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
梁启超曾称赞晋商是中国古代民营经济的代表，可以“夸于世界人之前”。从《乔家大院》到《走西口》，无处不彰显着晋商群体在明清两朝500余年历史上的超然地位。
那么，经营范围“上至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包的山西商人，最早是如何起家的？又是如何穿越危机成为天下第一商帮的？更重要的是，现今的企业能从中得到什么启示，从而更好地在商业活动中践行社会创新？
在长江商学院，社会创新一直是不变的关注焦点。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项兵教授提出，过去七十年的全球经验表明，单一力量和单打独斗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全球普遍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需要通过社会创新跨界整合多方资源，通力协作才能有效地解决。
不忘历史才能开拓未来，善于继承才有所创新。让我们跟随长江商学院朱睿教授、范昕宇教授、李梦军研究员的探索，从社会创新和商业向善的角度去观察晋商的兴衰，以期为今天的民营企业家提供新的思考与借鉴。
作者 | 朱睿 范昕宇 李梦军
来源 | 财新网
商业行为是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有了社会分工和生产物剩余之后逐渐产生的。
封建皇权下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以小农经济为主，在中央集权的需求下，人们逐渐固化了“士农工商”的排序，政府不断收拢商人的获利空间，对商人的行为举止也有诸多的限制。
对商人的蔑视直到唐朝才有了较大的改观。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海外贸易的扩张使商人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的提升。
到了宋朝，官员与商人之间的壁垒被打破，经商成为很多官员的副业，商人的后代也可以自由入仕。
到了明朝，经商致富的观念逐渐得到社会特别是士人的认同。
在明朝之前，给商人写墓志铭是件很不体面的事情，明朝大儒王阳明却为商人方麟撰写墓志铭，晚明名士李维桢也为浙江商人李汝衡立传，以表彰其乐善好施的行为。
社会观念的转变和商品经济的繁荣使商人开始作为一个群体登上历史舞台，依靠血缘和乡缘的商帮应运而生。
他们主动为政府和朝廷所用，将经商与社会责任、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在此过程中改变了自身的社会地位。
明清以来，中国各地先后涌现了晋、徽、陕、鲁、闽、粤、宁波等许多著名商帮，他们来自同一地区，共同经商，形成了统一的利益集团。
“商帮”既是一个经济地理的概念，也是一个商业文化的概念。从商帮的发展来看，成功的商人不仅需要不畏艰险的开拓精神，更需要与时俱进的管理智慧以及对自身社会责任的定位。
在所有的商帮中，晋商历史最为悠久、规模最大、实力最为雄厚。明代，晋商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商帮之一，并出现了许多大富商。跨越明清两代，晋商延续了500多年。
晋商全盛时期的商业范围甚至拓展到了俄国、欧洲，其商业价值富可敌国。随后晋商经营票号，几乎垄断近代中国金融业。
梁启超就曾称赞晋商是中国古代民营经济的代表，可以“夸于世界人之前”。晋商之所以成为天下第一商帮，不仅是因为他们富甲天下，更因为他们有着独特的商业智慧和良好的商德，以及以社会责任为己任的胸怀和担当。
不忘历史才能开拓未来，善于继承才有所创新。当我们从商业向善和社会创新的角度去观察晋商的兴衰，或许可以为今天的民营企业家提供新的思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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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中制与晋商崛起
山西自古以来人多地少，土地贫瘠不适合耕种，所以山西人不得不走出去寻找谋生的办法。山西人有文字记载的经商活动从春秋时期就有，但晋商作为一个群体的崛起，明朝初期实行的开中制至关重要。
