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是中国赫赫有名的大商帮！
尤其是大清时期，顺治皇帝亲封范永斗、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八家为“皇商”，正式拉开了晋商的百年辉煌大业。
山西这个地方，与内蒙交界，自古以来就是中原王朝的边关，因此，边境贸易就非常的频繁。
隋末天下大乱，李渊在太原起兵，就得到了一个大木材商人武士彟（yue）的资金支持。大唐建立后，他位列“太原元谋功臣”之一，官至工部尚书，封应国公。
武士彟，如果你没听说过的话，那他的女儿你一定听说过，就是李世民的武才人，李治的武皇后，中国唯一女皇帝，武则天。
宋辽金时代，山西这个地方被设置了多个“榷场”，专门来从事边关贸易，山西商人把中原的茶叶，丝绸卖给契丹人，女真人，把关外的皮毛，羊肉，山货进口到中原。
不过，这些都是小打小闹，晋商真正的崛起，要从明清时代开始算起。
明朝晋商：朱元璋的打工仔
大明建立后，蒙古人并没有被完全消灭，他们只是退出中原，退守大漠。
但是，蒙古人不甘心就这样在大漠里吹沙子，他们仍然怀念中原大地的繁华，怀念他们留在大都的宫殿，因此，他们时不时的会攻打过来。
为了防止蒙古人南下，朱元璋在北部边境，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设立了九个军事重镇，被称为“九边”或者“九镇”。分别是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偏头关、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
九个边关，每天需要消耗巨大的粮食，这些粮食，本地解决不了，都需要从南方运过去。
为了鼓励商人们往边关送粮食，朱元璋规定，凡是往边关送粮的商人，都可以拿到“食盐经营指标”。在古代，食盐是政府专卖的，是一门暴利生意，能卖上官盐，那就相当于家里有了台印钞机啊。
山西的晋商，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首先争取到了这一笔生意，而这个制度，在明朝被称为“开中法”。
开中法分为三步。
第一步：保中。
就是先搞个“招投标”，大明朝廷招标，各路商人投标，中标的人就可以揽到这门生意。中标后，就要按照朝廷指定的时间和地点，把粮食给运过去。
第二步：守支。
完成粮食运输任务后，晋商们就可以到朝廷去领一个“盐引”，就相当于80年代的“批文”，有了这个“批文”，你就可以贩卖官盐了。
第三步：市易。
拿到批文后，晋商们就可以到两淮一带去买盐，或者就近在运城买盐，然后运送到朝廷指定的地点进行销售。
所谓“垄断出暴利”，贩卖官盐，就是晋商挖到的第一桶金。
山西不是产粮地，大量的粮食要从山东，河南和江南运送，长途运输，运费是一笔沉重的负担，为了减轻这种负担，晋商开始雇佣农民，在山西境内开垦荒地，就地产粮。
这种做法，其实不新鲜，从秦朝开始，就有士兵在边关开垦土地，屯垦戍边，这种叫“军屯”，而晋商的做法，是商业行为，被称为“商屯”。
人口的涌入，土地的开垦，商品的流通，让大同，平城这些边关城市渐渐繁荣起来。
尝到了这种“官商合作”甜头后的晋商，不甘心就这样为大明打工，就开始出资培养读书人，让他进入朝堂，为晋商们争取更多的商机。
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张允龄。
张允龄早年丧父，是母亲一手拉扯大的，15、16岁的时候，他就开始走南闯北的贩卖货物，后来身家过百万。
他培养了一个好儿子张四维，嘉靖二十三年高中进士，进入翰林院，后来得到高拱的赏识，在张居正去世后，接任大明首辅一职。
隆庆年间，大明与北方的蒙古进行议和，结束了多年的对峙状态，双方开通边关贸易，九边的作用被削弱，也不需要太多的粮食供应了。
因此，“开中制”进行了改革，不再用粮食来换取“盐引”，而是直接用银子来换，其实就是拿银子来买“买盐指标”。
卖盐是暴利，当然不止晋商一家盯着，以前晋商们凭借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可以很方便的向边关供应粮食，以此来换取“盐引”。现在，这个优势没有了，只要给钱，谁都可以获得“盐引”。
因此，晋商获得的“盐引”份额也下降了不少。
不过，此时的晋商，也不在乎这点份额了，在多年的贸易生涯中，他们贩卖的商品已经扩展到其他品类，而且，他们交易的对象，也不再是大明的边关，而是关外的女真人和蒙古人。
随着商业资本的雄厚，晋商们不再满足于给大明当“打工仔”，他们想谋求话语权，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源。此时，已经在关外独立的女真人，敏锐的捕捉到了这一点，开始积极拉拢这些晋商。
清朝晋商：满洲人的合作商
万历四十四年，统一了女真各部的努尔哈赤，正式建立“大金”，自称“可汗”，定国号为“天命”，发布了“七大恨”讨明檄文，正式打响了反明的枪声。
