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晋商的主要成就与贡献
一、提高商人的地位,树立优秀中国商人的形象
山西人经商传统悠久,经验丰富。其“学而优则商”的思想,动摇了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又以高尚的商业道德与创新精神在世界面前展现了优秀的近代中国商人的形象。
(一)商人的地位得到提升
晋商凭借其物产资源和地理优势,抓住商机,勇于开拓进取并诚信经营,“海内最富”,让国人认同了“无晋不成商”的事实。一些晋商还作为内务府皇商,为清廷充当捐纳军饷的办事机构,为户部解交税款,为政府承汇国外赔款,代理省关财政金库,为清政府筹集各种特需和急需款项等,驭清廷经济之命脉。清代的一些典籍文献、名人笔记、朝廷奏折和国家捐输银两的记录簿,都不乏晋商的名字。《清史稿》的《列传》中,就有晋商在册。强大的晋商让人们重新审视中国几千年的轻商思想,客观上提升了从商和商人的社会地位。
(二)树立了优秀中国商人的形象
晋商在国际贸易中也很活跃。在对外贸易中,晋商的聪明才智与诚信重义给外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均给予晋商很高的评价。
德国地质学家、曾任柏林大学校长的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评价晋商:“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和金融才华。”1888年,英国汇丰银行在上海的经理提到晋商时说:“这25年来,汇丰银行与上海的中国人做了大宗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之巨,但我们从没有遇到过一个骗人的中国人。”日本驻广州领事上野吉一在明治四十年六月十二日的一份报告中称:山西票号“设于壕畔街地方,以义善源、源丰润、日升昌、百川通、蔚泰厚等最有信用,其款自以官金为主,其他之经营一切商业而从事于北清贸易者,其汇款项大抵经由票号,其信用之厚,自足以凌驾地方银行,而占极大之利益”[82]。
二、推动商业市镇的兴起和繁荣
晋商足迹遍布全国,对全国各大城市经济的发展贡献卓越[83]。
(一)对边疆地区城市发展的促进
晋商最初进行边贸活动促进了边疆地区的一些市镇的兴起。张家口在晋商到来后才开始繁荣,成为“南北交易之所”。据《清季外交史料》记载,清初张家口有山西茶商百余家之多。乾隆时张家口已是“塞上商埠”和“塞上皮都”。
晋商在蒙古草原的贩运活动,也促进蒙古许多市镇兴起。内蒙古地方志记载,康熙年间有12家晋商到库伦经商,到咸丰年间,从东营子到西库伦,商号皆为晋商开办,库伦渐渐发展成为蒙古地区的商业重镇。乾隆年间,乔贵发到包头开设了第一座乔家商铺,后来乔氏几乎垄断了包头的商业和金融业,包头发展为一个边塞商业城镇,直到1923年民国政府开始在包头设局,三年后包头才有了县治。包头城至今流传“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民谣。
清代中后期的内蒙古有很多村镇的命名与山西相关,如萨拉齐厅的祁家坝、宁武窑、寿阳营,林格尔的偏关窑、崞县窑,宁远厅的盂县窑、万泉营、代窑,托克托城厅的崞县窑,丰镇厅的浑源窑、忻州窑等。
(二)对本地城镇发展的促进
晋商的活动也推动了本地的城市发展。晋中的平遥、太谷、祁县因票号在19世纪成为中国近代金融的中心。晋北的大同,在明代出现了“繁华富庶,不下江南”的繁荣景象;元代运城还是一个小村落,明初实行开中法以后,商贾纷纷前来换取盐引,到清初时,已是一个“商民辐辏,烟火万家”的城市了。
三、开创中国近代金融业,丰富中国商人的经营理念
道光三年(1823年),第一家票号——日升昌诞生,成为近代金融业的首创,避免了异地买卖现银交易的诸多弊端。此后一二十年里,有二三十家票号在晋中的祁县、太谷和平遥创建,分支机构遍布全国,还一度把票号分支开设在邻近的日本、朝鲜等国家,创造了金融王国的神话。
山西票号在中国金融领域活跃了整整一个世纪,并且在一段时间里充当清政府中央银行的角色,为政府代汇动辄成百万上千万的银两饷银和赋税,在金融界独占鳌头,深受政府依赖。光绪年间,票号发展到了鼎盛,除晋中的几十家总号外,分号达400余家,遍布全国21个行省的85个重要城镇及内蒙古、新疆等边远的地方,汇兑网络四通八达,垄断金融市场。甚至一些地方的市面流通全视山西票号的丰盈程度周转。
