度，甚至也不大相信。省内新晋商不善于与人合作，只愿将聪明才智用于自力更生，与此不无关系。有些新晋商常说的一句话是：要钱没钱，要人没人，所以空有一些想法，难以实现。这就是资源整合能力不够导致行动乏力的表现。即使心有猛虎，也难成王者。
有人将这个时代称为资本时代，资本以其杠杆撬动地球的能力已成为当代企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强大助力，新晋商只有打开思路，去借助资本的力量，突破自有资源限制，才可能在竞争中“虎气”起来，站稳脚跟。汉高祖刘邦曾问群臣：“吾何以得天下？”群臣回答皆不得要领。刘邦遂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而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人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新晋商只有敞开胸怀，去网罗优秀的人力资源，才能突破自我能力的约束，以人力资源去获取和激活其他资源，以王者之力，实现创新发展。
3.应变能力不足导致行动迟缓无“猴气”
山西地处中原，有深厚的文化积淀，所以山西人整体上有中国儒家文化的中庸观，行事不冒尖，追求四平八稳。曾经一段时间被世人广为诟病的暴发户“煤老板”形象事实上是当时社会因为煤矿安全事故和煤老板先行致富的反差，经媒体的夸大引导，对新晋商的一个误解。晋商从古至今都崇尚礼义，为人低调谨慎，即使是已被贴上标签的煤老板，深入了解之后，他们身上的气质也与暴发户不沾边。但山西人的这种性格，也导致无论是晋商还是政府官员和工作人员，都是规矩有余、灵活不够，二者在交往中互相强化，使得新晋商没有闯劲，不敢冒险，惯于在政策规制下，安分守己做生意，甚至不愿打、不敢打也不会打擦边球。所以，即使看到了机会，也看准了机会，往往不会第一个出手，会等一个合适的时机，哪怕只赚到中等；不愿去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即使因此可能一朝暴利。所以，与浙商粤商相比，在机会稍纵即逝的当代竞争环境下，显得应变能力不足，行动迟缓，没有猴子般的机灵，难以成为先行者。
——选自《世界晋商发展报告（2022）》
作者：
杨菊兰，山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