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临汾是唐尧古都，史称平阳，地处黄河中游，汾水之畔,民风淳朴,人杰地灵，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临汾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自古以来社会经济十分发达，文化底蕴非常深厚。临汾不仅有以文明始祖尧庙、黄河壶口瀑布、洪洞大槐树等为代表的黄河根祖文化，而且还有着博大精深的晋商文化。
大量史料足以证明,临汾一带的晋商（平阳帮）是整个山西晋商的发源地和杰出代表，晋商文化也是临汾深厚文化底蕴的一大亮点。
临汾人自古善于经商，这在史书中屡有记载。据《易•系辞》记载，早在先秦时代,临汾一带就开始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业交易活动。秦汉时代，平阳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商品集散市场。到了宋代，平阳商人与徽州商人并称，成为当时中国商业的中坚力量。据《马可波罗行记》称，元代“从太原到平阳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明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一书中说：“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起源于周成王“桐叶封弟”的古晋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就在临汾一带。晋国开国之君—叔虞最初建都于临汾市境内的翼城县,后来迁都至曲沃、侯马一带的故绛。晋文公推行“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的经济政策，使关卡畅通，经贸发达，使晋都故绛成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儴儴，皆为利往”的商贸中心，当时的富商大贾，其财足以“金玉其事，文错其服，以至富比公室”，从而导致晋国成为“国富兵强、财用不匮”的千乘国家，曾称霸诸侯一个半世纪。
明清时代，平阳府的亢氏，人称“亢百万”。据《清稗类钞》记载，“山西富室，多以经商起家。平阳亢氏号称数千万两，实为最巨”。《山西通史》明清卷记载：“……襄陵县的乔家、高家，临汾的亢家，都在杨州盐市称雄”，“蓄资以七八千万计”。另据史载,襄汾的尉、王、刘、杨等家族及洪洞的李家等家族资产也达到数千万两白银，尤其是尉家在鼎盛时期“日进斗金”。而晋中的侯、曹、乔、渠、常、刘诸姓人家资产仅在七八百万两到百万两，与平阳帮实力相差悬殊；况且晋中的几大家族主要兴盛于清朝中叶以后的一百多年间,而平阳帮则称雄明清两个朝代及民国时期长达500年之久。
晋商票号大多集中在晋中,晋商钱庄则大多集中在晋南,而且比票号产生要早得多。据《中国实业志•山西卷》载：“今襄汾县汾城镇永德泰钱庄，创建于明万历44年（1616年）”，是最早经营金融资本的商号，比平遥日升昌票号（创建于清朝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要早208年。史载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仅苏州一地就有晋南钱庄81家。钱庄与票号金融功能类同,但是钱庄无论在资金规模之大、总体数量之多,还是运营时间之长,都是票号无法比拟的。
通过对已收集到的晋商史料总体分析，纵观晋商称雄中国商界500年的漫长历史，大体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段：
第一时段：自明初至清朝中叶300多年间，是平阳帮一枝独秀的年代。这一时期平阳帮的突出代表是临汾亢家。亢家既是大盐商,又是大票商、大粮商和大地主,其生意垄断华北,辐射全国。据《清稗类钞》记载“亢氏为山西巨富，自明已然。”《中国经济全书》称：“亢氏……，凡二百余年，其家运之隆盛，可谓极矣。”许指严所撰的《象齿焚身录》记载,乾隆皇帝曾说：“朕向以为天下之富，无过鹾商；今闻亢氏，则犹小巫之见大巫也！”马国翰《竹如意》记载：“山右亢某，家巨富，仓庾多至数千，人以‘百万’呼之，恃富骄悖，好为狂言。时晋省大旱，郡县祈祷，人心惶惶。亢独施施然，对众扬言：‘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
