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知名学者。出生于1961年，曾任山西省作协《黄河》杂志社副主编，2007年被厦门大学破格聘请为人文学院教授。谢泳以知识分子、“五四”以来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研究而闻名，他的文章平稳舒缓，但在平缓背后隐藏着深沉的思想和个人风格，被摩罗誉为“现代随笔新三家”（谢泳、林贤治和余杰），著作有《逝去的年代》、《储安平与<观察>》、《清华三才子》、《血色闻一多》等。
2003年冬天，我在悉尼科技大学参加过一个“宪政与中国”的学术会议，记得我给会议的论文是《中国乡村自治制度的来源及实践》。因为要完成论文，我把平时收集的关于山西村治的史料找出来认真看了，恰好老朋友赵诚手里有一套完整的《山西村政汇编》，我也借来一阅。我的论文主要有两个意思，一是中国当前实行的村民自治制度，来源于阎锡山主政山西时实行过的“乡村自治制度”，二是作为基层民主实践，早年山西村治的主要历史经验是中国民主实践的宝贵遗产。
我祖籍并不是山西，但我在山西出生长大，工作至今，对她有非常深的感情，我一向认为这是我的故乡。我是1961年生人，我们这一代，已完全没有本籍和寄籍的概念，在何处出生在何处成长即把何处看成自己的家乡。
我对近代以来山西在中国的历史地位有相当高的评价，特别是对阎锡山主政山西历史时的正面经验，有自己的认识。我以为早年山西村治的实践，在近代以来中国的民主实践中，提供了很重要的中国经验。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村民自治的基本法规，是在彭真主政全国人大时完成的，彭真晚年对此非常热心，其心理动力即来源于他早年山西生活的历史记忆，这个判断可以从关于彭真的许多历史文献中得到应证。
一个对中国早期民主实践提供过重要历史经验的区域，在后来的历史中却变得非常落后，至少在中国的民主政治中，山西后来的历史没有提供多少进步经验。我把这一段历史，用“从劳模治省”到“秘书行政”来说明。
十多年以前，老朋友傅书华为《山西发展导报》编副刊，他约我写文章，记得我当时就写了一篇《劳模治省》，此文后来还受到了当时山西省委调研室主任李淳先生的批评，但我至今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
所谓“劳模治省”，我是这样定义的：
第一，1949年以后的山西，作为一种精英流动方式，它的重要官员来源以劳模为主。
第二，在此后中国的任何政治运动中，山西都有知名的劳模产生。
第三，在当代山西历史中，山西从来不犯“右”的错误，宁左勿右成为山西政治的铁律。不像河南吴芝圃、安徽曾希圣他们，搞过极左，但也犯过所谓“右”的错误。
在1949年后的山西历史中，特别是在此后的中国农村历史中，山西农村的经验对毛泽东的决策产生过非常重要的影响，我们今天阅读相关历史文献，从早期的互助组到稍后的合作化、高级社，从李顺达到陈永贵再到今天的申纪兰，这个轨迹非常清晰。山西历任主要省委领导中，劳模出身的人有相当比例。而过去，阎锡山本人是留日学生，他主政山西时，特别是实业界、教育界和政界以留日学生为多，官员的文化水准，今天望尘莫及。
1949年后，中国是一个依靠意识形态治理的国家，社会精英的流动，以“出身”和“政治认同”为基本原则，形成新的现代“门阀制度”。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精英主要以劳模面貌为自己流动的现实前提。虽然“劳模治省”是发生在中国当代政治中一种较为普遍的政治模式，但在山西相对其它区域要明显一些。
“劳模治省”的最大缺陷，我以为有两点：一是因为劳模本身以政治认同为基本追求，所以在政治上，劳模不可能独立思考，一般也不具备专业背景，通常以僵化和宁左勿右为基本行事风格，这成为山西政治的主流，代代如此。二是因为劳模本身并不以高深专业背景获得社会认可，所以在政治变动中起伏极大，这导致了山西政治的派别化。山西过去是以农业为主的省区，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先进的农村经验并不出在山西，反而出在江苏、安徽和四川等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山西农村是最出经验的，但历史证明这是弯路。那时高层非常重视山西经验，但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是毛泽东1949年后从没有来过山西，可能他对山西政治非常放心，不需要亲自来过问，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去过很多地方，但也没有来过山西。
一个半文盲的农民陈永贵，却被毛主席提拔为我国的副总理。
今天大家公认，在改革开放的历史中，山西是落后了。但山西落后的事实中包含什么样的历史教训，却很少人思考。比如山西的文化界，改革开放至今，它还主要是延安传统，而像湖南，改革开放后文化界基本是1957年的“右派”出任领导，比如李冰封、钟叔和、朱正、弘征等等，所以湖南风气大开，留下许多文化成果。
近年山西政治的一个特点是从“劳模治省”转到“秘书行政”。所谓“秘书行政”，主要是指山西的政治精英以出身“秘书”的人为多，虽然就全国观察这也是主要特点，但山西更为突出。
“秘书行政”的主要特征还并不是指凡有秘书经历的人就都是“秘书行政”，这里的“秘书”主要指给有相当身份的人作过“秘书”的经历。说山西现在是“秘书行政”，只是一个比喻，严格说，要下这样的定义，需把现任山西政治精英的出身用统计数字来说明，才更科学，但感觉有时候也能把握实质，山西政治精英中，秘书出身的人有很高比例，这是不争的事实。
我个人对“秘书行政”并不完全持否定态度。因为从西方高级文官制度的实践观察，一般说来，代表民意的官员多来自选举，而需要专业的官员通常还是要任命。从经验的角度观察，任命的好处一是重经验和实力，比较能体现不拘一格用人的原则，二是知人善任。任命的前提是熟悉，所以“干部来自熟悉”，在西方文官制度下，也是基本模式，它靠组阁来实现，流水的政务官，铁打的事务官，保证了行政的基本效率。“秘书行政”从正面评价，多少有一点类似于西方文官制度的色彩，我们的主要缺陷是制度不能保证它的公证性，容易出现新的任人唯亲，再加上中国干部制度只上不下的特点，所以“秘书行政”，处理不好会有非常可怕的后果。
“秘书行政”，比较显著的缺点也是它的致命弱点，是不具备创新精神，现在有专门研究“秘书”人格的，大致也是这个看法。长年的秘书生活，导致对现实政治的缺乏热情，缺乏改革冲动。
早年罗隆基就经常用西方经验提醒国人，最好的政府就是最好的行政，但什么样的政府才能保证最好的行政呢？人类文明的经验公认，民主政治下，通常才会有最好的行政。
从历史进步的角度评价，山西从“劳模治省”到“秘书行政”，总还是在进步，不过这个进步的方向是不是能导向更新的进步，这是所有关心山西政治的人所忧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