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克在香港与港商洽谈合作事宜
个人履历：
1922年，农历9月9日出生于山西省霍县上靳安村马节庄；
1940年3月底，加入山西霍县农民抗日游击队队伍；
194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1945年，组建家庭；
1947年，离开家乡参加豫西石门沟抗日斗争；（此处应有笔误）
1949年，负责石门沟一、二、三区的土地改革工作；
1952年，任琼海县团委书记；
1955年，任琼海县委副书记；
1956年，任佛山地区农业机械化管理局长；
1956年6月，任中山市拖拉机站站长（属农业机械管理局领导）；
1959年，任从化县委副书记，曾接待过朱德等国家领导人；
1960年，任宝安县委副书记，主要分管工业、交通；
1961年，兼任布吉区委书记，主管平湖、观澜、龙华、石岩四个公社；
1979年，任深圳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经济工作委员会主任；
1980年，离休。
自述：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不为做官，愿为人民，权为民用，两袖清风，艰苦朴素，帮困济民。
我是在党的教育下自觉革命，靠坚定的革命信念，从北到南，走过艰难险阻和蜿蜒曲折的道路，直到光明的彼岸。
总结我战斗生活的历程，可以概括为：
经受战争岁月的考验；
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见证了改革开放日新月异的变化；
调休后得到了党和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享受到了优厚的待遇。
可以说，我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是艰苦曲折的一生，也是有幸的一生。
与港商郑先生洽谈深港运输公司合作事宜
与港商黄先生洽谈百事可乐厂合作事宜
与港商合影，中为杨克
为深圳市第一家深港合资企业——深港汽车运输公司选址
1980年首次赴港女儿杨玲送行时摄于深圳火车站
1959年任从化县委副书记主持工作时（左3）与到从化疗养的朱德委员长留影
1980年，接待来深寻找合作机会的外商，右二为杨克
【革命故事】
参加农民分队，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四零年三月底，我十九岁，加入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成为抗日战争的一员！我的理想终于实现了。
记得当时，我的家乡马节庄住进了县公安局局长薛XX，我看准机会，向父亲提出要跟他一起参加革命，奔赴抗日的前线，没有想到，被父亲拒绝。
父亲的理由很简单：你还小，现在兵荒马乱，在外边不安全！我一听，急了，但是如果跟父亲硬碰只能激化矛盾。我灵机一动，计上心来。
晚饭后，我找了一个机会，坐在父亲面前，对父亲说：“你希望我参加共产党，还是参加国民党？”父亲一听也急了，说道：“当然是希望你参加共产党啊！共产党是革命的队伍，是咱们穷人的队伍！”我一听，喜出望外，接着对父亲说：“国民党队伍整天抓壮丁，强行征兵，我如果不跟薛局长走，不知道哪天会被国民党抓去！”父亲听后，觉得有道理，同意了我的要求，并嘱咐我要听党的话，抗日救国，为老百姓办好事，英勇杀敌，打跑日本鬼子。
随后，我便跟随薛XX同志到了安泽县，正式参加了农民游击队，我终于投身到抗日的队伍中了，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当时安泽县的情势非常复杂，安泽境内出现了三种政权交错斗争的局面。国民党93军和98军进驻临屯公路南后，在杜村成立了国民党顽固县政府。阎锡山43军在马壁的东里成立了阎顽固县政府。日伪政权在安泽西部，县政权设在旧县镇（后移岳阳镇）。
5月初，阎锡山东里县政府因统治范围小，在征粮、抓民夫等方面满足不了国民党驻军的要求，被国民党93军派人接管，阎锡山东里县政府垮台。
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后，国民党20万军队败退，其93军通过岳北过汾河到了陕西，其98军仍留在岳南一带。中共太岳区党委抓住有利时机，派太岳二地委两个工作团随军开辟岳南地区。6月，成立了冀氏县抗日民主政府。与此同时，为了联合抗日，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与国民党98军军长武士敏在桑曲谈判，达成协议：临屯公路以南以沁河为界，河东为国民党98军驻防区，河西为八路军军辖区。9月，国民党99军与日军作战失利，军长武士敏殉国，国民党杜村县政府垮台。此时，在整个安泽县境内，只剩下了日伪政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决死队、抗日游击队、民兵等展开了同日军的全面战斗。同时，日军的扫荡也更加疯狂。