曹聚仁先生在他的散文集《万里行记》中曾讲：“百年以前，扬州是中国最热闹的大城市，与西安、北京、洛阳齐名，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与巴黎、伦敦、罗马、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并列，可见其繁荣程度。”而盐是当时最重要的商品，明清两淮盐商的总数，当以千百计。关于明清扬州盐商中的巨富，历来有“北安西亢”或“南季北亢”之说。北安是指当时的盐务总商安氏，是两淮盐商中的头面人物，亢氏与安氏齐名，亢氏在两淮盐商中的资本和权势可想而知。“南季”指江苏泰兴季氏。“西亢”“北亢”均指山西平阳（今临汾）亢其宗及其家族。孙静安《栖霞阁野乘》卷下有《季亢二家之富》条，说：“江南泰兴季氏，与山西平阳亢氏，俱以富闻于天下。……亢家园在山西平阳城外，中设宝座，盖康熙时尝临幸焉。园大十里，树石池台，幽深如画，婢媵皆作吴中装束。…康熙中，《长生殿》传奇新出，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费镪四十馀万”。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卷三“富室”称：“康熙时，平阳亢氏，泰兴季氏，皆富可敌国，享用奢靡，埒于王侯。”《扬州画舫录》卷九对盐商亢氏在扬州的庞大家业，有这样一段记叙：“亢园（扬州瘦西湖前身）在小秦淮。初，亢氏业盐，与安氏齐名，谓之‘北安西亢’。亢氏构园城阴，长里许，自头敌台起，至四敌台止。临河造屋一百间，土人呼为‘百间房’”。
第二时段：自清朝中叶至清末一百多年间,是“北号南庄”，或者叫平祁太介帮与平阳帮两大商业劲旅竞辉并存的年代。正象中国商业史学会会长胡平所说：“北方有票号，南方有钱庄，这预示着近代文明进入中国。这个东西呢，是土生土长的，我们的票号、钱庄还开到外国去呢，这些土生土长的东西,有它历史上的功劳，在中国是首创的。”当时的平祁太介帮主要从事大西北、东北、内外蒙古、俄罗斯一带的生意，而平阳帮则称雄于江淮、苏杭、中原、西南、西北及京师一带。
这一时期平阳帮的代表人物是临汾亢家和襄汾尉家、王家。史称亢氏明末清初有“约计千万”的资产，称雄清朝二百余年，到清末光绪时“号称数千万”，资产增加了好几倍；襄汾尉家在雍乾时期，其代表人物尉佳从山、陕收购铁、盐、皮、羊、烟叶、木材等转运两湖、江淮，又由江淮贩运丝、茶转销内地，由单一经营变为多种经营，由商业投资逐步变为金融投资，逐步扩大了银号、钱庄的经营业务。并将所获利润投入新商号，扩大经营范围、由坐庄转为长途贩运，号铺由山西、河南发展到安徽、湖北、四川和扬州、苏州、杭州等富庶地区，由杂货、布匹发展为丝品、绸缎、钱庄、当铺、盐店等，实行人股三七甚至四六分红，鼎盛时期“日进万金”。尉家还聘杨州八怪之首—郑板桥为家塾教师，资助应举，直至乾隆丙辰中进士，并为襄汾尉家留下了“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难得糊涂”等石刻墨宝；襄汾王家王协在承办河东盐务时，用巨资买得河东盐池的私卖股权，从河东盐池到淮北、淮南以至扬州、苏州、杭州、罗山等地，都开设有王家盐号，承办盐业运销，每年获取盐利1000万两白银，成为晋商中仅次于亢家、尉家的富商大贾，名列乾嘉时期全国巨富之列。
第三时段：清末、民国至建国初期公私合营之前,是平阳帮依旧辉煌的年代。晋中票号在清末至民国初年先后倒闭，而晋南许多钱庄、商号却一直延续到公私合营之前。近代史称“京师大贾数晋人”—北京资本最多、规模最大的粮店，就是临汾亢家在正阳门外开设的粮店；北京的油盐酒店，多为襄陵人经营；北京的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往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临汾赵家创自明朝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的著名老字号“六必居”，距今已有570年的历史；临汾、浮山人在北京经营的“万全堂”、“都一处”、“乐仁堂”等著名老字号也历久不衰；襄汾人姜赞堂在前门外兴隆街开的“敬记纸庄”，是北京最早经销平阳麻纸和西洋纸张的店铺，业务联通海外诸国，货源来自美国、朝鲜、瑞典、菲律宾等，分号遍布上海、西安、张家口、天津各大城市，一度占领全国纸业半壁江山。
襄汾杨家杨世堂于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成为西北商界巨魁，以振兴民族工商业，抵制洋货为己任，将投资转向现代民族工商业，并将投资地点由外地转向晋南家乡。他将获得的利润作为资金，在新绛开办了世德永当号、世德和钱庄，在汾城开设药铺、古城粮店，作为回旋门面。还在运城购买盐池一处，在晋南十几个县镇开设盐号。投入巨额资金开办新绛火柴厂，又创立山西第一家股份制现代企业—新绛大益纺纱厂，一跃成为拥有商业资本店号数十座和两个现代工厂的巨富，据估计至少也有千万银元家产。
