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总理在山西调研期间指出，晋商精神是华商精神的精髓，山西要挖掘好晋商精神这座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富矿。
如何理解晋商，如何理解晋商精神，本文将为读者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晋商特指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及其商业活动。
晋商是明清时期以山西为标志的商人群体，是从山西走出去的商团，曾经携领中国商业和金融革命，是拥有共同商人精神的山西商团。
晋商是一个群体——以山西为标志的群体
自古以来，山西地势险要，三面环山，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境内有山地、丘陵、高原、盆地、台地等多种地貌类型，身居国中，贯流而居，表里山河。早在春秋时期，山西大部分土地被晋国占领，故简称为晋。山西物产资源丰富，尤以煤炭闻名遐迩，地下资源的丰富程度可见在原始时代晋地的繁茂与生机。在黄河母亲的哺育下，依偎着母亲的山西大地上孕育了一批又一批的历史名人与悠久的文化古迹。如女皇武则天、名相蔺相如、狄仁杰，大文豪王维、王昌龄、柳宗元、白居易等，而古文物方面，则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上迄唐代，下至民国，各类建筑品质超群，蔚为壮观。其中，乔家大院、渠家大院、王家大院、皇城相府、曹家三多堂等都是山西民俗的杰出代表，这些磅礴大气又精美华贵的大院文化也彰显了晋商辉煌的历史,因此得来“地下文化看陕西，地上文化看山西”的美誉。良好的外部环境促使山西的经济一直稳健发展，直至隋朝时期，山西仍是全国的经济重地，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隋朝太原留守李渊从太原起兵反抗隋朝，李渊父子带领太原精兵强将在晋商的财力支持下一举夺取风雨飘摇中的后隋政权，618年，建立唐朝，七年后一统中国。这可以说是晋商最早以财力支撑政权的渊源，初显晋商在政治与商业方面完美结合的远见与卓识，晋商的发迹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封建政权的庇护。李渊称帝后对山西太原十分重视，认为这里是“龙兴”之地，此后，太原又称“龙城”，寓意黄龙诞生之地，兴旺发达。由于唐朝对山西的重视与喜爱，使得山西经济发展曾经居全国前列。
宋元时代是山西商人和徽州商人在经济领域的发轫期，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山西商人在宋辽之间的贸易往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元朝建立政权一统各国以后，随着元代驿站制度的完善，明代开中制的推动和茶路的延伸，物贸的繁荣，票号的新盛，晋商的商贸活动范围得以快速发展，直到14世纪中期，山西商人逐渐成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山西“经济符号”与“文化符号”。明代末年已经形成了“无西不成商”的影响力。清代则有“有麻雀的地方，就有晋商”的传说。
从山西商人做买卖的方式来看，它顺应着货物流通的规律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并且建立起良好的业内准则，只有达到标准的商人才能进入这个圈子，想要飞黄腾达，投机取巧是短暂的，最后只能葬送前途，祖上父辈传下的训诫也让继任者秉承着“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的传统，在重视互利共赢的同时，更重视在危难时刻团结力量救他人于水火之中等于拯救自己的古训，这是日后形成山西会馆的原因，也是晋商作为一个大团队持续辉煌下去的根本力量。商帮文化是晋商文化重要的方面，它以一种行业准则的方式，规范商人的行为，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缔造了晋商文化的辉煌。
自明清起，晋商作为一个群体真正走向全国和世界各地，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山西商人们在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因素中渐渐发迹，在走出山西，南下北上中，造就了一个伟大的商业传奇，开启了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历程。
晋商是一个团队——从山西走出去的商团
晋商是一个团队，一个从山西走出去的开放型商业团队。他们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开辟了一个又一个商业领域，成就了一个又一个商业城市；他们用自己的坚韧与担当，缔造了一段又一段辉煌；他们开拓与进取，行大道、重仁义，走出了一条晋商的成功之路。
晋商的成功之路，是一条走出来的“茶叶之路”。这一路历尽艰辛，洒下了晋商的汗水，埋没了铮铮白骨，留下了晋商的千古印记。在这500年中，风雨无阻、来往穿行其间的就是晋商商帮。在清中前期较为宽松的宏观政策下，晋商在对外贸易中取得了长足发展，旅蒙贸易与东北齐齐哈尔驿站以及通过蒙古草原通往新疆的商路等都是晋商用勤劳与智慧换来的丰硕成果，这一路上的艰辛与煎熬换来了丰厚的家业与富可敌国的美誉。
晋商不仅仅开辟了“茶叶之路”，河东（运城）、平阳（临汾）、泽州（晋城）、潞州（长治）、并州（太原）、平（平遥）太（太谷）祁（祁县）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经营的业务涉及盐铁、物贸、金融等诸多领域。
晋商的成功之路，是一条缔造中国金融业的创新之路，不仅缔造了中国早期金融业——票号，而且把票号开遍了中国的每一个城市和贸易可达之地，票号的全国性连接功能，有力推动了中国的跨区域贸易，票号的产生和发达，推动了中国经济整体上开始向商品经济迈进。
晋商是一个时代——曾经携领中国商业革命
晋商在明清时期引领了中国商业与金融领域的革命和创新。
