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宁镜诚
提起张爱萍将军，国人对他的印象都是为人谦和，谈吐儒雅，易于共事。可在原则问题上，他从不妥协。
对于触及原则的事，张爱萍不怕得罪人，敢于直抒己见，掷地有声。
我国改革开放后，政府向企业放权，中央向地方让利，军费遭到削减。为了弥补各项经费的缺口，军队需要自筹解决。
以此为背景，以盈利挣钱、弥补经费不足为目的的军队经营性生产逐步发展起来。
对于军队经商一事，张爱萍始终持反对态度。他痛批军队经商隐患说：“军队经商的目的是为了以军养军，我不否定这些同志的出发点。但要害不在这里。不是个养不养得起军队的问题，而是用这种方式养出来的，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是人民可以信赖的军队吗？是在外敌入侵时能够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军队吗？”
在张爱萍看来，提倡部队做买卖赚钱，无异于自毁长城。
可是，张爱萍的观点遭到一些人的质疑。直到1998年7月，人民解放军和武装警察部队高级干部会议上，江同志做出重要决定：“军队一律不得经商。”
在此期间，张爱萍对于军队不得经商一事，可谓呕心沥血。
张爱萍将军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性格，和他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
一、
1910年1月9日，张爱萍出生于四川达州。他16岁参加革命，两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19岁那年参加了红军。
张爱萍参加过红军反围剿斗争，走过万里长征路，还在枣庄协助李宗仁指挥台儿庄战役。建国后他创建海军，领导指挥国防科技、两弹一星、军事装备等重要工作，还分管过军事外交工作，成绩卓著。
张爱萍的一生可谓战功赫赫，有人曾统计他一生创造了56个第一：创造我军第一支海军；组织指挥我军第一次陆海空诸军兵种渡海登陆作战，解放一江山岛和大陈列岛；组织指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毫不夸张的说，这些都是可以载入史册的伟大贡献。
可无论做什么，张爱萍都秉持着坚定的信仰和原则，他曾说：“从参加革命那一天起，我对自己的信仰就是坚定的。一个共产党员只有为党为国家为人民报效终生的义务，没有为自己争取任何名权利的权力。”
正是因为凡事都以国家和人民为重，张爱萍做起事来光明磊落，在原则问题上，他更是从不妥协。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决定让张爱萍参与领导两弹一星的工作。
1962年，身为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总指挥的张爱萍这样说道：“我只知道手榴弹，哪懂什么原子弹。中央把任务交给了我，我就要想办法坚决完成。”
在他看来，外国人能做成的事，我们中国人也能做成，而且能做得更好。张爱萍评价自己说：“我这个人，历来就这样，只要应承了的事，不管高低贵贱，苦乐难易，拼了命去做，一定能做得最好。”
张爱萍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他先是请刘西尧等几位知识型领导作助手，又拜朱光亚为老师学习专业，再请教钱学森钻研科技知识。不仅如此，他还向邓稼先、程开甲、孙家栋等专家虚心求教。
程开甲院士后来回忆那段经历说：“张爱萍是一位一诺千金，能干大事的领导人。原子弹试验的队伍，如果没有这样一位大将挂帅，一切很难如此顺利”。
由此可见，众人对张爱萍的认可。
张爱萍不仅执行能力强，对于科学家们的身体健康也十分关心。
1985年8月的一天，邓稼先向张爱萍汇报工作时，后者见邓稼先的气色不太好，于是劝邓稼先去医院检查。
“我现在就给你联系”，说着张爱萍就拨通了301医院的电话。
因为手头还有很多工作，邓稼先推辞道：“我还没有汇报呢。”
张爱萍问：“有什么急待解决的问题吗？”
邓稼先说：“没有。”
张爱萍坚持说：“现在就去医院，我陪你去，坐我的车，有话车上说。”
尽管邓稼先再三推辞，但张爱萍还是陪他去了医院。经过检查，邓稼先已经患上了直肠癌，属中期偏晚，且已有转移。
见此情形，张爱萍指示马上住院，并亲自审定了治疗方案。后来，邓稼先手术时，张爱萍一直在医院守护，这让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感动不已。
许鹿希说：“张爱萍对部下关心是真心实意的，他曾柱着手杖，爬上了二层楼到我家看望我们，我们全家都很感动。他当时坐过的沙发及房间的摆设，我们至今没有动，也不想动，就是为了怀念他，记住这份情谊。”
二、
镜头回到军队经商一事上。
从历史的角度上看，我军曾先后3次从事较大规模的生产经营活动，但都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
我军从事的3次大规模生产经营活动分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三年困难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的生产经营活动。
正如上文所说，张爱萍对军队经商一事始终持反对态度。尽管他的看法备受质疑，但他仍坚持自己的意见。