我们组建的农民抗日游击队，经常在高王庄、朱家岭一带活动，打游击战。动员当地农民，起来参加抗日，不当亡国奴。
游击队有一名队员，对我影响很大，他叫杨×金。
在一次战役中，由于敌强我弱，我们队伍的游击队员伤亡很重，为了掩护队伍，就在敌人快攻上来的关键时刻，他命令同志们把手榴弹全部交给他，他一个人拿着十多个手榴弹站起来对着进攻的敌人喊：中国人民是杀不完的！日本鬼子，你们的末日就快到了，一边喊，一边让我们撤退，几乎同时把手里的手榴弹扔向日本鬼子。
当我们的队伍安全撤退到高王庄的时候，鬼子的大部队就上来了。是杨× 金，用自己的生命掩护队伍安全撤离， 保护了同志们的生命安全！
我眼看着这位英勇的同志倒在血泊中，死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我被震憾，被感染。我立志成为他那样的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
在家乡参加革命的几年时间里，还有三件事在我的记忆中无法抹去。
一是，在柏树窳。当时我们的部队有一个营的兵力，因长时间作战，十分疲惫，接上级命令就地休息。而当夜被当地的一个汉奸告密，驻扎在赵壁村的日本人带警备队的汉奸进攻了柏树窳，我们的官兵遭到了突然袭击，牺牲了十多人，该部连长也在这次偷袭中牺牲。第二天，武委会主任杨乃修带领我们一行，清理现场，掩埋了战士的遗体。
当时在日军侵犯和国军压榨下，许多意志不坚定的人都投身做了汉奸，时刻游走在我们身边，但在这个事件中，告密的汉奸究竟是谁，是否被我们抓获处决？对这件事情，也为我们逝去的战士，我至今都不能释怀。也不知县志、县档案资料有没有记载。
二是，在赵壁村。敌人据点有一个日本人，在李间被我们抓获，这个日本兵携带的手枪等武器还有其他资料被我们没收，他到李间做什么？最后这个日本兵最后怎么处理的？我都不得而知，只记得他会说中国话，很年轻。
三是，有一次我们根据可靠情报，日本人要到甘节一带大扫荡，我们正好在王家垣开会，吃完晚饭的时候，我们六个人走到梁子节村下边一个只有两户人家的地方住下，当时没有住在山洞里，而是住在庄稼地里。当天夜间，敌人突然来袭，抓走了三个同志。一个是县教育科科长杜发庵和县教育局助理员，还有一个是二区的区长吴志恒，我们三个没有被发现，趁着夜色跑了出来。
后来得知，被抓的三个人，县教育科科长和二区区长被敌人活活打死，那个教育科助理员答应给敌人送情报被放了出来。
那是一个被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你不知道身边哪些人和自己一样是共产党的人，哪些是国字派，哪些又是特务，汉奸，因此行事都要保持高度警觉。
记得1942年春节，是我出来参加革命后第一次回家探亲。
有一天清晨，我起床后，还没有出家门，突然听到有急匆匆脚步声从门外传来，我感觉来者不善，便急中生智马上钻回被子里，佯装生病，当时担任五区区长的三弟正好也在家，也马上躲了起来。
果然不出所料，进来一群凶煞恶神般的人，在我们住的窑洞里看了看，不知说了些什么，没有逗留多久就走了，不知他们是不是真以为我有病？担心被传染？
这件事，让我感到很蹊跷，是不是有人告密？正好在我和三弟都在家的时候突然闯了进来？但是当时的环境，共产党活动都还是秘密活动，我们唯有更谨慎些，却无从防范无处不在的奸细、汉奸的告密。
这也让我想起公安局的一名干部，他在职时确实为革命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比如他在王家垣时，冒着风险从敌人那里救出了当时霍县的一位领导干部。然而在他的部队改编为晋南大队红赵支队后，由于革命意志不坚定而叛变了革命。解放后被送往劳改农场劳动改造。
这次探亲结束后，一位在农民游击队的工作队员宋平珍介绍我到了霍县农救会。
陈谦同志是霍县农救会的游击队队长，蒲志奋是指导员。
那时候，我非常羡慕蒲志奋的睿智、勇敢和娴熟的指挥技巧，也非常羡慕陈谦的威猛高大和他手中常握的那支手枪。
当时，日军在华北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连续向各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的“扫荡”，实行惨绝人寰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使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山西各根据地军民遵照中共中央制定的“十大政策”，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开展了全面的对敌斗争。