为了平叛，大明派出四路大军，与努尔哈赤在“萨尔浒”进行决战，结果，努尔哈赤以区区几万人，打败了明军46万人，一举奠定了“后金”在关外的地位，从此以后，形成了大明，蒙古，后金并立的态势。
边关大战，正常的商贸受阻，那么，民间的贸易走私就开始发展，晋商，再一次凭借着地理位置，获得了这个商机。
女真人长期居住关外，生活物资匮乏，必须的铁器，粮食，都要从关内运输，努尔哈赤与大明开战，正常的贸易被掐断，如果没有关内的物资支援，他们撑不过三五个月。
此时，晋商悄悄的与女真人建立了联系，把关内的粮食，铁器卖了出去。天命三年，努尔哈赤接见了16位在辽宁，抚顺经商的晋商，给了他们一大笔钱，委托他们到关内采购物资。
可以说，在大清与大明的战斗中，晋商就是大清的“后勤部长”，源源不断的把物资给大清输送过去，甚至，他们还顺带贩卖“情报”，把大明的军情，卖给女真人。
1644年，清军入关，占领中原，晋商的腰杆子也硬了起来，再也不用偷偷摸摸的做贸易了，为了感谢这些晋商，顺治皇帝还特意宴请他们，甚至要封他们当官。
但是，没有一个人敢答应，毕竟，他们的行为是“通敌与资敌”，这种事儿，见不得光。后来，顺治就封他们为“皇商”，隶属于内务部，专门做皇家的生意。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八大皇商”。
大清的建立，晋商是有大功的，那就相当于是“大清集团”的一个小股东，因此，在大清朝，晋商的地位非常高，有什么生意，皇帝第一个想到晋商。
比如，康熙平准葛尔的时候，晋商范毓滨就承包了整个后勤生意，赚的是盆满钵满。从此以后，晋商获得了对蒙古，俄国的外贸生意权。
在大清朝廷的支持下。晋商开辟了一条从山西，跨越长城，到蒙古库伦，再到莫斯科，最终达到欧洲的一条商道，被称为“北丝绸之路”。
从明朝郑和下西洋后，大量的白银涌入中国，银子和银锭，成了商品交易中的“钱币”。但是，这种钱币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那就是很重，拿一两个银锭出门还是可以的，如果要大量采购物资，那光银锭就得带满满几大车，既不方便，也不安全。
在这种情况下，“镖局”就应用而生了。
但是，即便是有镖师的保护，这么多银子，难免会遭到山贼强盗的眼红，为了钱，这些人是敢拼命的。
当时在平遥县，有一个“西玉成颜料庄”，生意做的非常大，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开有分号。
在北京分号当掌柜的“雷履泰”，发现了一个现象，经常有同行来他们这里，存入一笔银子，然后到四川或者天津的分号再取现银。这个行为，就是我们现在很常见的“异地汇兑”。
一开始，是本着朋友之间互帮互助的原则，没有收取任何费用，后来，来办理这个业务的人越来越多，就开始收取一些手续费。雷履泰意识到，这是一门生意，而且，是一门大生意。
回到平遥，他向老东家汇报了这个情况，成立了一个“日升昌”票号，主营汇兑业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嘉庆皇帝还亲笔题词“汇通天下”。
就这样，晋商从实业开始转型到金融业。
在日升昌的示范效应下，山西涌现出了一大批的票号，业务遍布全国，甚至还在朝鲜，日本，俄罗斯，东南亚开设了分号，开始汇兑全球了。
而且，在票号的运作中，也出现了一些“现代企业管理”的萌芽。
比如，出现了股东制，由几个大的晋商联合出资，共同发起成立票号；比如职业经理人制，老板只出资，不做日常管理，由专业管理人才来管理，而且，本家族的人，不能在票号中任职。
可以说，票号的出现，把晋商的发展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毕竟，玩实业，赚的是辛苦钱，玩金融，才能真正的赚大钱。
一开始，晋商票号吸引的，仅仅是一些大商人的资金，但是，这些资金毕竟有限，于是，晋商就把目光盯上了大清朝廷的国库。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大清的南方丢失，关税，粮税无法正常的转运到北京，这个时候，晋商的票号开始大展拳脚，他们在南方吸收大清的税银，然后在北京汇兑，方便了朝廷的同时，也数钱数到了手软。
从此以后，晋商的票号，就成了大清制定的“央行”，所有的税款，库银基本上都存在晋商票号中，有国库税银在，晋商的资金流是相当的充裕，存款，提款，相当顺畅，从来没有拖欠，因此，晋商票号的名头也打响了。
正是因为晋商票号的名头像，大清各级官员们的不义之财，也都存在了晋商票号中。
能开票号的，也都各有后台，比如，蔚盛长票号的后台，是庆亲王奕诓；百川通票号的后台是张之洞；协同庆票号的后台是董福祥；大德通票号的后台是赵尔巽和庆亲王；三晋源票号的后台是岑春煊。
这些人，全部都是大清的“一号人物”，权力中枢，跺一跺脚，都能让大清一哆嗦。
1900年庚子事变后，慈禧路过山西，乔致庸盛情接待，并慷慨的拿出30万两银子供慈禧花，他这笔投资没白花。
慈禧回到北京后，制定晋商票号为庚子赔款的承办人，全国各省上交上来的庚子赔款，都要送到晋商票号中。
甚至，在大清朝廷揭不开锅的时候，晋商票号还给朝廷贷款，光1911年一年，就贷给了朝廷1200万两银子。
可以说，晋商的发展，是与大清朝廷深度绑定的，大清兴，晋商兴，大清亡，晋商亡。