明朝建国初期，为了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朱元璋在北部边关相继建起了9个关口。九边重镇中，以山西行省内的大同、宣府二镇规模最大，驻军最多，耗费军饷最多。
虽说明初在边防地区也实行屯田制，但由于北部边镇地处高寒地带，土地贫瘠，农作物产量极低，很难实现自给自足。
为了解决边关的粮草供应问题，1370年，朱元璋确立了“开中制”。简单地说，“开中制”就是将原本国家专营的“盐引”（就是盐的专卖权）交给商人，作为交换，商人必须运粮和其他军需物资到北方边疆，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厂支取食盐，再到指定的地区销售。
在开中制的机制设计中，明政府合理引导商人的逐利动机，实现了“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的目标，既能解决边区粮饷问题，又不劳民，也不让官府破费，同时还给了商人生财之道，是为让利益相关方都各得其所的激励相容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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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转型与变化中的不变
开中制的实施，使得在长期经商过程中积累了资金和人才的山西商人，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率先崛起，他们之间相互帮助，形成了以地域乡情为纽带的商业联盟，即晋商。
然而，明朝中期，开中制出现了严重的腐败。很多官僚显贵利用权势获得了大量盐引，然后转售给商人谋利。
1492年，户部尚书叶淇将开中制改革为“开中折色制”：商人不用再到北部边疆用粮食换盐引，而是在内地直接到盐运司用银两换取盐引。
对于已经囤积大量粮食，等待去边关兑换盐引的山西商人来说，开中折色的打击是巨大的。但这种变化并没有使晋商衰落，他们又找到了与北部少数民族进行边关贸易的机会。
在长时间走南闯北的经商中，晋商对全国各地的物产、风土人情都有充分地了解。他们抓住这些机会，成功转型。逐渐实现了由盐业贸易转为多元化业务经营，包括粮食、棉花、丝绸、茶、煤炭、铁货等。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对外国商人通商往来给予了一定的优惠，这对晋商的贸易经营是个很大的冲击。
危机之下，晋商纷纷开启新一轮向票号的转型。通俗地讲，票号就是最初形态的银行。票号产生以前，商人最头疼的问题就是，伴随着贸易额增大而带来的现金白银的携带和安全问题。
虽然可以让镖局保驾护航，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金运输的风险。这就迫使外出经商的晋商不得不寻求新的办法，具有异地汇兑和存贷功能的票号就应运而生了。
清代全国票号共有51家，其中43家为山西人所开。
1862年，因太平天国运动，交通被阻断，各省的京饷难以入京，清政府便将汇兑京饷的业务，交给了实力强大的山西票号。
《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签订后，山西票号更是承担了涉及款项的汇兑业务，成为了清政府的临时代理金库和总出纳。到了1906年，户部有三分之一的银两都存在了山西票号。
晋商之所以能够实现多次成功转型，离不开晋商长期经商过程中所积累的资金、人才、网络、信誉，以及在企业制度设计、内部管理制度上的创新。
以票号为例，晋商在各地设立分号，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网络。在政府没有票号法的情况下，办票号完全是自发的，没有任何审批程序，其经营行为也不受监督。
票号接受客户的真金白银，然后为其开一张并没有法律保护的汇票。这张纸能不能再换为真金白银完全取决于票号的信誉。
可以说信誉是票号的生命线，晋商多年来奉行的“以义制利”、坚守诚信，最终赢得了客户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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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网络与会馆慈善
如前文所述，明末清初社会上对商人的看法已经有了很大转变，拥有巨额财富的晋商逐渐成为地方基层社会活动的主要领导者。