1985年3月14日，张爱萍曾写道：“我自己长期以来，有一句警告自己的话：‘勿逐名利自蒙耻’，不知以为然否？请恕直言！其目的，不外望国防科技战线的同志发扬国防科技战线的优良传统而已。”
张爱萍希望军队发扬优良传统，保持为人民服务的初衷，维护人民军队的本色。
一年后，军委召开的一次谈党风的座谈会上，时任济南军区政治委员的迟浩田在发言后，收到张爱萍递过来的一张纸条。上面写道：“勿逐名利自蒙耻，要辨伪真羞奴颜”；“破世俗一尘不染，立高洁两袖清风。”
迟浩田知道，这是张爱萍将军对自己的期许。
1987年，张爱萍将军从军委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对新任总参谋长迟浩田说：“军队经商，历史上有过惨痛教训。清朝的八旗军原来英勇善战、所向无敌，但后来无论是面对英法联军，还是在甲午之战中面对日军，或是面对八国联军，他们都打了败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八旗军入关之后，不少将领参与经商，贪图享受，军队不练骑射，不务正业。”
到了民国时期，不少军阀也纷纷经商。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每逢战事，他们满脑子想到都是自身的利益，打胜仗的信念全无。
张爱萍对于军队不得经商一事，可谓呕心沥血。
通过对历史的分析，他总结道：“我们不能忘记这些历史教训。军队的职能是打仗，搞经商必然涣散人心，瓦解斗志，导致与民争利，影响军民关系。我们决不能干这种自毁长城的事。”
军队经商一事，很快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
三、
1989年11月20日，江同志就在会议上严肃地强调这一问题，他说：“从总体上来说军队搞‘自我发展’、‘自我完善’是行不通的，我一直是不赞成的。军队不能走自己养自己的道路。如果把精力都放在经商赚钱上，这样下去是非常危险的。”
此言一出，掷地有声。我军从此揭开了逐渐废止军队经商的序幕。
1993年9月19日，中央军委作出军以下作战部队不准经商的决定。在《关于整顿改革生产经营的决定》中要求：“从党和国家的全局利益出发，从军队的长远建设出发，下决心对生产经营进行整顿改革，理顺关系，兴利除弊，保证军队生产经营健康发展。
截止1995年1月，军以下作战部队的企业，大军区级和副大军区级单位司、政、后勤等机关所办的企业，三总部二级部所办的企业，按规定实行集中统管。各部队外派从事劳务的兵员、装备已全部撤回。
据权威数据统计：全军原有企业15327个，从业人员86万多人。通过整改，企业减少6238个，占总数的40.7%；人员减少6万多人。
1998年7月22日，江同志在给张万年、迟浩田等人的信中写道：“军队必须停止一切经商活动，对军队所属单位办的各种经营性公司要立即着手清理。要雷厉风行，当然也要工作细致。”
正是那一年，江同志在人民解放军和武装警察部队高级干部会议上宣布：“军队和武警部队对所属单位办的各种经营性公司，必须认真进行清理，今后一律不得继续从事经商活动。”
时任我军副总参谋长的熊光楷对江同志的这一决定十分支持，他称赞道：“这需要远见卓识和勇气。”
江同志讲话之后，时任总参谋长傅全有说：“每个单位和每个干部无条件地执行江同志的新命令。”
熊光楷后来回忆说：“因为军队是令行禁止的军事组织，所以对江同志的反经商、反腐败的政策的执行比在其他领域要迅速得多。正是这样，江同志的整个反腐败运动得到积极的推动。军队开展这样的反腐败运动为在其他部门迅速推行反腐败树立了榜样。”
就这样，截止1998年12月，军队共向国家和地方政府移交企业2937个，总资产804亿元、净资产241亿元，从业人员20.9万人。确定撤销企业3928个，总资产151亿元、净资产64亿元，从业人员10.4万人，已全部停止经营活动。
我军坚决执行了1998年年底前军队、武警部队与经营性企业彻底脱钩的战略决策。
从后来军队的发展来看，军队不经商为全军部队战备训练水平和实际作战能力的提升奠定了扎实的基础。遏制了贪污腐化、挥霍浪费的发生，有力地维护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政治本色，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
随着军队不得经商地顺利执行，推动了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打击走私、惩治腐败的专项斗争，进一步维护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提及自己所做的工作，江同志说：“15年来，对小平同志的重托，我是尽心尽力，尽职尽责的。对于这份责任，我是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来对待的，从不敢懈怠。对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对军队的建设和发展，可以说是夙夜在心。”
文章末尾，笔者想起2003年7月18日，江同志为追忆张爱萍将军写过的一首词《蝶恋花·忆爱萍同志》：往事如烟思几许，百战千征，碧漠英雄路。侠骨蕙心松柏树，修毫挥作青霜赋。人世萍合终盼顾。桂月黄灯梦里常相诉。寂寞兰英香无数，春风总送琼花露。
参考资料：
1.为人顶天立 豪气逐风云 忆张爱萍同志的几件事——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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