我们活动的范围是敌人的据点和国民党、日本人（汉奸、特务）警备队活动的地方。
任务是秘密组织农民武装，对抗敌军和警备队。
我们使用的枪支弹药全靠从敌人那里获得。正如“抗日游击队之歌”中唱到的：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我们的生活供给，全部来自老百姓的大力支援，这也充分说明共产党是老百姓的队伍，是被老百姓拥护的革命的队伍，是为老百姓谋利益的。
在农救会，我表现积极，英勇善战，多次受到陈谦同志的表扬。
记得一次部队从蔡家里转移到高王庄时与日寇的一场抢战，我手拿冲锋枪，冲在部队的最前边，奋勇杀敌。当时，听到陈谦同志大声问道：最前边的那个人是谁？同志们大声的告诉他，是刚参加队伍的杨克同志！他听了之后为我的勇敢表现而高兴！
在与敌人的周旋和战斗中，我们得到了当地农民兄弟的支持和援助。有一次，有一位农民兄弟，在桃村浦一座山头上，看到日本军向在山下行军的我们袭来，为了我们的安全，他不顾自己的安危，向我们报告消息时被敌人发现，被日本鬼子当场打死在山上。看着死去的农民兄弟，更加深了我们对日本鬼子的痛恨和坚持抗战决心。
一九四二年，农民游击队更名为“霍县人民武装斗争委员会”简称霍县“武委会”。武委会领导着全县五个区的民兵进行抗日斗争。
在战斗中学习，在战斗中成长。
我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通过学习，思想觉悟和文化知识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利用每一次战役的间隙时间，读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毛泽东印象记》、《论持久战》，还听了许多关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的革命故事，懂得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救中国的道理。
实践中，我能够正确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开展斗争，由于我的出色表现，被派往一区武委会，任教导员，后到三区武委会任主任。
我也由一个懵懵懂懂的农家孩子成长为一名人民武装力量的基层领导，这也使我有了展示自己能力的用武之地。
担任领导工作后，我们积极开展工作，并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定和信心，申请加入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早日加入这个神圣的组织，成为我迫切的心愿。
当时，面对“敌强我弱的、敌众我寡”的局势，我们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战略思想，主要任务是要在全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同时要选择山区的有利地形，开展对敌斗争，抓紧在农村开展工作，为壮大游击队做好准备。
我们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战略战术，开展了拉锯式的巡回战术和多样化的斗争策略，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有一次，在朱家岭和陶村堡之间的一座山上，我们配合武装决死队与日伪军的几个据点对阵，我们与敌军殊死搏斗，用很少的武器装备战胜了武装强大的日伪军，创造了全县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范。
后来在库拨的那一次战役后，由于我的突出表现，受到县委的高度重视，和县委领导的赞许，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一刻，让我终生难忘。
我还记得当时是夜晚行动，天色一片漆黑，我接到上级命令，带领杨节村的民兵对在北侯村的一个敌军特务实施抓捕，我们乘着夜色急速感到库拨，凭借经验，在村子里进行搜索，终于在一户农家发现了伪装成农民的特务。
我们发现时他正在窑洞里打牌，玩的正在兴头上，我持手枪，带头第一个冲了进去，敌军特务看着仿佛从天而降的民兵顿时傻了眼，没等他们反映过来，就已被我们擒获。