这一时期平阳帮的杰出代表还有襄汾刘家。乙亥举人刘笃敬于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临危受命，从濒临倒闭的晋中渠家手中接任山西商会会长，积极组织争回山西矿权运动，在与英商福公司代表谈判中，据理力争，挫败英商，遂以250万两白银收回阳泉矿权，挫败了帝国主义掠夺山西矿业的阴谋。这一壮举显示了晋商与列强的竞争中从经济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的爱国反帝精神，光荣地载入我国近代史册。他还凭借刘家祖代在晋、陕、甘、豫开设的300多家商号和2万多亩地桩的资金和利润为后盾，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商战思路，调整商战经营策略，大胆投资现代工商业，于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9年）兴办起山西第一座发电厂—太原电灯公司及附属面粉厂，以山西第一个办电人的光辉称号，永载史册。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刘笃敬以更大的胆识和魄力，又接替了步履艰难的晋中票号领袖渠本翘的保晋矿务公司总经理职务，后又任同蒲铁路太原榆次段总办，肩负起修筑山西南北大动脉的重责。又办起矿业、纺织、盐业等实体，与洋商展开竞争，以抵制洋商的垄断居奇，为发展中国民族工商业和交通事业，付出了极大的资金、智慧和心血。 1916年刘笃敬又在创办于清朝中叶的刘家书院基础上，兴办了闻名三晋的南高私立高级小学，曾受到山西省教育厅“嘉惠儒材”嘉奖，至1935年转为公办。从这里曾培养出象原最高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任建新，云南军区司令员、海军基地司令员原增禄等一大批现代军政人才。《山西通史》卷六称赞刘笃敬“不愧为近代山西民族资产阶级的楷模”。
对于临汾晋商所铸就的五百年商业辉煌，我们不仅需要抬头仰视，更需要低头思考。正如李长春在我省考察时指出的那样：“晋商精神确实是山西发展经济的宝贵财富，应该在经济界、企业界很好地继承和发扬”。在振兴中华、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认为尤其应该从下几个方面学习、借鉴和弘扬晋商精神：
一、以商为本的价值观念
晋商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人生价值观——“学而优则贾”。“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这一价值观,是晋商得以发达并绵延几百年的决定因素。清朝山西巡抚刘于义给皇上的奏折中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之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读书应试”。当时谚语“生子有才可做商，不羡七品空堂皇”、“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县官也不换”等在山西广为流传。当全国各地的子弟将聪明才智都用在读书做官，拼命想挤上科举功名的“独木桥”时，山西人却在源源不断地向商界选送文化素质高的优秀人才，做到坦然从商,一代又一代搏击于商海。这种以商致财、以商为荣、用财立本、以商立业的人生价值观，是山西商业发达、财富由省外源源流回山西的思想基础和土壤条件。这在当时社会是巨大的进步，这也正是山西能够商业人才辈出、晋商得以称雄中国商界五百年的主要原因。
我们当代企业家应该学习继承晋商“以商为本”的价值观念,大力破除“官本位”的陈腐观念,真正做到在商言商，心无旁骛，以商为本，实施产业报国,实业报国。
二、博大宽厚的经营胸怀
博大宽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力，也是晋商文化的精神底蕴所在和晋商群体赖以兴旺发展的精神支柱。胸怀宽广，眼光远大，使晋商这个群体具有在商海中游刃自如，审时度势，洞察机遇的锐敏眼光；又具有敏于观察商情，捕捉商机，采取主动，适机而上，乘胜获取战果的机智头脑；更具有宽厚待人，以义取财，以利厚人，协调关系，增强友谊，化解商务纠纷和协调东伙关系的大家风度。德国柏林大学校长李希霍汾男爵，在他的学术著作《中国》一书中,曾这样评价晋商：“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和金融才华。”