这主要体现在他们对地方公共事务和突发事件的管理和应对上，包括民间的慈善救济活动。
“乐善好施”的好名声能帮助商人铺平自己的商贸道路，也能使刚刚实现阶级跃进的商人群体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另外，明清政府对商人慈善行为的鼓励也是商人慈善活动的外部催化剂。政府的奖励既有精神上的授予官职、颁发匾额，也有更实际的物质奖励如一些经商的特权。
晋商众多的慈善活动中，晋商会馆尤其出名，成为晋商文化的重要符号。在北京最早建商人会馆的是晋商，会馆最多的也是晋商。
据不完全统计，晋商在京建立的会馆至少有四十多处。
康熙年间，在九省通衢的汉口建立了山陕会馆。
乾隆三十年，在苏州建立了全晋会馆。
乾隆四十五年，在广东佛山建立了山陕会馆。
晋商把会馆的功能定位为“报神恩，联乡情，诚义举”，这些会馆关注同乡商人的生老病死，为同乡提供落脚之地，为失业的商人提供工作场所，还为客死他乡的商人提供丧葬之地，也会拿出部分利润资助同乡学子。
晋商还用组织的力量维护同乡或同行商人的合法权益。并通过制定共同的行规来规范制约不同的个体行为等。
如道光年间，北京市场上砝码不准。平遥颜料会馆设立公立标准行秤四杆，新量银码四块，每块重五十两分，作为标准分到四城公用，依靠行业会馆的力量规范了整个京城的颜料市场。
可以看到，在晋商从盐业到贸易，再到金融业的几次转型中，关键的底色在于强大的社交网络和由此带来的商人-商人群体，以及商人-政府群体之间的信任关系。
而晋商对于慈善的载体选择，也充分体现了其对优势资源的利用：会馆是社交网络的核心节点，是往来人群和信息的集散地，也是新人与老人，陌生人和旧相识的汇聚所。
以会馆作为慈善的“根据地”，不仅有利于效率，也更容易实现从受益者到传承者和未来发起者的转换，实现持续的激励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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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严与施舍
精通商道的晋商在善举的落地方面有着独到的心得，其中以常家在丁戊奇荒的善举为典型代表。
丁戊奇荒是清朝光绪元年至四年（1875-1878年）间特大旱灾饥荒，主要在河南、山西、陕西、直隶、山东，尤以山西最严重。
大灾面前，政府无力承担救济工作，地方政府只能调动民间富民力量来赈灾，因此晋商就与当时赈灾的江南宗族乡绅和外国传教士一起，成为赈灾的主力。（关于宗族乡绅的慈善分析，请见系列文章的第三篇：《从中国慈善史看商业向善与社会创新（三）：宗族慈善》）
在赈灾过程中，晋商常家历时三年，耗银三万两建造了一个精美的戏楼。一向勤俭持家的常家，为什么要在大荒之年修建一个本无大用的大戏楼呢？
原来这正是常家精心设计的救济乡里穷人的方法。当时常家同乡的许多人平常还是过着小康的生活，当灾年来临，他们很难放下面子去粥棚领取施舍。
常家深知这一点，并希望这些乡民能有尊严地接受帮助，于是就想出了盖戏楼的方法，让那些挨饿的同乡可以有自尊地吃下用自己劳动换来的一餐饭。
常家规定，只要能搬一块砖就可以管一天的饭。大灾持续了三年，而常家的戏台也修了三年。
常家的救助行为，已经超越了一般的物质救助，还考虑到了受益者的心理与尊严。对于受益者来说，是物质与精神上双重的帮助和尊重。
常家的行动也为如今的商业向善提供了一个新的问题，从激励相容的角度看，当受益者获得了更多的尊重，是否会更愿意在自己有能力帮助他人的时候伸出援手？
晋商常家的社会创新不仅温暖，也引发了我们更深刻的思考。事实上，在当代的慈善实践中，不仅呼唤对受益者心理与尊严的关注，私人捐助者与慈善机构之间的心理定位问题也在引发越来越多的讨论与关注。
传统意义上的老板-员工关系中常常涉及精巧的监督管理机制，同样地，现代的许多慈善基金会也大都采用专业化管理与精细化项目制申请的方式，力求保证捐助人的每一步款项的落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但是最近，在《经济学人》对美国近年来影响力和捐款数量最大的慈善家麦肯齐·斯科特的采访中，斯科特明确她将直接打款给慈善机构并不限定善款的用途，从而让践行善举的慈善机构工作人员们感到“光荣而有尊严”，而非一个在严格监督下不犯操作错误的打工者。其中对人的尊重，与晋商常家在一个多世纪前的大灾中的选择遥相呼应，异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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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晋商慈善的启示