按照组织指示，我们将敌军特务带到一个无人的地方，就地枪决了。
整个战斗中没有我们惊动当地老百姓，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为我方开展对敌斗争扫清了障碍，创造了积极的条件，我也因此受到县委领导的表扬。
就在完成这次抓捕行动后的一天深夜，当时担任县政委的肖文玉和一区区委书记的刘巨章两位同志找我谈话。
他们说：“今天我们代表组织跟你谈话，经过考察锻炼，认为你现已经是一名革命的进步青年，对共产党也有了深刻的认识，党组织决定吸收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们俩就是你的入党介绍人”。
这让我期盼已久的时刻终于来临了，正是在一九四二年三月的夜晚，当时我心情非常激动。随后，刘巨章领着我宣誓，他让我举起右手，他说一句，我跟着说一句：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到底！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进行党的工作，交纳党费，永不叛党。宣誓完之后，已经凌晨，我回到宿舍，久久难以入睡。
头脑中反复出现一句话：我光荣的加入了中共国产党，我从今天开始就是党的一员，是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入党后，在组织的精心培养教育下，通过学习，我懂得了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以及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懂得了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作为党员要服从组织，要根据党的需要积极开展工作。
在党的培养教育和直接领导下，我更加坚定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决心和信念，坚定了为党的事业抛头颅洒热血，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粉身碎骨死而后已的决心。
服从分配，离开家乡
一九四七年，是我革命生涯中的重要的一年。
这年的农历七月，太岳区党校组织了一个各县干部骨干参加的培训班，为解放全中国，在各地组织人民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培养干部。
组织选派我去参加了这次培训。学习班的地址在安泽县上下宝丰村。
在这期间，我们学习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通过学习掌握了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的工作方法，让我终身受益。半年的时间，我结识了很多位革命战友，懂得了很多革命的道理。
学习结束后， 我们就被组织调到河南洛阳黄河边----豫西大山里的一个小村庄——石门沟。
临走前，区党委组织部长找我谈话，他对我讲了河南的形势和我们党的任务。
他说，日本人投降后，蒋介石凭借美国装备武装力量，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发动内战，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口一口吃掉100多万，现在蒋介石的军事力量被大大的削弱，而人民的力量在不断发展壮大。
当前地方党的工作：一是建立新的根据地，为全面反攻创造条件；二是支援前线，做好发动群众的工作；三是配合驻地野战部队剿匪反霸。因为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部队曾在这里创建过革命根据地，部队撤退后，豫西的人民群众惨遭地主恶霸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和迫害。人民群众盼望着共产党领导的部队，盼望着真正翻身解放的那一天。 这就是你的主要工作任务。
另外他一再嘱咐我，要提高警惕，严守秘密，注意不要暴露身份，防止国民党的破坏。
他说给我一个月的时间，安排一下家里的事情，自己做好准备。
同时跟我一起去河南的还有和我同在学习班的一位李炬的同志，当时他在县公安局担任队长。
一个月的时间很快就到了。
我在准备行李的时候，李炬同志来找我，他对赴河南参加革命有些动摇，跟我商量，我对他说，参加革命是我们自愿的，我的决心已定，我不会半途而废！同时我也说服他，如果不去的话，等于脱离革命，脱离党组织，我劝他还是好好想想。几天后，他找到我并接纳了我的意见。