1912年，宣统皇帝宣布退位，大清亡了，民国上台了，晋商也快速的消亡，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民国晋商：新时代的落魄户
进入民国以后，晋商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再也没能重现往日的光辉，也没能重演当年明亡清兴时候的故事。
关于晋商的消亡，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太平天国运动后，以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等汉人大臣为主的官僚，开始占据朝堂的主要位置，他们大力发展洋务运动，开展新的实业，引入外国机器，设备，技术，人才。
在这个大的时代浪潮中，晋商没有及时转型，拥抱新的商机，而是固守旧业，不思进取，因此被新兴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盛宣怀等人替代。
这也难怪，晋商手中有票号，做朝廷的生意，躺着就把钱给赚了，谁愿意起来费那个劲儿。
第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大清与列强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其中除了赔款，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允许各国在中国经商，而且还免税。
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人开始进入东北，抢走了晋商在“北丝绸之路”上的茶叶生意。而且，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外国船只可以随意进入中国的长江流域。
他们直接开着船到长江流域去收购茶叶，然后从上海出去，沿海北上，到天津卸货，然后再运送到欧洲，这个成本，可是要比晋商走陆路，要少很多。
时任两广总督刘坤一在给朝廷的奏折里就说：
“自（武汉汉口）江海关通商以后，俄商在汉口开设洋行，将红茶、砖茶装入轮船，自（长）江（天）津，由（天）津运俄（国），运费俭省，遂将山西商人生意占去三分之二。”
从此以后，在中国的北部边境，中俄，中蒙之间的贸易，就由俄国人控制了，为此，他们还专门修了一条“西伯利亚大铁路”，贯穿东西，承担运输功能。
第三，清末时期，外资银行开始进入中国，抢走了不少票号的生意。比如天津对上海每年有1000万两的棉纱款汇兑，以往都是由晋商票号承担，外资银行进来后立马抢走了500万两的份额。
1905年，慈禧搞新政改革，决定成立“户部银行”（中国银行的前身），指定由晋商们来组建。
原本，这是晋商票号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机会，可是，晋商老板们看不清形势，居然决绝了朝廷递出来的橄榄枝。
这些老板们，常年居住在山西的县城里，对于外面的形势变化，没有深切的感受，但是，作为职业经理人的票号总经理们，却是深有感慨。
他们对外资银行进行了深入了解后，发现中国的票号，已经是非常落后了，不能适应新的金融也的发展，于是，1908年，在山西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的带领下，众多的票号职业经理人一起联名要求老东家们，赶紧成立自己的“山西银行”或者“三晋银行”。
很遗憾，这个要求，还是被否决了。
在晋商老板的眼里，朝廷，已经是最大的金主了，还有人能比朝廷大吗？晋商票号，垄断着朝廷的金融命脉，这还不够吗？
民国以后，各种外资银行和本地银行快速发展，一举吞掉了票号的市场份额。
第四，清末战乱，朝廷倒台，晋商没有了朝廷的撑腰，立马就成了待宰的羔羊。
中国人有很深的土地和房子情结，晋商也不例外，他们赚到银子后会把它变成土地和房产，所以，现在山西有乔家大院，王家大院。
但是，战乱一来，再多的土地也是浮云，军阀一门大炮打过来，土地没了，房子也没了，没有任何东西是你的财产。
其次，大清倒台后，票号的债主们就开始赖账不还，票号大量的应收账款收不上来，而随着局势的不稳定，大量的客户又着急把钱提出了，形成了挤兑潮。
大量的票号破产，老板们跑路的跑路，跳井的跳井，沦为乞丐的也不在少数。
当然，晋商们也不是全部都覆灭了，还是出了一个有名的人物，就是孔祥熙，他就是看清了形势，拥抱新生的民国政府，成为“四大家族”之一，攫取了巨额的财富。
晋商的发展之路，是典型的“红顶商人”之路，他们的发展，是和大清朝廷深度绑定在一起的，而历史上，红顶商人，没有一个好结局的。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他可以让你一夜暴富，也可以让你一夜身亡。资本，就是资本，老老实实做生意，不要总想着和权力绑定。
一旦权力丧失，资本迎来的就是致命暴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