晋商不仅首创中国近代金融业,在用人、管理、奖惩制度等经营理念方面也存在创新,为后世商人们提供了一些科学经营的思想精髓。
四、对文化的贡献独特,影响深远
(一)丰富了明清时期民间建筑的内容和形式
晋商大院是晋商对中国建筑文化的特殊贡献。山西境内现存的晋商大院数十处,遍及山西全省。这些老院建筑风格宏大、厚重古朴,是明清晋商的巨额财富与中国传统文化、建筑艺术和科学技术结合的建筑实物。祁县的乔家大院被中国建筑师誉为“清代民居建筑艺术的一颗明珠”。
山西会馆是晋商对中国建筑文化的另一突出贡献。晋商在全国各地均修建了精美华丽的会馆。各地的会馆雕梁画栋,富丽堂皇,大多建有大殿、配殿、牌楼、戏台。像多伦诺尔的山西会馆,仅各类房屋就有90余间。这些会馆都是中国建筑界的瑰宝。
晋商对城市建筑、寺观庙宇的修护也出力不少。如现存的平遥古城墙,建于明洪武三年(1370年),规模最大的一次修缮就是由晋商主持、出资进行的。当时一些寺观庙宇能够很好地保存下来,有的甚至就是重新修建,也与当时晋商对庙宇施舍钱财的习俗有关。[84]
(二)丰富了中国戏曲文化的形式和题材
晋商在中国戏曲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山西号称“中国戏曲的摇篮”, 19世纪以后,山西梆子有蒲州、中路、北路和上党四大梆子。
山西梆子随晋商流向全国,如《中国戏曲志·辽宁卷》就记载,清代当地民间曾流传这样的民谣:“先盖庙,后唱戏,钱庄当铺开满地……”[85]全国各地皆如此。山西梆子与外地声腔结合,演变成一些新的剧种,如河北梆子、山东梆子等戏种都受山西梆子的影响。大批北上的晋商,还把家乡戏曲班社与艺人带到了塞外,为内蒙古的戏曲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据《中国戏曲志·内蒙古卷》记载:“内蒙居民尤多晋裔,遗风所播,土著同化,固唯一娱乐酷好秦腔戏剧,凡有庙会临时演唱。考山西梆子原有南北之分,晋南演唱者,强调柔靡,传为南路梆子;晋北演唱声音高亢,传为北路梆子。城乡旧例,四时季节,行社酬神或祈雨还愿等演唱台戏,北路梆子最为民众欢迎。”[86]在内蒙古、河北等地,人们至今都在听山西梆子。
晋商不仅爱戏,还研究戏曲、创作戏文、扶持戏班。祁县的渠家大院有一座造型精致、布局合理的戏台,并组建了自家戏班,聘请名师,长年演出。有“金财主”之称的渠源淦在同治七年(1868年)还聘请当时最有名的蒲州艺人,组成了晋中最好的戏班。在渠源淦的支持下,戏班不断探索和改进音乐唱腔和伴奏技巧等方面,对晋剧的发展贡献颇大。
晋商的活动也丰富了戏文的题材内容。红遍全国的京剧《玉堂春》中的剧情就有晋商的参与。总之,山西戏曲能够流传全国,与晋商的商贸活动密不可分。晋商在人力、物力、财力与精神等诸多方面给予山西戏曲极大的支持,为山西戏曲剧种的形成、流传与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推动当地武术的发展
晋商的商号遍及全国各地,资金雄厚,对财产安全的需求要通过习武来满足。其最直接结果是导致山西武术迅速发展,武术名家辈出,大量拳种出现,并有武术著作问世。[87]
1.商业的繁荣带动了镖局业的兴盛
明清镖局是山西武术传播的重要场所。晋商对镖局等行业产生了大量的需求,带动了保镖护院业的发展。镖师们在为晋商提供安全保障的同时,晋商也为山西武术的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晋商争聘拳师保镖护院,并奉为座上宾,使全国各地的武林高手涌向山西。著名者有“铁掌金刚”冯克智、“神弹子”吴本忠、“神手秀士”马大春、“神钩”李发黝、“飞腿”胡铎、“笑面虎”武鸿圃等[88]。名手的增多促进了武技的切磋交流,也推动了刻苦练功的风气。拳师们平日里压镖、护院,闲暇时习武、练功,山西武术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2.商品的流通推动了武术的发展
商业的发展离不开商品流通,晋商外出经商不仅要跋涉千里,栉风沐雨,受尽常人不堪忍受之苦,而且还有突遭匪劫、丢失性命的危险。习武便成了商帮必不可少的生存技能。无论城乡,精武者代不乏人,有的村甚至凡男儿就有几分功夫。在这样浓厚的习武氛围中,山西各地出现了丰富多彩的武术流派和拳种[89]。如鞭杆就是晋商为了防身自卫,利用随身携带赶车用的短棍创编的拳种。现流传于世的鞭杆套路多达20余种,比较著名的有八仙鞭、五花鞭、八合鞭、子母鞭、驼骡鞭、综合鞭、迎手鞭等[90]。可见,晋商频繁的商品流通也是山西武术发展的推动力。
五、慈善事业
(一)个人形式的赈灾活动