到了出发的时间，我们带着组织开的介绍信，动身了。
为了工作保密的需要，我默默的告别了家乡，清晨时分，天还没有亮，四周都是静悄悄的，眼前灰蒙蒙的一片，我和李炬同志告别了亲人，一起离开家乡，看着生我养我的土地渐渐地离我远去，心情非常激动，也有些许忐忑不安。
至此，我又一次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迎接新的挑战。
等待我的是什么？是艰难险阻？还是枪林弹雨？当时的我并没有考虑太多，只知道前途是光明的，我为之奋斗的事业是崇高和伟大的。
我俩带着行李，徒步行走了近两天的路程，在第二天的傍晚时分，我们渡过黄河，到了河南洛阳豫西的石门沟。
当时，六区的区长王超同志热情的接待了我们。
我将介绍信交给王超同志，他带我们找到了组织，找到了一起革命的同志，我们如释重负，两天来的疲惫，顿时不见了踪影，有一种回到了家的感觉。
王超同志为我们介绍了当时豫西对敌斗争的形势：这时的河南，陈谢大军由太岳区的决死总队太行区的九纵队和三十八军组成野战军，配合刘邓大军控制中原，越过黄河，歼灭洛阳以西的敌人，向粤西、鄂北以及陕南进军。实现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做出的外线作战方案，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创造新的根据地，开始战略反攻的部署。
河南的形势有自己的特点，情况比较复杂，1946年曾经是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村子，许多积极分子、党员受到国民党政府和恶霸的残酷迫害和屠杀。现在虽然知道我们回来了，心里很高兴，但是顾虑还是很大，担心我们又呆不久，因此这次发动群众的工作将需要更加深刻认真。由于国民党的专制和独裁，腐败无能，带给人们无尽的迫害，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与最后的解放事业都将落在我党我军和全国人民的肩上，我们深刻认识到我们肩负的重任以及工作的迫切性，因此我们要尽快适应环境，适应形势的需要，灵活性与具体情况相结合，发展壮大人民的力量。
我做好了吃苦的准备，时刻准备接受党的考验。
按照区委的安排，我被分到石门沟，李矩同志分配到黄河边。
当时战争形势大好，陈谢大军休整之后将按照中央指示，在豫鄂陕更大的范围内作战，部队走后，陇海路潼关至洛阳段仍可能被国民党军占领，我们要准备与敌人开展游击战，建立自己的根据地与敌人周旋。而石门沟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在石门沟建立的根据地就可以很好地控制渑北，建立根据地的最主要条件具备了，还有最重要的条件需要我们去创造并克服，那就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
当时我们为了深入民心，从思想上发动群众，专门去走访贫雇农，通过发动群众，让大家明白，农民和地主是两个不同的阶级，地主是封建剥削阶级，农民是被剥削阶级，农民穷苦，不是命中注定的，是地主和国民党政府压迫剥削的恶结果，国民党政府是代表地主土豪劣绅的利益，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民主政府是代表广大农民和老百姓利益的，农民要摆脱贫困和剥削，必须要有共产党、抗日政府的领导和八路军的支持，要靠农民自己团结起来，开展对敌斗争，建立农民自己的队伍。
通过多次的走访和交谈，引导群众诉苦，讲述出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和苦楚，并在个人诉苦、集体诉苦的基础上成功地建立了许多农会小组。我们选了一个成熟的时机，在1947年11月20日在北坡附近的一个山窝窝里召开了反霸斗争大会。石门沟大大小小的村庄有二三十个，但只是两个行政村，人口不到两千。开会那天，除了不能动的老人和病人，几乎各村全体出动，不会走路的小孩，大人抱着，个个兴高采烈，像看大戏一样。会场中央主席台上坐着各村农会的负责人，区上的只有我和张文成，主席台周围沿山坡是列队的农民群众，刘冰和王超、王仲岐在靠主席台近处的群众中。大会开始后，押上了三个恶霸到会场，分别是赵沟村的赵安贵，中关后村的代行文，陈家圪塔的陈光策，他们一上台，人群中就有人激动愤怒地骂开了，有的人还说：打死他！打死他！