著名金融史学家孔祥毅教授认为“清代中期的票号及其业务的开展可以说是当时的一大创举，也是中国银行业发展的雏形，是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矛盾解决的必然。其起源时间尚未定论，但由晋商创办在理论界基本取得共识，并在清代中期取得了长足发展，其分支机构遍布国内外，在日本、外蒙、新加坡、俄罗斯等国都有分支机构，国内其业务也延伸到广东、香港、乌鲁木齐等地。主要业务是异地汇兑和存贷款。其作用要远大于银号和钱庄，且银号和钱庄的业务范围主要服务于本地，而票号的业务遍布国内外，且票号还有代理国库和省库的作用，其对清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及对清政府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外国人曾统称山西货币商人的企业为“山西银行”。德国学者李希霍芬在同治年间多次在山西考察，在其著作《中国》中曾写到“山西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当时居于领导地位的金融机关——票号，掌握着全中国，支配着金融市场，可以说计算的智能劳动是该省的唯一输出的商品，这也是财富不断流入该省的原因。”晋商的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混合生长，有许多创新之处。晋商在金融领域一系列的创新制度对晋商商帮的茁壮成长添砖加瓦，为日后建立起宏伟基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步步的摸索探寻，融合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在实践的基础上寻找到一条独特而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
携领中国商业与金融革命的重任并不只是在金融领域的革新和创造，在国家竞争方面，晋商集团作为强有力的国家后盾和物质支撑为整个国家鞠躬尽瘁，竭尽所能保卫国家应得的权益。中俄《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的签订，打开了两国交往的大门，特别是《恰克图条约》的签订极大地促进了中俄贸易的发展，而晋商作为与沙俄贸易的主要商帮，从中获得了极大的利益，也为晋商的资本积累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在西方侵略者的贪婪本性与殖民主义倾向的预谋下，原本是良性贸易的晋商与俄商的利益争夺战最后演变为争取国家尊严的战争。侵略的号角已然吹响，在这一场与俄贸易的对抗中，晋商实力、才智以及对策都远胜俄商一筹，在坚持贸易战持续的过程中，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以及对外国列强的纵容让晋商在这场商战中惨败。虽败犹荣是对这次争夺战的最好诠释，晋商团结一致，出谋划策共同对抗侵略者，在几次拉锯战中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胜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是难能可贵的。晋商不仅成为了携领中国革命的一面旗帜，并且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晋商在危难之时，勇于承担的强烈民族责任感。
晋商在明清500年间，开辟茶路，建立商业规则，探索新的商贸与经营模式，带动商贸城市的繁荣，创立票号，不断创新金融工具和金融业务，构建管理模式，成为了中国商人和金融业的引领者和带动者，是中国明清时期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的主导力量。
晋商是一种精神——拥有共同坚守的商业精神
“诚信义利，开拓创新”的晋商精神，成就了晋商。
在以封建小农经济为主导的古代中国，从商被人诟病，总被认为是投机倒把之流，耍小聪明又不踏实勤劳。晋商扭转了当时社会重农抑商的思想，在重商立业的过程中，对子孙后代的道德教育更加重视，凡有实力的晋商家族对商业合作伙伴的德信义的重视上升到了原则性高度，若人品不好，道德信誉不强，即使双方能够合作获取最大利益，晋商也会遵守自己的处事原则，不会与之合作，这是重商立业的基本立足点。
诚信是商业合作达到长久的根本，只有值得信赖，才会有更多商机，才会有更好的发展前途。从开中制垄断盐业生意到旅蒙贸易再到中俄茶叶之路，从商场买卖到票号领域的创新，更可谓是开创了中国金融革命之先河，正是这种开拓进取的品质让晋商在明清五百年间不断进取，追求卓越。
晋商作为中国著名的商团，在中国商业历史上播种下了中国商业走向繁荣的种子——商人精神。
在晋商的传统观念中，同乡情谊十分深厚，对同乡也给予比外乡人更多的信任，因此在晋商发展兴盛的过程中，彼此互利共赢，诚信义利，同舟共济成为大家一致尊崇的信条。清光绪三年（1877），山西遭受了三百年一遇的旱灾，庄稼颗粒无收，许多人都因饥饿流落他乡或死在半路上，当时的清政府无能，腐败的朝廷无法担任救灾的重任，于是晋商扛起救灾重任，当时的大户人家乔家和常家最为倾尽全力。“常家在自身贸易萎缩至正常年景4%的情况下，捐出赈灾银3万两。另一个大户乔家的掌门人乔致庸当时已年逾八旬，但他亲自做出决定：第一，家中所有的人，无论男女老幼生活一律从简，灾年期间一律不许做新衣服，更不许吃山珍海味；第二，凡乔家堡的人，按人发给足以维持生活的粮食，直到灾年过去；第三，在街上设锅施粥，而且要求所熬的粥一定要达到“插上筷子不倒，解开布包不散”的标准。”乔家和常家只是救灾中的代表人物，整个晋商都参与这场救灾当中。“短短几个月内，晋商共捐银12万两。”这种同舟共济的作风是每个晋商大家族传承下的美德，家族中不论长幼尊卑都有礼节讲和气，从不趾高气昂，但凡在这一个大家族中奉献终身的仆人都会得到安稳丰足的回报来安享晚年。晋商这种“有难必帮，共度难关”的品格为世人所称颂。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晋商深知帮人就是帮自己，这种成人达己、同舟共济的精神也成为晋商传承的美好品质。
晋商 “诚信义利，开拓创新”的商人精神，不仅是晋商成功的精神引领，同时成为了中国商人的共同精神所在，正如李克强总理高度评价的“晋商精神是华商精神的精髓。”正是这种精神使得晋商不仅与徽商并称中国两大商帮，而且推动了中国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成为了缔造中国商人精神的商界领袖。
晋商的辉煌不是偶然的存在，而是必然的结果。晋商精神在其成长和发展的各个阶段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引领着晋商的行为方向，成为支撑晋商辉煌的内在动力。
2016-0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