晋商能快速地打开大局面，往往出自于结队成帮的群体行为，而不是偷偷摸摸的个人冒险。晋商是“走出去”背井离乡的远行者，因此经商时整个中国版图甚至世界版图都在视野之内。一批又一批的所谓“联号”，或是兄弟，或是父子，或是朋友，或是乡邻，组合成一个有分有合、互通有无的集团势力，大模大样地铺展开去，不仅气势压人，而且呼应灵活、左右逢源，形成了一种商业大气候。晋商始终凝视着全国商业大格局,正由于视野的开阔，目光的敏锐。这种种作为，都是大手笔，与投机取巧的小打小闹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山西人并不一向就是那么封闭落后，因循守旧,也并不是甚么“守财奴”、“吝啬鬼”、更不那么“小家子气”。明清时代，敢于远离家乡，开拓致富的山西商人，并不比沿海一带的商人逊色。拥有如此的气概和谋略，当然与三晋文明的深厚蕴藏、表里山河的自然陶冶有关。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当代企业家应该以晋商为榜样,摈弃“小富即安”、“宁当鸡头,不当凤尾”的狭隘观念,拓展博大宽厚的经营胸怀,放眼世界,勇敢地“走出去”,立足于全国乃至全球化资源配置,主动地融入世界商业大潮。
三、诚信经营的商业道德
诚信经营是晋商创造辉煌的主要秘决之一。晋商认为诚信不欺是经商长久取胜的基本因素，所以把商业信誉看得重于一切。他们认为经商活动属于“陶朱事业”，须以“管鲍之风”为榜样。晋商视信誉为命根，强调做买卖必须脚踏实地，不投机取巧，赚不骄傲，赔不气馁，宁亏本也不做玷污商号招牌的事。晋商如此注重信誉，自然招来终身主顾。
余秋雨在《抱撼山西》中说：“山西人机智而不小心眼，厚实而不排他，不愿意为了眼前小利而背信弃义，这很可称之为‘大商人心态’，在西方商家中虽然也有，但不如山西坚实。不仅如此，他们在具体的商业行为上也特别讲究信誉，否则那些专营银两汇兑、资金存放的山西钱庄票号，怎么能取得全国各地百姓长达百余年的信任呢？众所周知，当时并没有多少社会公证机制和监督机制，即便失信也几乎不存在惩处机制，因此一切全都依赖信誉和道义。金融信托事业的竞争，说到底是信誉和道义的竞争，而在这场竞争中，山西商人长久地处于领先地位，他们竟能给远远近近的异乡人一种极其稳定的可靠感，这实在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梁启超也曾评论说：“晋商笃守信用”。1888年，英国汇丰银行在上海的经理回国前，对晋商曾有过这样一段评论：“这25年来，汇丰银行与上海的中国人（晋商）作了大宗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之巨，但我们从没有遇到过一个骗人的中国人。”
晋商所到之处，以关公为偶像，尊为财神，到处建关帝庙，关公成为晋商心目中诚信忠义的化身。各商号在号规中均规定了“重信义，除虚伪”，“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反对以卑劣手段骗取钱财。要求商人烙守“诚信仁义，利从义出、先予后取”的正道。先义后利、以义制利甚至舍利取义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内核。晋商身入财利场而不污，守信耐劳，以诚信取胜。晋商王文显训诫其子曰：“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如此则子孙必昌，自安而家肥富。”可见诚信义利的价值观，对晋商有着导向性的至深至远的影响。
晋商在为人之道上也表现了诚实忠厚的一面。他们认为“和气生财”，“和为贵”，凡事不做过分，不做法外生意，讲求以诚待人。晋商与同业往来中，既保持平等竞争，又保持相互支持与关照。商号与商业上的友好合作伙伴，互称“相与”。对待“相与”，慎始慎终，经过再三了解后，认定可以共事，才与之银钱来往。否则，即婉词拒绝。既成“相与”，必竭力维持，明知无利可图，也不中途绝交。万一对方倒闭，成了呆账，也就听之任之，当作教训。
诚信作为人类社会进步的象征，作为国家繁荣、企业兴旺、家庭和睦、个人尊严的源泉，起着基础和阶梯的作用。诚信作为一种社会公德，是信用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主要支柱。企业和企业家的诚信经营，是企业的立命之本，生存之根。当前，弘扬中华民族注重信用的传统美德，重塑现代企业家诚实守信的经营理念，打击假冒伪劣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已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信用体系的燃眉之急。
四、济世救人的社会责任感
黄宗羲是明清时期“经世致用”新学风的开创者。晋商崇信“管鲍遗风”，把经商活动视为“陶朱事业”，渗透着一种“经商亦是济世救人”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临汾民间至今流传着“家有千贯，盗贼一半；家有万贯，皇上一半”的调侃民谣。