诉苦的人们有老有少，不断从空场地聚集起来，三个恶霸被紧紧包围起来，人们有的边哭边说，有的先说后哭，也有的先打恶霸耳光再说的，人称“哑巴”的老农民对赵安贵的深仇大恨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说道激动的时候，他大喊了一声，举起镰刀，照着赵安贵的小肚子砍进去，眼看着形势是去了控制，我赶紧问刘冰该怎么办，他说不能泼冷水，最重要的是给群众鼓劲，于是我回到台上，与主持大会的老农民一起喊口号：打倒地主恶霸！农民团结起来当家作主人！主席台周围的人群也跟着喊起来了。接着，诉苦大会继续进行了。就这样一轮接一轮的诉苦，一轮接一轮的高潮，哭声、叫声、打骂声，持续了半天的反霸斗争大会，在喧闹结束了，这里的农民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次扬眉吐气，胜利了！但三个恶霸已经被打死。这是有点过火的行为，后来刘冰同志主动带头总结了这次教训，并在后来的反霸斗争诉苦大会上吸取了这次的经验，再没有出现过激的行为了。11月底，我们又“趁热打铁”对农会积极分子进行提高阶级觉悟的再教育。
几天后，从县委传来了消灭了王开基匪部的大好消息，王开基匪部是渑池一大害，他的消灭对后山几小股土匪是极大的震慑。当时潜伏在渑北的土匪有四五股，每股少的十多人，多的三十多人左右。土匪头目都是地主恶霸，都有国民党的政治背景，有的还是日伪时期的汉奸，这些都是坚决反革命分子，残害干部群众，十分猖獗。由于他们都是本地人，地里人情十分熟悉，夜聚昼散，很难对付，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是很大的威胁！当时，渑北成为渑池对敌斗争的安全后防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剿匪工作迫在眉睫。为此，县委决定，借用上级派来的民兵营的力量，加上县大队新建的百人武装队，在北部山区集中力量搜剿敌匪。
12月底，我们连续几次进行突击剿匪，都无所获。其中有情报不准原因，也有我们没有发动群众的原因。时间进入1948年1月。垂死挣扎的国民党政府为了切断我党黄河南岸与北岸两根据地的联系，从郑州一带调来了几个旅集结洛阳，陕西胡宗南部裴昌会兵团占领闵乡灵宝陕县后，先头部队已重占渑池县城，与东面国民党军邱行湘部已经连接，洛、潼之间的陇海路已经全部被国民党军重新占领。因敌军立足未稳，其魔爪还未及向铁路两侧伸展，但渑池国民党新任县长已经委派，地方土顽伺机活跃起来。段存、破头之间的土匪也更加活跃起来，豫西各县已经进入黎明前的黑暗，渑池的共产党人、人民政府和人民武装力量，迎来了严峻考验的时刻。
当时，通过战略调整以及军分区的支持，我们通过抓获一个土匪“舌头”，运用“奔袭伏击战”在1948年1月中旬，取得了剿匪成功，共歼敌百余人，还缴获了一些武器。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
然而随着国民党军裴昌会部在渑池陇海沿线逐步稳定，对人民政权和武装力量进行了“扫荡”，豫西的形势变得更加严峻，我们多次受到胡宗南部队的围攻，斗争形势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艰苦。
记得有一次，我们的一个营护送支前民工过黄河，在石门沟与敌人交火，战斗持续了一天一夜，最终把敌人打的丢盔弃甲落荒而逃，护送民工过黄河的工作也顺利完成。
在一次战役后，部队向山上进发，我因为身体不适，加上几天的急行军体力不支，整个人几乎崩溃，当时任绳北大队政委的刘冰同志让警卫员搀扶着我，总算没有掉队。
在我经历的几次战役中，“马跑泉战役”让我印象深刻。那是1948年2月21日佛晓，敌军对马跑泉进行突袭，给我们带来了严重的冲击，县委书记李仲敏被俘，四十多位同志牺牲，二十多名被俘共产党员被杀害，这次战役不仅让渑池势力损失近半，也严重影响了战士士气。
战火连天的革命岁月里，我目睹了我们的战士和刚刚翻身解放的农民兄弟不怕流血牺牲，舍生忘死的事迹，也看到一些胆小如鼠，革命意志薄弱，在革命的重要关头当了逃兵的人。
一九四八年，解放战争胜利捷报频频传来，我所在的洛阳地区，陇海铁路等地县相继解放，渑北土匪也不断被消灭。后来我被调入渑池县委，担任县委秘书，参与筹建了县委机关。
一九四九年，我从县委机关抽调到乡区负责土地改革工作。
这期间，我前后分别到了一、二、三区。
一九五一年期间我负责了英豪镇和千秋镇的土改工作，总结以前发动群众反霸土改的经验和教训，每到一处，我们便积极发动群众，宣传落实党的土地改革政策，斗地主，分田地，充分依靠贫下中农，建立村一级的红色政权，把工作做得扎扎实实，得到了广大群众和上级领导的赞扬。
（本文资料 由深圳鑫教育图书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新记提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