许多商人在获得厚利后,往往把报效社会作为一种使命或取得社会认同的手段。他们把大量资金投入修路、补桥、救济贫困、施舍教化等公益事业或“慈善事业”。
光绪初年,华北地区发生了“丁戊奇荒”[91]。灾区饿殍遍野,惨不忍睹,举国上下都参与了赈灾活动,甚至国外也有参与。晋商在捐赈中表现积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山西的大中小商人都数额不等地为救灾捐出了自己的财产。
由于遭灾面积极广,仅靠政府难以解决饥民所需粮食的问题。晋商在物力方面也给救灾以很大的支持,河东运城地方的商人为救济灾荒,筹集资本,组织车马,分往河南南阳府、佘旗镇等处,采运粮食,为赈灾作出巨大贡献。榆次常家散发家存粮食数百石,祁县乔家“于亲故之惆恤,灾歉之赈施,独倾囊资助无吝啬”。平遥较有名气的票号掌柜邱泰基“设粥棚放赈,民赖此而活着以万计”;“孙淑伦,祁县人,光绪三年晋大饥,哀鸿邀野,公急赈济,出银一万六千两……复出米数千担,护救村人……”辽州因捐赈得到奖励的有一百四五十人,寿阳县则多达三百八十二人。
在清代的其他灾荒年,也不乏晋商的贩饥义举。嘉庆六年(1801年),沁水一带荒旱严重,当地著名商族柳春芳等人慷慨解囊捐粟贩济本村和邻村七村饥民,被朝廷特赐授柳春芳昭武都尉,其祖父柳学周、父亲柳月桂为昭武都尉;祖母、母亲尊为恭人。1920年,华北地区又遭早灾,潞城周武村的李岱龄“救灾恤贫毫无吝色。君与其村暨黄碾镇各设粥厂一所为时逾月,附近饥民全活无算”。阳泉富商张士林首倡本乡赈灾,先出资白银数千两,后以工代赈的办法,决定修建官沟石桥、南北大坡和碾窑,用料将近4000余方,被修路面上的每块石料都可折合1块现洋。襄陵富商卢凤翔,也参与这次义贩,在江南募得银洋800元,自捐100元[92]。正是这些商人的慷慨解囊,才使得百姓得以渡过这些大难。
(二)会馆慈善活动
会馆帮助客居异地的同乡,维护同乡人的利益,服务于同乡人和同业商号,具有强烈的慈善公益色彩。山西会馆做了许多慈善公益活动。[93]
1.购置义地
山西在外经商人数多、规模大,仅祁县就有一半人家子弟在外经商。昔时交通落后,邮递不畅,晋商在全国乃至欧洲、东南亚闯荡,有时候客死他乡,就需会馆的帮助。会馆“专寄同乡、同业旅榇,不取寄资,俟购得冢地。再行代为掩埋,以成其善”[94],“以慰行旅,以安仕客”[95]。许多山西会馆设有义园、义地帮助同乡商人处理身后之事。北京临襄会馆“会馆义园置产地之建设,因之以起。意至美,法至善也”[96]。此处即为乡人“停柩厝棺之所”。聊城山陕会馆设有别院,为同籍商人善终之所,并设有义地、义园,以供商人死后停放灵柩。
2.病老救济
会馆购置了大量义庄、义田,出租给同乡和他人使用,将收入的一部分作为按期发放鳏寡老人的赡养费用。通过同乡之间的互助,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封建政府养老设施的不足。山西会馆对年老失去工作能力者予以救济,对穷儒寒士也提供方便。会馆不仅帮助其就医治疗,而且同乡返回原籍,会馆还可开写路条,或对穷苦者资助。每当同乡人在外发生“疾病疴痒”,会馆便“相顾而相恤”[97],提供钱财、药物。
3.失业救助
明清时期晋商会馆收取会费并经营生利产业,积累了大量“会底银两”。这些公共资金,通常用来向会员提供资金帮助。会馆对经营不善歇业者给予生活补助,并帮其改善经营,提供商业信息,以助再起。“会馆的剩余款项,会员只要有相当的保证,便可以借用,定利每月6厘,按期纳付,返还之时以五年为限。”[98]许多同籍商人长期寄居在会馆,由会馆为其在同籍商号中寻找工作。旅外之人一旦“横遭飞灾,同行相助,知单传到,即刻亲来,各怀公愤相救,虽冒危险不辞,始全行友解患扶危之谊”[99]。
4.助学济困
山西会馆对教育也非常重视。商贾长年在外,很少有时间、精力督促子弟学习,会馆便筹建义塾、义学。在明以前,运城盐商就开办了商人子弟学校。清道光年间,晋商会馆出资兴办了所谓“四大义学”。除四书外,他们还让子弟学习珠算、五七言、千家诗、《幼学琼林》、《尺牍》等。旅蒙晋商还对职工进行俄罗斯语、蒙古语、维吾尔语的培训,以提高商人的语言适应能力;还通过师徒关系进行业务教育,提高年轻商人的业务能力。在清后期,会馆还致力于近代新型学堂的建设。
总之,会馆作为民间组织,通过开展各项慈善活动,在恤孤济贫、纯正民风、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整个社会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