乾隆《临汾县志》对亢家有这样的记载：“亢嗣鼎，事母孝，养抚侄如子。笃志力学，至老不倦。居乡尤多义举”；襄汾南高刘家乐善好施，扶贫济困，设赈棚，办义学，筑城池，村人建有“德行坊”，皇帝敕建了“乐善好施坊”，碑文中曰：“富者多骄，而公独尊；人抑已富者多吝，而公独仗义疏财”；清朝儒帅左宗棠曾给襄汾刘家题词：“五福有源惟积德，六经为本足传家”。
据史料载，明清山西商民捐银占全国捐银达成37％。捐输之频，数额之大，为全国各省之首。清人徐继畲说：“晋省前后捐输已至五六次，数愈千万。”（徐继畲《松龛全集》文集卷三《复阳曲三绅士书》）据说康熙二十年(1681年),由于连年战争,国库不充,拟向全国22省摊派,户部尚书出奏,拟向山西摊派双份。临汾亢家得知后，主动表示愿将全国摊派银两全部负担,为此被封为“护国员外”。
明代曲沃富商李明性，“挟资贾秦陇间”，由于他在商场上“精敏有心计”而致富，又“内行周慎，孝睦于父兄。仲兄卒，无子，以己次子后之。治家甚严，族子甲出钱收息过当，召而责之，手裂其券，自是举宗凛凛。”
各地晋商行会均具有举办社会公益事业的职能。凡地方义举，象修桥、铺路、建寺、修庙等等，晋商无不解囊捐助；蒲州梆子、中路梆子就是由于晋商的资助才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剧种；著名旅游景点如大同九龙壁、华严寺、应县木塔、太原晋祠、苏州全晋会馆、昆明金殿、河南朱仙镇等等，到处都有晋商功德碑；杨州瘦西湖、个园等江南园林，都是晋商的文化遗产，至于晋商的大小会馆更是遍布全国各地和欧亚诸国；著名的贵州茅台酒竟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佣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首创的。
当代企业家应该学习借鉴晋商“经商亦是济世救人”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义不容辞地肩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应善待员工，善待客户，善待社会，关注生态，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关注社会公益事业，用以报偿社会提供给企业的生存资源和发展条件，弥补企业行为给社会造成的消极后果，从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的有机结合中，寻求双赢，寻求企业发展和社会进步双丰收的最佳途径。
晋文化具有政治上博大宽厚，兼容并蓄，经济上崇尚诚信、以商为本、求同存异、自强不息的内力与特点，加上晋国历史上著名商人计然提出的“贾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平籴齐物，关市不乏”的经营思想；计然的徒弟范蠡提出的“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经营方针；猗顿提出的“子欲速富，当畜五（牛字）”的经营经验；白圭提出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长石斗，取上种”的经营方术，以及“纵鲍叔之宏通，慕弦高之豁达”，“务完物，无息弊”的经营道德，“薄饮食，忍私欲（婪），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的艰苦创业、平等待人的经营作风，以商致财、用财立本、以商立业的人生价值观，为后世商人树立了良贾、善贾、诚贾的一代风范。还包括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兼容并蓄的经营气度、忠心爱岗的敬业精神、自强不息经商理念、协力同心的群体精神、求同存异的经营谋略、人身顶股的运作模式、俭约谨慎的管理诀窍等等，这一切汇聚成博大精深的晋商文化的完整体系和晋商群体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智慧宝库，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瑰宝。
临汾晋商文化博大精深,相关史料亟待进一步挖掘、收集、整理,并进行系统化深入研究,进一步拓展前人未尽、后人得益的宏大事业，续史之无、补史之缺、祥史之略，让晋商中的平阳商帮回复到它应有的史学位置。
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通过学习回顾临汾晋商的辉煌历史，反思我省我市由开拓走向封闭的历史经验和沉痛教训，对于重振晋商雄风,振兴临汾乃至山西经济，建设美丽的家乡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