晋商慈善的特色与晋商作为商帮整体的行事风格息息相关，体现出强烈的历史有效性和局限性。
一方面，晋商的兴衰与官商乃至官府紧密相连，以开中制为代表的政策利好成就了晋商的崛起，晋商在后续的发展中也离不开政府的扶持。
体验到有形之手的强大威力和在其庇护下的种种好处，晋商群体比其他商帮都更加重视与官府的互动，也更加重视自身社交网络的维护和拓展。
另一方面，高度依赖官府的结果是企业自身的竞争力不足，无法适应更加广阔的市场竞争。
投射到慈善事业中，以会馆为“根据地”的慈善模式无疑是发挥有效资源的典范，充分利用了晋商已有的强大社会网络，实现广泛高效的善举落地。
推而广之，在现代的慈善模式中，亦需努力寻找和定位慈善运营模式和发起人自身有效资源的交集，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更进一步，这也正是“商业向善”的理念作为一种重要社会创新的闪光之处：我们并不要求企业单纯地捐款捐物，而希望企业将自身的商业运营——尤其是商业运营中的优势——与可能的社会慈善效应结合起来，最终使得运营越出色的企业越能做好商业向善，而商业向善做得越好的企业也越能把自身的运营做得出色。
与此同时，作为商人群体的晋商在实践慈善过程中也充分体现出了“以人为本”的商业直觉，和一种在传统封建层级结构下少见的“平等思想”：常家在丁戊奇荒中以修楼为名搭建“温情的谎言”以帮助当地乡亲有尊严地“自食其力”，体现出一种超越时代的思想境界和人文关怀。
有趣的是，这种平等思想恰恰不是由传统精英序列中的统治阶层提出，而是由“士农工商”里常年被忽视的商人阶层，在平视洞察普通人的心理中得到。
这又给予我们两个启示：
首先，企业作为慈善乃至更广阔的商业向善与社会创新的主体具有天然的“本地信息”优势，企业更容易共情普通人的所思所想，进而更好地伸出援手；
其次，一个好的善举，不只是为了满足发起者的善心，也应该，以及更应该，对受益者注以温情的平视，带去不只是物质，也应该有精神的关怀。
毕竟，无论是商业还是善举，最终都是从人们中来，而到人们中去。晋商在一个世纪前所表现出来的人文关怀恰恰是当下流行的社会设计的核心理念，即通过赋予参与者主动性和充分表达的途径，整合有需求的人的智慧和经验，从而系统性地解决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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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激励相容与商业向善和社会创新
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下，第三次分配可否不仅惠及他人，也能惠及捐赠人自身，“予人玫瑰，不止手有余香”呢？
怀揣着这样的目标，我们试图撰写您现在看到的这一组名为“从中国慈善史看社会创新与商业向善”的系列文章，梳理中国慈善的历史，为今天的企业实现商业向善与社会创新的旅程，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要则。
系列文章的核心思想是“激励相容”理念，即一个良善行为的持续和存在，需要保证参与该行为各个组织或个体哪怕只为自己着想，同样有激励参与到行动中来。我们将以独特的“3+2”分析法研究典型慈善模式——即考察慈善模式中直接相关的三方：发起者、受益者、传承者，以及作为观察者的两方：民众与政府，在该慈善模式下是否激励相容。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创造未来。利用“激励相容”的思想框架，我们梳理中国慈善史的发展脉络，分析其中的典型模式，以帮助我们探索今天的企业如何实现商业向善与社会创新。
企业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向善，指的是企业家借助商业的力量解决社会问题，并通过创造经济价值而实现社会价值（即“因义而利”）。社会创新，指的是企业协同其他相关方（例如，政府，NGO）共同解决系统的、有挑战的社会问题。
慈善，商业向善，社会创新，这些无疑都是美好的事情。我们希望通过介绍“激励相容”的思想框架，鼓励人们不仅勇于追寻善，并且以一种别人愿意加入你的方式来追寻它。(Follow your passion, but do it in a way that others will join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